这帮一腔热情的学术屌丝啊！
从元旦到今天，751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号：PlateauWild （野性高原）。八个月来，12位作者写了25篇文章，平均每篇阅读量一千多。这帮一腔热情的学术屌丝啊！愿保护之神降福于他们！
2013年4月30日，我在拉萨的青唐酒吧第一次见到燕山亭。那时候青唐是个破烂小酒吧，门里摆着低矮的桌椅，一个长发的姑娘抱着吉他弹唱。这似乎是喝啤酒的好地方啊！燕山亭却问了许许多多关于有蹄类种群调查的问题。
我数过羌塘的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野牦牛，也数过三江源的岩羊，深知数数这么简单的活，其实不容易。更难堪的是，燕山亭还问我在羌塘做的博士论文。他当时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羌塘项目工作。我们滔滔不绝地聊了许多关于有蹄类调查和研究的想法，简直就是把知道的零碎都一股脑扔出去了。
没想到我们后来有很多交往。2015年夏天，燕山亭和便便从拉萨驱车到玉树的杂多县，加入我和拜伦在扎青乡的雪豹调查。WCS计划在羌塘开展雪豹的调查，两人想看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玉树是怎么做的。去年11月份，夏勒博士想考察昆仑山东段布尔汗布达的雪豹。他俩又带着北京吉普来参加。哦，就是我现在借来在青藏跑野外的绿色越野车。
图1. 燕山亭。
不过交流最多，是今年元旦以来，我们一起弄了个微信公众号：PlateauWild，野性高原。这是受了“政见”的启发：“拆掉知识的高墙，让普通人读懂社科学术研究，接触靠谱思想资源。”一句话，靠谱地谈论中国。依样画葫芦，我们希望“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一开始定下来的计划是：每周一篇文章，基于已发表的文献，讨论跟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问题。同时，也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敦促自己定期学习。
从2005年至2010年，我断断续续地在羌塘呆了很长时间，了解藏野驴和家畜的冲突。这是乔治·夏勒建议的研究课题，老人家给我写了详细的建议。然而，我并不是好学生，博士论文做得不好，倒是涉猎了相关的文献。Mishra Charu团队在印度北部拉达克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是青藏高原的模板：环境设定、文化背景和面临的问题都很相似。因此，PlateauWild的第1、第3篇文章，便是编译自Charu团队的工作。《斯皮蒂峡谷的家畜》讨论家畜如何导致野生有蹄类的灭绝，《拉达克的藏野驴》则回顾藏野驴如何成了牧民的眼中钉。
我在羌塘数藏野驴的时候，我的师妹张璐在青海湖边数普氏原羚。娇小的她常常被当作中学生，却有坚韧的意志力。她带领师妹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数清楚了青海湖边的每一群普氏原羚，用的是最最吃力也最有效的平行样线。普氏原羚可能是青藏高原第一个陷入绝境的野生有蹄类，张璐致力于证明密集的围栏对普氏原羚的影响。这便是第2篇文章，《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毕业之后，张璐远赴北美，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秦岭的大鲵（娃娃鱼）。
燕山亭是个半路出家的家伙。他人大商学院毕业之后到华为干了十年。2011年跑去给WCS当志愿者，直接被扔到羌塘。显然他是个帅哥，还知道怎么展示自己的帅。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他在野生动物生态学上的追求。商界的磨炼，可能使得他的职业精神要比一路念书的书呆子如我要好得多。2013年，他争取到机会，跑去伦敦帝国理工读硕士，研究气候变化对野牦牛栖息地的影响。今年一月份，他着手全面回顾野牦牛和藏羚羊的研究和保护现状。这便是第3和第5篇文章，《野牦牛：看不到尸体，不等于安全》，《藏羚羊：中国最后的有蹄类大迁徙》。
2015年年底，领着我和燕山亭在北京朝阳区搜索酒馆、并讨论微信公号的，是燕山亭的同事梨树。她清华毕业之后便到WCS工作。相比燕山亭，她有正儿八经的机会师从Joel Berger研究野牦牛，在蒙太拿大学接受野生动物研究的熏陶。然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为野生动物贸易问题努力。我邀请她回顾藏羚羊绒的来龙去脉，这边是第6篇文章，《高原纤之殇》。梨树同志如今也得其所哉，在南中国忙得腾不出手再写一个文章。
图3. 梨树。
推送《高原纤之殇》时，我已经在南极半岛的游轮上了。2015年最后一天，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毕业之后工作了四年半的本土NGO——离职，恐慌中找了个临时的工作，到一艘大船上当导游。从一月底到三月中，在南极半岛游荡，看了许多美境，见了许多动物，却被海水浇了手机，断送了继续推送文章的指望。其实在船上也有点累，顾不上折腾微信公众号了。
3月17日从南极回来，掂量手头的文章，只有登船之前给《中科院科学报》写的《生于青藏高原》。编辑胡珉琦同学费心做了许多删节，才塞进报纸的版面——显然是我抒发太多了。在这篇文章里，讲了野牦牛、雪豹和普氏原羚这三个物种的故事。其实想说的观点很简单：要保护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一是管护好无人区，二是在野生动物与农牧业的交错地带缓解人兽冲突。
人兽冲突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政府和民间机构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全球范围内也在缓解人兽冲突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PlateauWild推送了5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燕山亭写了2篇：第8篇《猛兽的价格》，讨论经济干预手段的效用；第25篇《人与猛兽的共存：群落生态学怎么说？》，介绍欧洲研究人员对大型食肉动物与人类共存问题的思考。我翻译了2篇：第9篇《格日的手段》，根据食肉动物捕食的步骤，逐一讨论如何预防食肉动物捕食家畜，不过文章起了个文艺而莫名其妙的标题，于是阅读量沦为最低；第21篇《分担人兽冲突的成本：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挑战》，2005年对野生动物肇事补偿问题的综述，虽然是十年前的思考，却仍未过时。
还有1篇是梦姣写的，第19篇文章《暗夜微光》。梦姣是我原来在山水的同事。两年前我琢磨介绍高原相关的生态学研究，找了Joel Berger研究和保护叉角羚的案例，梦姣毛遂自荐编译成中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哺育了一批拥抱保护理想的年轻人，比如就有兴趣翻阅研究论文。梦姣今年也离开了山水，加入保护国际的淡水项目。看到东非少年用简易工具防御狮子袭击家畜的故事，梦姣又一次毛遂自荐。她期望鼓舞藏区的少年，也如那位马赛少年一般，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
农牧民如何参与保护，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另一个大话题。保护的思潮或许源自西方，生态保护工程自上而下，而佛教尊重、爱护众生的教诲，藏区农牧民已践行了千百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机构和政府就在尝试农牧民参与自然保护的实践。到2011年国务院通过三江源综合生态试验区，保护以“农牧民为主体”更是成为主流话语。
于是，PlateauWild也推送几篇有关社区保护的文章。第10篇《瑞士牧民怎么保护高山牧场》的作者是李黎。2004年，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在成都见过利索能干的李黎姑娘。她长着可爱的犬牙，笑起来亲切动人。她在保护国际工作多年，推动川西和年宝玉则的社区保护。我猜她不满足于旁观对自然的解读，决定跑去德国上博士，研究气候变化对年宝玉则鸟类群落的影响。在欧洲时了解到瑞士牧民的做法，便自告奋勇撰文。这篇文章阅读量超过四千，迄今最高。
今年4月份，我到玉树帮青海UNDP-GEF项目的社区共管项目跑腿。这个项目，甚至三江源的许多社区保护项目的理念，多多少少都可以追溯到措池村。在措池村协议保护项目开始之前，我有幸协助哈希·扎西多杰做了一次野生动物调查。当然，措池村后来的进展，很遗憾，我只是旁观者。
倪玖斌也是旁观者，不过他是有见识的旁观者。那时候他还在西南财政大学念博士，同时参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山水邀请他梳理社区保护的脉络，总结一些案例的经验，其中一个便是措池村。第13篇《措池之路：青藏高原社区保护的缩影》便是玖斌书中的一章。我印象中他是个犀利而温和的人，带有少见的以前那种知识分子的气度。他毕业后却跑到四川乐山的八月林卖茶叶去了——踏实从头耕耘一个社区的保护。
在措池的一点工作，以及后来我在山水的工作，都涉及到野生动物监测。几乎每个动物保护项目都会谈到野生动物监测，作为项目的标准配置。然而严格来说，几乎没有哪项监测工作是完整的。在山水的时候，吕植老师敦促过我多次，写写社区监测的总结——我终于没写出来。今年五月份，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写，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这便是第14和15篇文章: 《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监测（1/2）：谁是靠得住的人？》，由我执笔，讨论科学家、农牧民和主管部门在监测中的作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监测（2/2）：新工具靠得住吗？》，由燕山亭执笔，讨论红外相机、无人机等工具在监测中的前景。
然而论起社区保护，非洲确实是先行者。2014年3月，夏勒博士牵线搭桥，山水组织几位员工去肯尼亚大裂谷参观了非洲保护协会的工作。我、倪玖斌，还有何兵参加了那次交流。大卫·威斯顿在安波塞利和大裂谷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令我们震撼不已。何兵总结了在肯尼亚的观感，这便是第18篇文章《马赛之路：东非游牧部落的社区保护》。何兵和梦姣是夫妻档。他是个温和的人，在贡嘎、年宝玉则的藏区付出过大量时间。我和他曾是山水的同事，如今他仍在寻求适合自己的道路。
野生动物疾病，是又一个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中研究和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岩羊和藏羚羊发生过大规模的死亡，牧民常常在林区中发现病死的鬣羚，流浪狗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雪豹。除了十年前爆发的禽流感所引发的研究，几乎没有针对其它野生动物疾病的研究。WCS的便便介绍了禽流感的来龙去脉，这便是第11篇文章《雁落之春》。便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便加入WCS，常驻拉萨。WCS是国际保护组织中坚定的异类，直到今天还坚持物种的研究和保护。今年五月份出现一篇声讨“新保护”的雄文，我邀请便便同学编译成中文。这便是第16和17篇文章：《传统保护的新形势》和《保护地与原住民》。
然而保护确实是错综复杂的事务，不单单拯救是濒危物种。决策如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科学发现如何影响决策？青藏高原上持续了几十年的灭鼠运动，集中体现了科学与决策的互动。这便是第20篇文章《高原鼠兔：草原害兽，或关键物种？》。作者肖凌云是我在北大的师妹，这篇文章是她几年前对鼠兔问题的评述。她复旦毕业后到瑞典留学，又雄心勃勃地回到国内念博士，做起艰难的雪豹研究。在她研究的开始阶段，我帮忙开了些车，爬了些山。接下来，她一个瘦小的女子，爬了更多的山，甚至娴熟地在春夏秋冬的三江源驾驶越野车。
虫草问题呢？开矿问题呢？夏勒博士说的对：保护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社会经济过程。今年7月份，《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虫草热潮。当然，这份报道更多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燕山亭快速将这篇报道译成中文，这便是第22篇文章，《冬虫夏草：高原淘金潮要终结了吗？》。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所面临的变化，也正是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这么拗口的问题，我只知道这些词，而毫无思考力。青海土著北飞，是我偶然认识的朋友。北飞一头乱发，一把大胡子，却比我年轻不少。他自己说“着迷于东西方文化边缘领域研究”，我一点也不奇怪。他在大学时学习阿拉伯语，一毕业就到中东、北非闯荡，近距离遭遇过生死。他在第24篇文章《诸神的没落》里，对高原面临的问题，做了我不明觉厉的思考。
恐怕又得提起夏勒博士。PlateauWild的12位作者，都见过这位老人家，甚至跟他工作过。这并不是自我标榜，而实在是我们受他影响甚深。今年7月份新出版了一本雪豹的专著，老人家给写的序言。夏勒博士五十年的思考凝聚在不长的篇幅里。这便是第23篇文章，燕山亭翻译的《乔治•夏勒谈雪豹研究和保护》。
在2010年出版的另一本讨论半干旱草地上野生动物保护和畜牧业发展的论文集里，夏勒博士也写了深思熟虑的序言。我的另一位师妹宋瑞玲将之翻译成了中文，这便是第12篇文章，《草场还是荒野？》。瑞玲勤恳而实诚，她的草原研究颇有挫折，而她从不放弃。
从元旦到今天，751位“同志”关注了PlateauWild。作为《三体》的拥趸，我用“现在我们是同志了！”做欢迎语，却往往收到愤怒的评论：“他妈关注了个公号我就弯了？”真的是同志的意思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嘛。8个月来，12位作者写了25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有一千多的阅读量。这阅读量微不足道。可是转念一想，我们每周想说的话有这么多人看到，已经值得高兴了啊！
几天前我又回到了拉萨，又碰上了燕山亭。这次不是青唐酒吧，而是“拉萨喝啤酒最好的”虹彩。他现在是WCS羌塘项目的负责人，迫切希望协助西藏林业厅在羌塘开展研究和保护工作。我呢，在玉树飘飘荡荡协助了些社区监测，准备前往阿里调查金丝野牦牛。我们又讨论起野牦牛、藏羚羊、雪豹。每一个都令人目眩神摇：我们渴望深入研究这些物种的生态学，协助做出经典的保护案例。因为，它们是中国西部荒野的象征。因为，这还是我们重温古典时代探险生涯的正当理由啊。
图12. 哦，这是作者刘大牛。他将照片发给媳妇，期待收获许多表扬，结果收获了一个字：很二。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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