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角羚之路：科学研究如何推动保护？
从研究叉角羚的迁徙行为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宣传、研讨和协商，乔尔·伯格博士及WCS团队推动建立了全美第一条联邦保护的迁徙通道——叉角羚之路。科学研究在保护行动中能起什么作用？叉角羚保护的案例对保护青藏高原的迁徙动物有何启示？
随着保护生物学的发展，保护实践者越来越关注科学研究与保护实践的结合。那么，科学研究在保护行动的实施过程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时任蒙大拿大学教授、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北美项目主任的乔尔·伯格博士（Joel Berger），在《Conservation Biology》上发表论文，以北美叉角羚迁徙廊道保护为例，详细介绍了从科学研究到推动迁徙廊道建立的全过程。
伯格博士及WCS团队是如何推动叉角羚迁徙廊道保护的呢?
图1. 以想象力著称的乔尔·伯格博士（Joel Berger）。图片来自网络。
叉角羚的迁徙廊道
叉角羚（Antilocapra americana）是北美洲特有的有蹄类动物。目前，在美国怀俄明州仍然有大约50万只叉角羚，但绝大部分丧失了迁徙行为。但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内，仍然有300-400只叉角羚在迁徙，从夏季分布区到冬季分布区往返距离高达700公里。这些叉角羚利用一条狭长的廊道进行迁徙。
然而，要保护叉角羚的迁徙廊道困难重重。不论是当地政府，还是联邦的野生动物管理者都没有保护有蹄类迁徙廊道的意识。怀俄明州叉角羚的种群数量接近50万只，政府并不认为保护这300-400头叉角羚及其迁徙廊道是优先事项。
不仅如此，公众缺乏保护迁徙廊道的意识，区域内存在大型石油开采企业，廊道经过的提顿和萨布莱特两县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廊道保护的制约因素。
从科学研究到政府决策
伯格博士首先开展科学研究，分析迁徙廊道的位置、距离、跨越的区域以及面临的具体的威胁，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结果。
伯格博士采用GPS颈圈技术，准确定位了叉角羚的迁徙通道和瓶颈，并推算出叉角羚迁徙所需要的最窄廊道宽度(≥2km)。他先后发表了10多篇关于叉角羚的论文。研究发现，迁徙廊道有3处瓶颈。过度开发导致的栖息地萎缩，使得其中两处的迁徙通道不足200米宽。第三处是河流阻挡造成的天然瓶颈，迁徙通道约1公里宽，这里也是美洲印第安人六千年来的传统“捕兽点”。这条廊道具有生态、历史以及人文价值。一旦切断，叉角羚延续千年的行为将消失，种群间的基因交流将受到严重威胁。
图2. 叉角羚之路。红色条带表示迁徙路线，红字标注的“SUMMER RANGE”、“WINTER RANGE”分别是夏季分布区和冬季分布区。来自参考文献。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伯格博士积极与媒体合作，让叉角羚保护占据地方、区域甚至全国性的杂志封面，并组织公众宣传活动，营造话题以便引起公众关注。
伯格博士将目标锁定为培养公众的叉角羚保护意识，获得公众的支持。他同众多媒体合作，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史密森学会、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还同纽约客合作制作了叉角羚保护的专题。在与媒体合作的过程中，他提出“叉角羚之路(Path of Pronghorn，POP)”的概念并反复强调，使叉角羚迁徙廊道保护更加具象化。
为获得不同时期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伯格博士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研讨会。
有18个相关机构被伯格博士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和主题展示活动。利益相关方包括区域内甚至联邦的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区域内关注生态保护的NGO。在政府部门方面，伯格博士并没有局限于保护相关的部门，而是邀请涉及廊道的相关部门都参与进来，包括美国土地资源管理局、怀俄明州渔猎部、怀俄明州交通部等。此外，区域内大型能源企业也参与了研讨会。
最终，是为了争取决策者的支持。
叉角羚迁徙通道经过提顿县和萨布莱特县。这两个县在经济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民主意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县不支持叉角羚保护的深层原因是担心保护人士以叉角羚保护的名义，保护棕熊、狼等民众争议较大的动物。有鉴于此，伯格博士在与决策者会面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只想保护叉角羚。与州长会面时，伯格博士提出：“怀俄明州已经有了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全美第一个国家纪念碑（魔鬼塔）和全美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肖松尼国家森林公园）。为什么不创造全美第一个联邦保护的迁徙通道呢？”这样的说法直接打动了州长。
关键策略
在从科学研究到影响决策的过程中，伯格博士采取了一些关键策略，并在实施过程中果断取舍，才得以顺利推动保护。
首先，伯格博士的关注点始终保持在没有争议的叉角羚上。
在与政府商谈的过程中，伯格博士特意避开了狼、棕熊等物种，因为当地民众对这些动物的认知敏感而矛盾。也避免与其它保护组织合作，倡导在廊道中保护美洲野牛和麋鹿。尽管野牛和麋鹿是美国的明星物种，但是它们可能携带病菌，对家畜产生危害。此外，也没有提及廊道内一些重要但不知名的物种，比如白尾长耳大野兔，因为当地居民并不认同对这个物种的保护。政府需要优先考量民众的诉求，诉求太多反而有可能成为绊脚石。其实，如果政府和民众同意保护叉角羚的迁徙廊道，那么区域内的其它物种也就得到了保护。
其次，对于区域内的能源企业，伯格博士既不对抗也不逃避，而是主动去影响和合作。
了解到壳牌公司在当地支持艾草榛鸡和麋鹿的研究，伯格博士通过WCS联系壳牌公司，申请资金支持叉角羚迁徙的研究。几个月后，壳牌公司同意支持伯格博士在其天然气开采区域内进行为期5年的叉角羚生态学研究。这些资金推动了对迁徙廊道的研究。与企业的合作，也促成了伯格博士与高层政治人物的商谈。与壳牌公司的合作，也使得以能源开发为主的郡县放下对保护组织的担忧，从抵触不合作转变为愿意倾听和探求合作。
最后，伯格博士采取措施，倒逼萨布莱特县转变对叉角羚保护的保守态度。
经过几年的工作，在萨布莱特县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后，该县政府以及民众对叉角羚保护依然持保守态度。伯格博士于是决定转移到提顿县开展工作。提顿县对叉角羚保护有更高的接受度。迁徙中的叉角羚属于移动的公用资源，提顿县和联邦政府都会对萨布莱特县施加压力，确保叉角羚的保护成效。在提顿县推进保护，从侧面制造联邦层面对于萨布莱特县的压力。
图03. 围栏前的叉角羚。图片来自网络。
科学研究起了什么作用？
这个案例展示了科学研究与可操作的保护实践的关系，以及双方共同推进保护的内在逻辑和过程。科学研究和保护实践有重叠，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差别。
在这个案例中，科学研究识别出叉角羚的迁徙路线和三个瓶颈，并估算了有效保护所需要的廊道宽度和面积。科学研究赋予保护项目必要的可信度，同样也是后续获得资助、与政府讨论迁徙廊道的基础。官员、决策者以及公众更愿意直接倾听科学家的声音。科学研究也为保护行动提供了可衡量的成效指标。
保护行动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并实施精巧的解决方法。保护人士需要分享观点、学会倾听，放大当地人的声音，建立共识甚至推动新的立法。鉴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所有的保护都可以从转变态度开始。
那么，科学研究在保护过程能起到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伯格博士总结说，科学研究是政策倡导以及相关保护行动的第一步，但在推动政策改变以及促进切实可行的保护行动时，科学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人们往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保护问题，而不是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做决定，有些人根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结果。保护生物学家需转变思路，除了科学研究，还要考虑如何策略性地推动某一物种在某一区域的保护。
科学研究不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实施研究并发表论文不算是保护，但它是关键的也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所行动，将生态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公共政策的推动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保护的发生，让保护的实践能够走得更远。当人们的观念转变了，保护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注：本公号的相关文章，见《藏羚羊：中国最后的有蹄类大迁徙》，2016年1月28日推送。
参考文献：
Joel Berger, Steven L. Cain. Moving Beyond Science toProtect a Mammalian Migration Corridor.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ume 28, No. 5, 1142-1150.
撰稿人：
李梦姣，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2011年开始在中国西南山地主要从事社区保护工作。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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