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高寒山地的幽灵:雪豹
随着卫星颈圈、红外相机、粪便遗传学和GIS等技术的进步,对雪豹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新的种群估计认为雪豹数量比原先认为的多,但雪豹仍然面临盗猎、报复性猎杀、开矿、修路和气候变化等威胁。保护雪豹及其猎物以及高寒山地景观,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优先工作。
雪豹,毛色灰白的山地幽灵,出没在中亚白雪皑皑的山间。地处偏远严酷、毛皮隐蔽、行踪诡秘,这使得雪豹的调查和监测异常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然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从2008年开始,科学开始回顾现有的知识,结合日益精密先进的技术,对雪豹种群数量给出了新的估计。新估计高于之前的数字。雪豹分布范围高达三百万平方公里,而雪豹保护单元(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Units)只占总面积的44%。对雪豹保护单元的研究表明,仅在开展过调查的区域内,就可能有4678到8745只个体。此前,科学家估计全球有3920到7500只雪豹。科学家强调,新数字并不代表雪豹种群在增长,而是估算数量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在雪豹分布区内,值得信赖的专家利用新的技术获得了大量原始数据。这些数据能更有力地估算种群数量。”美国大猫基金会(Panthera)雪豹项目的负责人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说。
图1.雪豹接近红外相机。吉尔吉斯斯坦。拍摄:Panthera-SAEF-NAS-UW。
颈圈、相机、粪便和GIS
无线电遥测和红外相机这两项技术,麦卡锡已经使用数十年。在1990年代早期,他就使用VHF无线电颈圈在蒙古研究雪豹。追踪无线电信号是很困难的,要求研究人员手持天线翻山越岭——这样耗时又令人沮丧,或者乘坐小型飞机追踪——这样费钱又危险。GPS卫星颈圈就方便得多,可以像科学家期望的那样频繁追踪雪豹,通过卫星电话传回大量近乎实时的详尽准确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了解不同个体的移动、栖息地选择和家域面积。
“一旦给雪豹戴上颈圈,我们就能从大部分颈圈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海量数据,”麦卡锡说,“这是雪豹基础研究的巨大飞跃。”
2008年到2013年,他返回蒙古,与国际雪豹基金会(Snow Leopard Trust)合作,为19只雪豹佩戴了GPS颈圈。这个项目追踪的雪豹比其它所有项目加起来还多,收集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
“那真是令人激动。”他说,“这项研究揭开了这片雪豹分布区的秘密。雪豹在蒙古戈壁的边缘如何生活、面临什么威胁,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印度的喜马拉雅或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在不同区域开展研究。”大猫基金会最近在吉尔吉斯斯坦启动一个卫星颈圈项目;WCS则在阿富汗开展另一项颈圈研究。
图2.研究人员Shannon Kachel在吉尔吉斯斯坦给第二只雌性雪豹戴上颈圈。拍摄:M. Gilbert-Panthera-SAEF-NAS-UW。
红外相机,是另一项持续发展的技术,用于雪豹研究超过了15年。麦卡锡在蒙古参与制作了第一批远程相机——将相机拆开、打孔,装上导线和脚踏板,就为了一瞥神秘的雪豹。如今,遥测相机技术极其先进,价格低廉。利用该项技术,野生动物生物学家无处不在地研究所有物种。现代红外相机能抵御极端低温,能抓取夜间照片,能拍摄连续多张照片,能拍摄可见光和红外光视频,而且跟几年前相比,分辨率要高得多。单是大猫基金会,就有500到600台红外相机在野外监测雪豹。
“每个红外相机的存储卡能保存数万张照片,这真切帮助我们了解雪豹种群。”麦卡锡说,“在大面积区域内布设红外相机,让它们长时间工作,将能获得数十张雪豹的照片;然后根据斑纹的特征识别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能使用不同统计方法估算种群大小。”
雪豹保护协会(Snow Leopard Conservency)的罗德尼•杰克逊(RodneyJackson),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在尼泊尔利用无线电追踪雪豹的第一位科学家。他说:“红外相机和卫星遥测技术已经在雪豹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生物学家能据此准确了解目标区域中的雪豹数量。通常,这两项技术只在小范围内应用。不过,如果仔细校正种群密度,并将之指数化用于比较栖息地状况,并考虑威胁水平、猎物数量以及与当地牧民的潜在冲突程度,小范围内获得的结果可以外推到更广大的区域。”
图3.Shannon Kachel在设置拍摄雪豹的红外相机。吉尔吉斯斯坦。拍摄:R. Bayrakcismith-Panthera-SAEF-NAS-UW。
遗传技术也被用于支持新的种群数量估计。检验粪便DNA可以识别排便的雪豹个体。但是,收集和分析数百份样品费力又费钱,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其它物种的粪便。
以上技术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痕迹调查。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研究人员主要依赖痕迹调查技术,沿着样线步行、寻找雪豹的痕迹。刨坑就是这类痕迹之一:雪豹用后肢刨出小坑,并在上面排便以标识领地,在交配季节刨坑最频繁。大量的刨坑、粪便和气味标志并不意味着雪豹密度高。因此,科学家开展痕迹调查,只用来判断雪豹是否使用这个区域。麦卡锡说,红外相机和粪便遗传分析虽然更昂贵,但可以提供关于雪豹生态学和种群大小准确得多的信息。
遥感数据分析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空间生态学——理解雪豹在哪里生活,为何某些区域对雪豹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士正在利用不断发展的GIS技术和不同模型、平台(比如谷歌地球),更好地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包括粪便遗传分析、红外相机,以及无线电颈圈,麦卡锡说道。
图4.雪豹在标志一块岩石。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红外相机照片。拍摄:Panthera-SAEF-NAS-UW。
新技术应用于中亚山地
雪豹生活的山地往往偏僻、危险而贫穷,日益进步的技术尤其有用。比如,有了红外相机,研究人员只需要进去安装好、再将它们收回,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技术创新,麦卡锡指出,能协助雪豹分布国履行《比什凯克宣言》。2013年,雪豹分布国政府代表齐聚比什凯克,承诺采取集体行动、优先促进雪豹的研究和保护。
“那份协议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拥抱更好的技术,更好地了解雪豹在每个国家的分布状况和面临的威胁。”他说,“期望这能在整个雪豹分布区中促进保护。许多分布国很贫穷,没有能力做评估。不过这就是保护NGO如大猫基金会发挥优势、提供新技术的机会。”
图5.雪豹分布于中亚十二个国家,栖息地面积高达三百万平方公里。来源:Laurascudder。
央格玛村(Yangma),高悬于尼泊尔东段的喜马拉雅山中。在类似的村庄中,非营利机构和当地人一起应用新技术保护雪豹。从2013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和社区成员组建雪豹保护委员会,给三只雪豹佩戴了颈圈。WWF的研究人员培训村民基本的监测技术。如今,有经验的村民陪同WWF和尼泊尔政府开展雪豹颈圈工作。当地人使用红外相机和痕迹调查,帮助挑选合适地点,设置一系列不伤害雪豹的脚套陷阱。社区参与不仅鼓舞当地人保护雪豹,还刺激了村庄的经济。
备受争议的新数字
雪豹种群数量的新估算出现在《Snow Leopard》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全面汇总了雪豹的生物学、行为学研究进展,以及雪豹保护现状。雪豹栖息地广阔、干扰甚少,可能比之前预想的更普遍,但它们依然是濒危动物。实际上,有人认为书中新的乐观数字是不科学、不可靠的,甚至可能对保护有害。
古斯塔夫•萨姆柳斯(Gustaf Samelius),国际雪豹基金会的助理科学主任,认为《Snow Leopard》一书中种群数量部分的作者,“对如何做出种群数量估计有失轻率。”在古斯塔夫看来,计算动物数量是极端困难的,特别是雪豹这样的动物,不同个体的家域面积从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不等。他质疑新数字的可靠性,因为只在雪豹分布区中很小一部分栖息地内用利用新技术开展了研究。
“只在大约1.5%的雪豹分布区,利用可靠的、国际承认的方法开展过调查,比如细致的红外相机调查或粪便遗传分析,”国际雪豹基金会的博客说,“新的种群估计不过是粗略估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比之前的估计更准确。”
图6.雪豹注意到红外相机。吉尔吉斯斯坦。拍摄:Panthera-SAEF-NAS-UW。
“我们承认新数字是个粗略估计,但它是目前能做出的最为科学的估计。”麦卡锡争辩道,“大家喜欢引用的数字是3500至7000,这是20年前的估计。相比之下,新数字有更多的野外工作支持,也是应用先进技术和分析方法的结果。”
他回顾了生物学家是如何得出这个更大的数字的:首先识别出对雪豹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保护单元,然后估算每个保护单元内雪豹的数量。对于每个保护单元,保护人士利用各种来源的数据来做出估计,包括红外相机、粪便分析,以及老的方法如痕迹调查。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宁愿要20年前未经证实的估计数字,也不相信新的估计。新数字有目前最好的科学支持,由25位世界顶尖的雪豹专家总结出来。这些专家代表了12个雪豹分布国中的11个。”他说,“新的估计是集体智慧,这些人在雪豹分布区中花了最多的时间。他们确实使用了一部分新技术。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说我们不应该报道新数字。”
然而,国际雪豹基金会指出,估计各个区域的雪豹数量时,《Snow Leopard》一书的作者有时候引用来源模糊的数字,使用欠缺说服力的指标,比如痕迹调查、“栖息地质量”、“问卷”和“知情估计(informed estimates)”。该基金会认为,如此基础薄弱的科学“将导致骄傲自满,削弱保护濒危雪豹的决心。”
图7.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兽医MartinGilbert在检查雪豹的呼吸频率。吉尔吉斯斯坦。拍摄:S.Kachel-Panthera-SAEF-NAS-UW。
“我们并不把新数字解读为保护成功的故事。我们说这是基于好的科学的更好估计。如果有人因此认为雪豹不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物种、应该减少保护资助,我不认为这是忽略好的科学的理由。”麦卡锡反驳道,“正如整本书所指出的,雪豹还需要大量的保护行动。”
大猫基金会呼吁停止这类“数字游戏”,尽最大努力开展研究和保护。然而,不管这次争论如何收尾,研究和保护都应该建立在有根据的种群估计上,以便监测生态变化趋势,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评估达成保护目标的进展。
正如杰克逊所说,“新数字已经建立在不断增加的红外相机和遗传学调查基础上,目标是更好地估计有多少野生雪豹。不过这些工作仍不足以代表雪豹的广大分布区,以至于难以总结强有力的发现,以便制定合理的管理或保护决定。”
WCS阿富汗项目主管理查德•帕雷(Richard Paley)说,盗猎者为获取皮毛杀死雪豹,当地牧民因为牲畜遭到猎杀而杀死雪豹,而雪豹猎杀牲畜是因为自然猎物被过度捕猎。不断加剧的开矿、修路和气候变化,进一步快速压缩我们保护这一物种的机会,WCS雪豹项目协调员扎勒(Zahler)说。
“保护雪豹及其猎物,以及独特的高寒山地景观,必须继续成为国际社会的优先工作。”扎勒总结道。
参考文献
本文编译自Julia John的报道《认识高寒山地的幽灵》(Understanding the Ghost of the Mountains)。原文链接:
作者系Mongabay网站记者。该网站主要报道环境及能源相关新闻,旨在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及环境教育的关注,网站月访问量为250万人次以上。
编译
刘大牛,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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