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 |草场上的人兽冲突：来自全世界的六个案例
人兽冲突发生在各种社会-经济背景下，然而全球范围内所遇到的挑战和经验却惊人相似。全球有大量缓解冲突的技术方法，但其效果缺少系统评估。缓解人兽冲突，不仅需要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和行为，还需要认识“人”。来自全世界的六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人兽冲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对保护学者是一个挑战。野生动物直接威胁人们的生计或安全，然后人类迫害该物种，从而产生人兽冲突。这种迫害与狩猎不同，狩猎者寻求肉、战利品或竞技娱乐等产出，而报复旨在恐吓或消灭某只动物或某个物种。人对野生动物的迫害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发生：家畜被捕食，庄稼被糟蹋，食肉动物与猎人竞争猎物，普通村民害怕动物袭击人类，等等。人兽冲突已经导致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特别是大型食肉动物。
大型食肉动物尤其容易与人产生冲突，因为随着人类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大，侵占了这些动物需要的空间和资源。当野生猎物大量减少、家畜成为良好的可替代食物来源时，就会发生冲突。在栖息地受破坏的地方，如保护区边缘，野生动物与人遭遇的可能性增加，形成汇种群。家畜管理方式（如看护水平、家畜的状况）也影响冲突。动物个体的状况，如健康、年龄和领域，也可能导致食肉动物捕食家畜。
食肉动物目包括11个科，大约260个物种。人兽冲突通常涉及猫科、犬科、熊科和鬣狗科动物。小型食肉动物物种，如浣熊科、鼬科、臭鼬科、灵猫科或獴科，与人的冲突并不显著，也未记录在案。不过，北欧的狼獾是个例外，它捕食绵羊和半驯化的驯鹿。在猫科、犬科、熊科和鬣狗科动物中，某些物种更容易与人产生冲突。似乎食肉动物的体积越大、越接近人类聚居区，就更容易发生冲突。
认识人兽冲突的动态变化已是挑战，解决冲突更加困难。当地农牧民对食肉动物的容忍度，与经济损失以及人们的认知和态度有关。这至关重要，因为保护需要当地农牧民积极的态度和参与。缓解冲突需要平衡各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可能熟悉相关物种的生态学特征，理解当地农牧民的社会心理学。
各个类型的栖息地都有人兽冲突，而草场上向来容易发生，因为那里的食肉动物、野生猎物、家畜和人通常生活在同一空间里，彼此遭遇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某些区域，野生猎物数量减少。在另一些区域，家畜半自由活动，缺乏看护，与更机敏的野生有蹄类相比，家畜更容易被食肉动物捕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食肉动物掠食家畜，然后牧场主或牧民心怀怨恨，便迫害食肉动物来报复或防范。在有些区域，捕食者遭受迫害、濒临灭绝，引发伦理和生态问题。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群落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从生态系统里将之剔除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影响深远。
草场已经面临农业扩张、过度放牧、外来种入侵等威胁，人兽冲突更增加了保护的复杂性。本文从全球选出六个案例，来说明冲突发生的区域范围和社会-经济状况，阐明形成人兽冲突的压力、响应和动态。
猎人VS捕食者：北美的灰狼
32年前，联邦政府宣布美国48个州的灰狼为濒危物种。当时，苏必利尔湖周边所有的灰狼已经被消灭，因为它们与人类竞争家畜和猎物。如今，美国五大湖地区西部有大约3500只狼，分布在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2007年，美国政府计划废除针对这些灰狼种群的保护行动。由有灰狼分布的各州重新管理灰狼，让人担心清除运动要重演。比如，威斯康辛州提议开放猎杀灰狼。权力移交，绝不只是灰狼管理机构责任的转移：它标志着从强调种群恢复到强调人狼共存的转变。然而灰狼还会袭击家养动物，并且不同利益相关团体对共存的定义也不同。
在五大湖地区西部，从2000年初到年末，狼捕食家畜的数量与灰狼种群增长保持同步。但在过去7年里，捕食事件开始超过灰狼的种群增长。灰狼掠食家畜，加上其它实际的和想象的冲突，使得人们反对保护灰狼，特别是在牧民和猎人比例高的乡村。反对灰狼种群恢复的人可能非法报复灰狼。在威斯康辛州，成年灰狼的死亡超过一半是人为造成的，其中大部分明显是故意的。更常见的是，反对者要求严格控制可疑的问题狼群，调控灰狼的公众狩猎。
没有记录表明，选择性猎杀或公众狩猎能够有效防范冲突或消灭肇事个体。在明尼苏达州，合法的猎杀开展了将近20年（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开展了几年），非法猎杀也一直存在，，然而灰狼捕食家畜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对“问题个体”的认识，正在发生改变。
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有机会，任何食肉动物都会杀死家畜。科学证据证明这是错误的。另一种观点是：问题个体是自然产生的，所以大型食肉动物种群中将一直存在问题个体。关于这种问题食肉动物的产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坚称，食肉动物接触家畜尸体、垃圾或其他人为食物来源后，行为发生改变。另一个看法是，猎杀无法有效选择问题个体，杀死再多的非肇事个体也见不到冲突减少。最近的回顾发现，对灰狼、棕熊和鬣狗的问题个体的猎杀，有很高的错误率。总而言之，如果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不能系统地理解和防范冲突背后的因素，那么灰狼或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捕食家畜的现象就不会减少。
即使灰狼捕杀家畜的现象降至最低，猎人仍可能大力反对灰狼的存在。猎人可能发现。经常打猎的地方猎物变少。阻止大型食肉动物追逐野生猎物，要比防范它们捕食家畜更加复杂。要减少猎人和灰狼之间的冲突，干预措施需要别出心裁，改变人的行为。一些组织通过教育猎人来解决问题，其他组织建议改变灰狼的保护级别，从受保护物种转变成狩猎物种。规范灰狼狩猎将困难重重，然而苏必利尔湖地区狩猎习俗兴盛，对开放狩猎的呼声可能会越来越高。
最后，一旦发生灰狼袭击人的事件，管理者往往改变调门、调整政策。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防范这样的袭击。袭击事件可能突然引起管理政策的剧烈改变，需要管理未发生冲突就采取过度报复的行为。一方面要深入理解问题个体的成因和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开展社会学研究，深入了解人的容忍度、人为死亡率和引发政治抵制的事件。
开发风险管理方案：非洲的非洲野狗
在非洲的农业区，殖民主义使欧洲传统上对狼的消极认识转移到非洲野狗身上。非洲野狗被宣称为害兽，并且在牧场和国家公园里悬赏非洲野狗的头。这种做法的理由是自卫、保存猎物种群和保护家畜，然而非洲野狗造成的损失很少得到验证或量化。在津巴布韦，从1904年到1988年牧场主和政府机构有组织地猎杀非洲野狗，使得它们几乎灭绝。然而，依然有人片面地依据罕见的野狗捕食家畜事件，认为野狗是贪婪的杀手。
1990年代初，津巴布韦的乃芒多勒夫（Nyamandlovu）养牛区接连发生家畜捕食事件，再次引发人与野狗的冲突。但这也提供了机会，促使人们评估实际的威胁，并开发新的方法来缓解人与野狗的冲突。
首要步骤是评估野狗威胁家畜的实际情况。研究者采用参与式方法，调查乃芒多勒夫地区野狗掠杀家畜事件。通过访谈，保护人员还牧民建立个人联系，并证明保护人员愿意倾听：这是改善冲突的重要一步。
实地调查之后，是三方风险评估。第一，依据野狗所在地的状况、家域结构、穴居状况、对人的适应性、被牧民射杀的可能性等信息，评估野狗被消灭的风险。第二，依据实际损失记录、野生猎物的状况及其家畜管理方法，评估野狗捕食家畜造成的实际风险。第三，评估广大公众的态度，与牧民的态度作比较。公众是否接受捕杀食肉动物所造成的压力可影响当地牧民的态度。
风险评估之后，第一个行动是通过报刊和其他媒体，在地方和全国宣讲评估结果，保证保护活动透明性、合理。这能有效地改变公众态度，甚至获得牧民的支持，野狗被射杀的数量减少即可证实这一点。
下一步，是确定野狗是否在牧场上定居。这可通过繁殖洞穴的位置证实。如果野狗群并不定居于此，除了跟牧民保持联络，也没有其它有效措施了。如果野狗群定居于此，它们会特别容易受到报复性猎杀，因为牧民都会知道洞穴的位置。
对付草场上定居的野狗有3个选择：
不作为。野狗可能养大幼崽并扩散，但更可能遭到牧民的迫害；
人性化扑杀。这种做法有伦理上和法律上的影响，会逐渐破坏公众对濒危物种保护工作的支持；
转移。如果有操作费用和合适的释放地，就可以采取这种措施。
乃芒多勒夫选择了转移。津巴布韦确实有两个极其有效的野狗转移行动。野狗在释放地成功繁殖，然后狗群分裂并长距离扩散，这对基因流动必不可少。
这个项目缓和了牧民、当地人和相关保护人员的关系。人们由衷赞赏，认为这是对家畜损害和濒危物种保护都有效的解决方案。野狗转移后，会有新的野狗到来，填补因转移造成的空白。在重新采取转移措施之前，牧民能容忍新来野狗达3年。
当濒危物种杀死家畜时，很难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即便如此，津巴布韦的非洲野狗项目，为在野生动物与家畜的混合区域中管理人与濒危食肉动物的冲突做出了榜样。
保护“害兽”：澳大利亚的澳洲野狗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陆地捕食者，澳洲野狗约在4000-6000年前从亚洲传入，现已扩散到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栖息地。澳洲野狗是家畜的主要捕食者，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损失。还有控制澳洲野狗的成本，如维护野狗隔离栏。超过5000公里的隔离栏是世界上最长的人造结构之一，包含有毒诱饵、陷阱和射杀工具。澳洲野狗还携带病菌、捕食宠物，并且记录到两起伤人事件。
澳洲野狗的管理复杂且成本高昂。野狗在法律上是一种害兽，在保护地又是一种受保护的本土物种，这使管理变得复杂，公众的看法同样有分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将之定为“易危”，主要威胁是与家狗杂交和人为致死控制。
澳洲野狗通常是泛化种，能利用大部分栖息地和多种食物来源。这极大增加它们与人类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彼此交互影响的途径很多。许多“传统的”澳洲野狗栖息地已经有人类定居，从而导致在空间和其他资源的竞争。人类定居也使得澳洲野狗更容易获得某些资源（如食物）。
虽然在城市和郊区人与野狗的冲突急剧增加，但冲突最严重的是草场上的牧场主，造成财产损失和心理负担。财产损失包括被捕杀的家畜（主要是绵羊），产量降低的机会成本和控制成本。心理负担源自目睹野狗捕食家畜和宠物所产生的痛苦，还有资金紧张带来的压力。
因此，澳洲野狗一直受到迫害。然而越采取办法控制野狗数量，捕食家畜的事件越频繁。比如，放置有毒诱饵，在许多情况下增加了野狗捕食家畜时间。因为相比定居的野狗群，分散个体袭击家畜更频繁。一旦消灭定居的野狗群，分散个体就入侵到之前无法进入的区域。消灭定居野狗群的潜在次级影响是，中间捕食者和与家畜竞争的食草动物增加，进一步造成家畜损失、降低畜牧业产量。
即便从畜牧业发展的角度，也需要改变看待澳洲野狗的方式和控制计划的重点。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许多人放弃传统的养羊业，改为养牛，因为野狗难以捕杀牛；许多人不再放置有毒诱饵，使用其他非致死的方法来减少澳洲野狗对家畜的影响，比如守护犬。替代方法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但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要保证澳洲野狗的继续存活，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文化与冲突：南美的美洲豹
与澳洲野狗类似，美洲豹是中南美洲最大的捕食者。美洲豹以其力量知名。人们害怕并猎杀美洲豹，也欣赏它非凡的力量、优雅和美丽，这表现了美洲豹强烈的文化意义。然而，当家畜被引入到南美、美洲豹捕食家牛、牧场主敌视美洲豹，人豹关系又增加了一个维度。
美洲豹袭击人类极其罕见。但在巴西潘塔纳尔，美洲豹捕食家牛一直都有记载。自1970年代末以来，科学研究揭示了美洲豹的取食生态学，以及美洲豹与南美草场上家畜的关系。美洲豹的食谱从蛙到貘，超过85个物种。但在潘塔纳尔和亚诺思等区域，人们在美洲豹的栖息地中养殖家牛，于是家牛就成了美洲豹最常见的猎物。
许多因素会增加家牛被捕食的概率：缺少野生猎物、迫害美洲豹（受伤个体难以捕捉野生猎物）、家畜无人看管。潘塔纳尔和亚诺思的家牛一般无人照看。各种原因造成的家畜死亡，经常归咎于美洲豹。在潘塔纳尔和亚诺思的大型牧场，美洲豹捕食是家牛死亡的次要原因，疾病、流产、营养不良、秃鹫袭击新生牛犊才是大头。美洲豹捕食造成的经济损失低于每年总载畜量的1-3%，最严重的达6%。
依据这些发现，人们提出许多建议，试图通过减少或补偿经济损失来解决冲突。干预措施有电网、转移“问题个体”、引入水牛、改善家牛饲养和管理方式等。还尝试了为美洲豹杀死的家牛支付赔偿金、野生动物旅游、狩猎问题个体等措施。然而，到目前为止，鲜有证据证明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人们对美洲豹的敌意。保护工作关注人豹冲突的生态和经济层面，而在美洲豹的大部分分布范围内仍未产生显著的改变。
由于迫害美洲豹的社会和文化习惯根深蒂固，干预措施收效甚微。近期对巴西牧场和农场的研究表明，农村对美洲豹的态度并不受经济损失左右，而且不养牛的农民对美洲豹也抱消极态度。显然，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美洲豹的消极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敌意。恐惧、偏见、猎杀美洲豹的社会意义或兴奋，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也能解释为什么人们迫害美洲豹。
因此，当务之急是扩大我们目前所用方法的范围，解决人与美洲豹冲突。必须承认，要想实现共存，人豹冲突的起因以及解决方案取决于人类。未来研究应该转向人兽冲突中的人类一方：
理解人们对美洲豹的行为，识别产生敌意的决定因素；
通过教育和沟通，利用美洲豹的社会-文化意义，使土地所有者参与解决冲突的工作，改善他们对人豹冲突的看法，使他们更宽容地对待美洲豹，
比较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人豹冲突缓解办法，从潘塔纳尔和亚诺思的大型养牛场到南美其他地方的小型农田。
当人成为猎物：亚洲的老虎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老虎的分布严重萎缩。野外估计还剩3400-5140只个体，仅占据其原始分布范围的7%。虽然老虎现在主要分布在热带和温带的阔叶林里，但也能在草地和灌丛草地上生活，比如尼泊尔的奇特旺和皇家巴迪亚国家公园，以及印度的吉姆•科比特国家公园。
与美洲豹相似，人们既害怕又欣赏老虎。毫无疑问，人虎冲突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然而与美洲豹不同，老虎偶尔也袭击人。在袭人事故发生的区域，对老虎的恐惧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当地老百姓对老虎的敌意。由此导致的报复性猎杀在亚洲十分普遍，甚至在保护区内也时有发生。亚洲的保护区绝大部分相对较小，老虎经常跑到附近人类聚居区，从而引发冲突。因此，人虎冲突通常在中度干扰的栖息地中最严重，如保护区的缓冲区域。
草场上人虎冲突的规模各不相同，特别是袭人事故。奇特旺和皇家巴迪亚国家公园附近区域都报道过老虎袭人事故：1998-1999年发生11起死亡事件，陡然超出之前的每年平均1.3起。在人虎密度均低的区域，袭人事件很罕见。例如，俄罗斯远东自1970年以来只报道过6起袭人事故。相反，在印度杜赫瓦国家公园，1978-1996年间超过200人被杀；苏门答腊岛20多年的时间内超过170人因老虎袭击而死亡或受伤。印度和孟加拉的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因“吃人”老虎而臭名昭著，官方数字是老虎每年平均杀死24人（非官方估计将近100）。
相比老虎伤人，更常见的是老虎杀死家畜。大量研究量化评估过老虎捕食家畜造成的损失。例如，在印度4个保护区内家畜占老虎食物的0.45-12%。在俄罗斯远东，估计每年超过100头家畜被老虎杀死。在苏门答腊岛，20多年间至少有870头家畜被杀死。在整个印度支那，老虎造成的家畜损失很常见。在老虎的野生猎物显著减少的区域，老虎掠食家畜往往尤其严重。
人们实施或建议过多种人虎冲突缓解办法，包括经济补偿、改变家牛管理方法、乡村生态发展和在头后戴上面罩。虽然一直有观察记录，但评估缓解措施有效性的定量数据很少。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报道称，带着面罩的人未被袭击，而补偿方法通常效率低下、毫无作用。
要理解人虎冲突的动态，亟需更多数据，描述老虎袭人事件的频率、分布和决定因素。必须广泛调查家畜被掠食的程度。需要监测和评估现存的缓解措施，以便发展有效的缓解技术。此外，还必须探索灵活可用的新技术。例如，可以调查哪些替代生计方案能减少进入保护区的人数，调查经济刺激和保险计划的有效性、与现存的补偿方案作比较。
缓冲区里发生人虎冲突的概率尤其高。如果专门管理缓冲区，就能在更广泛的区域减少人虎冲突，因此必须调查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对减少冲突的有效性。老虎的栖息地逐渐支离破碎，管理栖息地廊道和复合种群栖息地越来越重要。保护老虎的当务之急，是维护适宜栖息地和野生猎物。
最后，有必要理解人虎冲突中人的特征。
冲突再现：欧洲的猞猁
大型食肉动物与人类是全球现象，而冲突程度却大相径庭。在最后一个案例里，我们讨论在挪威的草场上什么可能是最大的掠食冲突。挪威地形崎岖，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只有不到5%的土地面积适宜耕种，其余是北方针叶林和高山苔原。
挪威的农田如此之少，数百年来的传统是在森林和高山苔原放牧家畜。传统上牧羊人跟着家畜，防止家畜被捕食。到二十世纪初，大型食肉动物大为减少（狼几乎灭绝），以至于家畜可以自由放养：夏初放出去，到秋天赶回来。牧民把家畜放到没有围栏的森林和高山苔原，只是偶尔去看看。由于没有大型食肉动物，近4个月的放牧季里损失非常低：母羊损失1-2%，羊羔损失5%。
1980年代以来，立法保护自然，挪威的4种大型食肉动物——棕熊、狼、猞猁和狼獾——开始恢复，同时掠食家畜造成的损失急剧增加。其中，欧亚猞猁分布最为广泛，与狼獾一起造成了最大的损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猞猁一直无线电遥测密集研究的对象。1996-2005年间，猞猁数量在300-500只间波动（波动是由猎人打猎造成的），每年杀死6000-9000只绵羊，主要是羊羔。研究人员给绵羊也佩戴颈圈，损失记录和精确数据相比对，证实猞猁捕杀家畜。每只猞猁每年捕食将近20只绵羊。
事实上，所有的猞猁都会杀死绵羊，但是成年雄性和亚成体杀死的绵羊远远多于成年雌性。猞猁的主要食物是野生有蹄类，但在夏季，绵羊确实占据相当大的比例（26%）。考虑到无人看护的家畜数量远远超过野生有蹄类，这个比例低得令人惊讶。这表明猞猁杀死绵羊的可能性随着区域内野生猎物的密度增加而减少。综合起来，冲突的图景是：猞猁在追逐野生猎物的途中偶尔杀死遇到的家畜。无人看护的绵羊高密度地分布在猞猁的自然栖息地，猞猁很容易遇到绵羊并捕食绵羊。
现代挪威人把无人看护的绵羊直接赶进大型食肉动物所在的森林栖息地，这种“传统”是导致冲突最大化的关键。不幸的是，挪威劳动力成本高昂，恢复牧羊传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甚至，把绵羊用围栏圈起来还需要彻底重组这个行业，所费不赀，而这个行业已经受到了大力补助。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接受损失或者逐步放弃养羊。在有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如熊、狼和狼獾的区域，野生动物造成的家畜资产总损失压力可能推动改变。
来自法国、瑞士和东欧的比较研究表明，把绵羊圈在围栏里或高山牧场上（远离森林）能极大减少每只猞猁造成的捕食损失，更多的是特定的个体捕食绵羊。采取电网、夜间围场或用狗看守家畜，这些措施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总结
人兽冲突发生在各种社会-经济背景下，然而全球范围内所遇到的挑战和经验却惊人相似。食肉动物的生态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就会杀死家畜。每种冲突的严重性与受影响社区的态度和信仰密切相关。灾难性的事件往往塑造对冲突的认知，不仅反映了直接经历的那些事件，还有历史事件以及常常来自其他人和社区的故事。因此，对冲突严重性的认识未必能准确反映实际冲突的严重性。
同样，科学研究也未必能提供完全准确的图景。冲突事故往往随机分布在村落内外，损失最严重的少数个人、家庭或村落，可能会被科学文献里的平均值所掩盖。限于研究区域和时间周期，科学研究很少能站在地理和历史上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冲突状况。因此，设计缓解策略时，必须同时考虑对冲突问题“感觉的”和“科学的”观点。
全球有大量缓解冲突的技术方法，但是缺少系统评估这些技术的工作，简单交流经验教训的机构才刚刚开始建立。为更成功地管理冲突，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人类与荒野交界处的空间和生态动态，关注冲突中人的重要性，比较不同缓解措施的效果，依据个别案例的特点完善缓解方法。尽管各物种造成的冲突各不相同，但核心问题基本相同，本文概述的原则广泛适用，这对对成功管理草场上的人兽冲突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Zimmermann, et al. 2010. ContemporaryViews of Human–Carnivore Conflicts on Wild Rangelands. In “Wild Rangeland: Conserving Wildlife While Maintaining Livestock inSemi-Arid Ecosystems”, edited by Johan T. du Toit, Richard Kock and James C. Deutsch.
编译:
宋瑞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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