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 中国在云塔：他们都在离开草原

在广大的西部，过去很多年都是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突破中央财政的二次分配，以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在市场的逻辑里带来资源的重新分配，是未来必须尝试的方向。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玉树人需要走出去，走到广州、上海以及北京。

（封面照片是云塔村的监测队，当文在前排中间。图片：山水） 

“阿吾当文（注：阿吾，藏语大哥的意思），这次的相机赞巴仁青、才多放得不好。”趁吃晚饭的功夫，我搅拌着碗里玉树牧区最经典的洋芋牛肉，对正在捣鼓肾6s的当文说。

“赞巴仁青、才多乡上、结古住的有了，再怎么办，喀登（注：作者的藏语名字）？”

赞巴仁青、才多是我们在云塔的监测员。他们每人负责管理两个红外相机，每个月需要去检查相机的工作状况、电池、数据卡，并每个季度提交一次数据给我们。在云塔，这样的监测员有14个。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他们都是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数据最重要的提供者。但这次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俩的相机电池很早就没电了，相机的角度可能因为野生动物碰撞的原因，也没有能够及时调整。

听到阿吾当文的回复，本来很生气的我突然就蔫了。我们确实无法再过多要求一帮住在百公里之外的老乡，来和我们一起回到村庄做保护。或许我们的社区保护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玉树的牧区也需要重新审视。

图1. 通天河边的云塔村。图片：山水/IBE

云塔是一个通天河边的小村庄。2011年我来调查的时候，村里136户人家，有70户还住在村里面。2012年我们刚开始保护工作时，在剩下的70户人家里选了14个最棒的小伙子。到2015年底，村里只剩下48户，搬迁率超过了60%。如今，估计我们已经很难在48户里面再筛选出一支精壮康巴汉子组成的队伍，开展爬山、巡护、监测等需要体力的保护工作了。

搬迁，是玉树牧区的普遍现状。牧民，正在离开草原。

在玉树州的杂多县，全县6万人有将近4万人住在县城里。在昂赛的年都村，156户人家，只剩下了31户还留在草原，搬迁率超过了80％。

牧民离开草原的原因是复杂的。站在村庄外部看：虫草市场的繁荣，教育政策的普及，城镇化发展下城镇公共服务的日益完善（医疗、交通、通讯等），都是吸引牧民离开的外部条件。而站在村庄内部：牧民对于舒适生活的向往，虫草经济带来的可观收入，也在促使牧民离开草原。

图2. 云塔村的雪豹。背后就是村民树立的经幡。图片：山水

但在我看来，日益严峻的草场和人口压力，意味着更多1984年草场承包后出生的新增户由于缺乏草场和牲畜、无法在草原上创造出更多的收益产值，是推动牧民离开草原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云塔村，草场承包十年后的1994年共颁发了44个草原证。现在留在草原上的46户，基本都保持了一个草原证留一户的原则。在一个草原证下多出来的新增户，大部分都会选择离开草原。

《西藏的土地与政体》一书说得很有意思。在资源贫瘠的青藏高原，人们通过藏传佛教、入赘、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等方式，控制人口的增长和有限资源的分配。比如一家有三个儿子，那么通常一个留在家里、一个入赘出去、一个进寺庙；如果入赘无法实现，那么就会三个儿子娶一个妻子，从而避免牧场和土地的分化，并集中劳动力。

我曾经调查过的川西贡嘎山下的子梅村，就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在过去100年中长时间保持了9户的数量。每户一个继承权，其余都会选择入赘到别村或者去寺庙。

实际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一直是政治以及社会形态变化的核心原因之一。中国周边的草原帝国依赖着草原这一较为不稳定的资源，一旦遇到灾荒或者人口的持续增长，就需要跑去农区掠夺，寻找新的资源。而在中原，王朝盛世人口大幅增长以及灾荒气候，带来土地兼并和争夺激烈，也会激发农民起义。往往以死伤数以百万、千万的人口为代价，带来王朝的重新建立和土地的重新分配，推动又一个王朝帝国的循环。

在青藏高原，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也以佛珠代替刀枪，让中原西南一角，自土蕃王朝之后一直平静祥和。这或许是藏传佛教难以忽视的重要价值。

图3. 云塔村的牧民监测员旦增带着儿子翻山越岭检查红外相机。图片：山水

但如今，我们引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医疗条件的提高、政府公共福利供给的完善以及对于灾荒气候的抵抗能力，都让玉树实现了人口的大幅增长。

从能量输出和输入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玉树如今约30万牧区人口主要有三个能量输入的来源：一个是畜牧业，一个是虫草，另一个则是政府的生态补偿以及低保等扶贫保障。

依靠虫草经济和政府资金来生存的人们，自然有离开牧区、住在城镇的条件。一方面，他们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趋于饱和的畜牧业意味着他们已经很难依靠草原创造出更多的产值。这时候，与其留在草原上天天喝茶晒太阳，不如到城里享受Wi-Fi和热水。

所以，仅仅从情怀上去指责牧民离开草原，没有任何意义。说白了，大部分指责的人，都没有放过一天的牧。或许最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如果能量输入的三个来源中有一个出现问题（比如虫草市场），那么已经离开草原的牧民需要从哪里去寻找新的资源来养活自己。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实现了大部分区域的人口流动并减轻了对农业的压力。这一人口流动实际上是针对资源区域分配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比如广州拥有好的制造业条件，在家无地可种的四川人跑去广州打工，并把在广州挣的钱再带回到四川，促进本地的商店、餐馆、房地产、教育等行业。

图4. 雪豹见证了中亚山地游牧民族的兴衰，如今也在见证青藏高原牧区的变迁。图片：山水

在广大的西部，过去很多年都是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实现资源的分配。比如青海省的财政中，中央财政就占到86%或者更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突破中央财政的二次分配，以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在市场的逻辑里带来资源的重新分配，是未来必须尝试的方向。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玉树人需要走出去，走到广州、上海以及北京。

“阿吾当文，这么多人离开村子有什么好的？”

“再至少虫草没有的时候，他们汉语好，找工作比我们容易呗。”

我想，对于牧民的搬迁、对于牧民的未来，或许他们看的远比我们清楚。

撰稿：

赵翔，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项目负责人，试验牧民参与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2011年进入云塔村，持续工作、观察至今。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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