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克的藏野驴
五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深刻改变了拉达克牧民与藏野驴的关系。与野生动物共存了上千年的高原牧民，如何难以容忍低密度的藏野驴？对藏野驴的管理会是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管理的试刀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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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一场战争在中印边界打响。解放军迅速击溃印度军队，然后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战争之前，中印在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上冲突不断；战争之后，中印对峙多年，直到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才为边境问题重开谈话。
令人惊讶的是，这场战争也许是拉达克（Ladakh）东部的牧民与藏野驴冲突的起点。
拉达克位于印度北部，东与中国西藏接壤。拉达克分为两个区，卡基尔区（Kargil District）在西，列城区（Leh District）在东。列城区幅员4.5万平方公里，面积与可可西里相当，海拔、地形和植被也与可可西里相似。列城区东部约2万平方公里的高寒荒漠，也叫做羌塘——实际上，这里是大羌塘区域的西端。传统上，列城区生活着游牧的羌巴人（Changpa）。中印战争之前数年，大量西藏牧民搬入。
图1. 藏野驴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拉达克是藏野驴分布的西端。来自夏勒，《青藏高原上的生灵》（2003）
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当地的藏野驴数量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动物学者福克斯（Joel Fox）估算整个拉达克也只有1500头。这与历史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大英帝国的斯托克利中校（C. H. Stockley）游历拉达克时，藏野驴还到处都是。但似乎从八十年代开始，拉达克人觉得自家草场上的藏野驴越来越多。与他们的祖辈不同，这次，他们非常不高兴。
驴，还是以前的驴。藏野驴是很有“个性”的生物：头大得出奇，鬃毛短而硬，耳朵竖直，毛色斑驳。美国动物学者哈里斯（Richard Harris）三十多年前来到青藏高原，他对藏野驴的一种行为印象深刻。“藏野驴群通常由一头成年雄性带队，其职责之一是发出撤离的警报前，先去调查干扰来源。这么做的结果通常是，表面上看来，单个成年雄驴会出于好奇而不断向人类靠近。”
那么，藏野驴真的威胁到当地畜牧业吗？
印度动物学者纳贾尔（Y.V. Bhatnagar）对列城区东部的藏野驴做了调查。在2004年春季的样线调查中，他记录到181群藏野驴，总共365头，平均每平方公里0.24头。而2004年该区域有21万头牲畜，平均每平方公里11头。在藏野驴和家畜组成的食草动物群体中，藏野驴只占2%，而光是山羊就占了57%。如果换算成消耗的草料，藏野驴不过吃10-11%，家畜吃89-90%。
既然如此，为什么牧民还要指控藏野驴呢？
首先，牧民的心理参照系变了。打猎、开矿和战争，导致藏野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数量大降。战后一代的牧民见惯了低密度的藏野驴，以至于八十年代初藏野驴数量开始恢复，就控诉藏野驴破坏草场。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量藏野驴为了逃避中国一侧的猎杀涌进拉达克。战争之前西藏牧民的涌入已经挤占了草场，藏野驴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牧民甚至要求政府“将藏野驴赶回西藏去”。
其次，藏野驴分布不均匀。在大尺度上，藏野驴的数量不多，但在局部，集群的藏野驴可以迅速吃掉大量草料。后肠发酵效率较低，藏野驴必须吃掉很多草料才能维持它们庞大的身躯。70头野驴在一天内可以吃掉199-254公斤的干草，相当于200头山羊。在干旱的列城区，河流湿地滋养的草甸是稀缺资源，对藏野驴和家畜来说都是重要栖息地。
总体上，战后几十年里，牧区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藏野驴和牧民的冲突加剧。在列城区东部，羌巴人传统上季节迁移超过100公里，如今减少到40-50公里。人口和牲畜的增长是主要原因。特别是政府和军队在气候严酷的冬季提供的饲料，极大降低了牲畜死亡率，而在过去严冬可能是调节牲畜数量的重要因素。另外，战争后羌巴人不再能利用西藏一侧的草地，加上难民的进入，人均草场面积逐渐下降。
全球市场对山羊绒的需求也大大刺激了拉达克的畜牧业。传统上，95%的山羊绒用于和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换。而在过去三十年间，拉达克政府着力发展山羊绒产业。兽医服务大大降低了幼崽死亡率，而山羊绒单产并没有多大提高。也就是说，要增加山羊绒产量，必须增加山羊数量。
一系列因素使得藏野驴栖息地上的牲畜数量显著增长，传统畜牧业正快速转变为与全球市场直接关联的货币经济。牧民认识到每一寸土地的重要性，并视藏野驴为破坏草地的祸患。无怪乎牧民不断丧失对藏野驴的容忍。
那么，如何管理藏野驴和牧民的冲突呢？
如前所述，冲突集中在局部的关键资源，因而管理措施应该是小尺度的，针对局部的特定情况。监测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变化，详细调查冲突高发的区域，设计合适的补偿项目、缓解牧民的损失，研究藏野驴竞争是否真的影响山羊绒的生产，停止在草甸周围建立围栏，等等。
尽管牧民和地方政府控诉藏野驴“太多了”，但藏野驴的问题根本不是“数量过剩（overabundant）”。美国东部的白尾鹿是有蹄类数量过剩的典型。其种群数量超出生物承载量（Bi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比如植被结构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外来物种的入侵等等。而在干旱的羌塘草地上，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藏野驴破坏了草地，相反，过量的牲畜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藏野驴和家畜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两者之间的食性相似。问题不仅是藏野驴草地能养多少动物，还有牧民能容忍多少藏野驴。利益相关群体能接受的数量（Stakeholder Acceptance Capacity），或者说文化承载量（CulturalCarrying Capacity），是野生动物管理的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往往被忽视，但往往决定了许多与牧民共存的野生动物的命运。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野生动物接触的经验，都会影响到牧民的容忍度。
藏野驴可以是改善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管理的试刀石。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藏野驴有着拉达克同胞类似的经历。它们数量不少，没有灭绝风险，虽然种群数量并没有严谨的调查和监测；牧民普遍抱怨藏野驴与家畜竞争草料。任何一个国家成熟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都会在这时候去寻求解决方案。为牧民提供经济补偿？猎杀一部分藏野驴？在中国西部的省份，都没有较好的野生动物管理的行政框架，调查冲突的现状，合理系统地管理藏野驴的数量，并监测管理措施的实际效果。针对这个物种细致的研究，也从未开展过。
藏野驴的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须留给政府的技术部门去处理。任何管理措施，都不能忽视牧民的参与。如果割裂当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让他们参与到野生动物管理中，注定无法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
参考文献：
# Bhatnagar, Y. V., Wangchuk, R., Prins, H.H., Van Wieren, S. E., & Mishra, C. (2006). Perceived conflicts betweenpastoralism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kiang Equus kiang in the LadakhTrans-Himalaya, Indi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8(6), 934-941.
# Carpenter, L. H., Decker, D. J., &Lipscomb, J. F. (2000). Stakeholder acceptance capacity in wildlife management.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5(3), 5-19.
# 哈里斯著，2009。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撰稿：刘大牛，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的调查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