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纤之殇
一点欲望，一点贪婪，也许就足以让一个物种灭绝。拯救一个物种，却需要全世界的努力。藏羚羊经历的灾难与救赎，获得过整个星球的关注。更多物种因人类“想要”的念头站在绝灭的悬崖边上。它们的救赎能等到吗？
昂贵的围巾
20世纪90年代，在新德里、伦敦、纽约、和香港最高端的卖场里，一种叫做“沙图什”的围巾躺在闪闪发亮的橱窗中等待着富庶的买家，每条价值1000美金以上。它们来自遥远的克什米尔高原，凝聚着那里手工艺人的独到技艺。沙图什虽然极其轻薄，但保暖效果极佳。印度、尼泊尔的商人称它们为“指环围巾”，或者“羊毛之王”。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沙图什的买家们都相信它们来自一种喜马拉雅山脉的野山羊。每年，勤劳的当地人会手工采集那些自然脱落的羊绒，支持自家生计。一条围巾，链接着后工业世界与高原村落，故事温馨而圆满。
但，这不是事实。
每一条沙图什围巾，都至少意味着三条藏羚羊的性命。羊绒不是自然脱落，而是来自藏羚羊被剥下的皮。
怀璧其罪
1988年，当乔治·夏勒博士进入阿鲁盆地考察的时候，他看到了猎人特意将藏羚羊皮单独处理。夏勒博士意识到，可能有人专为它们的皮毛猎杀这种动物。之后几年
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多方采集信息，最终将奢侈品市场上著名的沙图什与被剥皮的藏羚羊联系了起来。在高原的极端环境中，藏羚羊进化出一身致密极细的羊毛，纤维直径仅10-12微米（相比之下，开司米羊绒为12-21微米）。它们被猎杀后，羊绒从中国流转到尼泊尔和印度的拉达克等地。中间商在那里收购，然后送往查谟 -克什米尔进行纺织编制，最终它们流向发达地区的市场。
狩猎藏羚羊并非从20世纪才开始。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当时藏族王庭就有围猎高原有蹄类的传统。对于普通游牧家庭来说，藏羚羊肉可以作为他们日常蛋白质摄入的补充来源。除此之外，牧民还会拿藏羚羊皮张与来自印度拉达克的行脚商人们交换生活物资。这种以物换物的“跨国贸易”，甚至开展了几个世纪。彼时传统狩猎的范围和强度还仅基于游牧家庭的有限需求和狩猎手段，也受制于严酷的通贸环境，因此对藏羚羊种群的影响极其有限。
18世纪，沙图什围巾随丝路贸易开始传入欧洲。拿破仑曾将它作为来自东方最珍贵的礼物赠予他的爱人约瑟芬。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与巴基斯坦之后，将细羊绒披肩（pashmina）与沙图什作为这一地区重要的贸易商品。即便如此，由于羊绒原料从西藏地区翻越喜马拉雅进口的路径过于艰难，沙图什的产量依然很低。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表明当时整个克什米尔地区数千羊绒作坊里仅有两台专用于沙图什的纺织机。第一次普法战争爆发后，欧洲市场对沙图什的需求遭到沉重打击。此时，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富有家庭在女儿出嫁时，却逐渐形成新娘披戴沙图什头巾的风俗。这里于19世纪末一跃成为了沙图什的最主要市场。
上述贸易连接着相对小的消费群体，尚未对藏羚羊构成威胁。当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商人们将目光转向沙图什时，噩运最终降临藏羚羊头上。商人们在欧美、中东、远东乃至大洋洲的市场上疯狂炒作，致使围巾的价格直线攀升。一度高达上万美元的标价，手握大把钞票的高端顾客仍然趋之若鹜。这时，除了少数克什米尔大商人外，普通消费者、乃至纺织沙图什的手工艺人都不清楚沙图什采自藏羚羊尸体剥下的毛皮。
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针对藏羚羊的大规模、有组织猎杀活动开始出现在所有藏羚羊分布区。盗猎分子甚至蹲守在藏羚羊的迁徙路径上，灭绝式地收割正艰难孕育下一代的雌性藏羚羊的生命。被盗猎的数量很难估算。仅凭各地执法查没数据的不完全估计，1990年至1995年间，平均每年有近2万头藏羚羊因沙图什贸易而被猎杀。当夏勒博士在1993年前后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揭示藏羚羊盗猎与沙图什贸易的关系之时，藏羚羊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
沙图什围巾的形成。活体藏羚羊（1）被猎杀后剥皮（2），提取形成羊绒（3），最后制成高品质的沙图什围巾（4）。图1拍摄者为Dr. Joel Berger, 其它图片来自网络。
可可西里的枪声
1994年1月18日的寒夜里，杰桑·索南达杰在与18名盗猎分子对峙时，身中数弹，倒在了可可西里冷硬的土地上。幸存的同伴在挣脱后将他安放在车厢中，用血迹斑斑的藏羚羊皮轻轻覆盖。
索南达杰烈士 图片来自网络
彼时，阿尔金山-可可西里一带是盗猎藏羚羊的重灾区，当地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外来采矿者和盗猎人员。他们装备着武器，团伙式地入侵这片本该属于野生动物的乐园。从92年开始，索南达杰和他组建的青海玉树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起初，他们的行动目的为排查非法淘金者，在见证藏羚羊被大量屠杀后，他们开始了与武装盗猎分子的斗争。
索南达杰英勇牺牲后，藏羚羊盗猎的问题逐渐得到了中国政府关注，在藏羚羊分布的保护区逐渐投入越来越多的反盗猎力量。1997年，可可西里保护区成立，这片一度成为藏羚羊盗猎者乐园的荒芜之地迎来了大规模反盗猎执法行动。中国公众也在英雄的感召下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到了藏羚羊的危境上。媒体、影视作品中开始大量报道展示藏羚羊盗猎的境况，《可可西里》、《平衡》这样的获奖影像进一步将藏羚羊保护和中国的反盗猎努力展现在世人面前；自然之友、绿色江河等民间野保机构，也开始为支持藏羚羊保护奔走发声，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投身到支持反盗猎宣传和野保工作中来。
全链条的解药
羚羊挂角，不着痕迹，以避祸害。藏羚羊要远离非法贸易的伤害，保护的绝地反击必须依靠向贸易链条上各国执法机关、保护管理部门、消费者以及普通公众揭示这一命题的真相轨迹。
事实上，藏羚羊的保护法令早已存在。1979年，《国际濒危物种进出口公约》（CITES）将藏羚羊列为附录一物种，绝对禁止国际贸易，仅余瑞士对该禁令仍提出保留。1988年颁布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藏羚羊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理应严格保护。只是无人意识到国际市场上盛行的奢侈品沙图什围巾与之的关联，执法一直无法落于焦点。在诸多学者以及野保人士的呼吁之下，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对沙图什非法贸易的执法行动。从栖息地反盗猎、到打击走私、再到终端市场执法，贸易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开始收紧针对藏羚羊非法贸易的监管。
如果说“执法”是对藏羚羊非法贸易最快速有效的打击，另一个更长期却迫切的战场则在消费端。为了根除沙图什贸易背后的金钱驱动，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PS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APS）等野保机构开始在欧美及印度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迫使时尚奢侈品行业和消费者直面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消费直接“资助”了高原上藏羚羊的消亡。
消费国也开始行动起来，增强了对高端商铺的执法检查。1997年英国警方在伦敦大规模查处非法出售沙图什的商铺；1999年，在一系列案件的调查中，美国纽约市众多名人被媒体公开访问，不得不尴尬承认他们曾穿戴沙图什围巾；1999年《名利场》等高端时尚杂志纷纷刊登专稿，揭示藏羚羊的惨剧，劝谕消费者放弃购买和使用沙图什围巾。
1998年，瑞士撤销了对藏羚羊的保留条款，最后一个CITES缔约国也正式全面禁止对沙图什的合法贸易。至此，查谟-克什米尔地区是仍留存沙图什合法贸易的地区。那里的政府官员甚至一度坚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沙图什非法贸易对藏羚羊的威胁是为打击克什米尔羊绒产业的发展，以增加中国羊绒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迈入21世纪，藏羚羊的命运发生了更明显的转折。越来越多人了解到沙图什的真相以及克什米尔在这一贸易链中扮演的枢纽角色。迫于种种压力，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在2002年最终颁发了禁令，终止了世界上最后一个仍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市场。2005年，藏羚羊被选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公众对这一物种的保护意识更加高涨。种种迹象表明，经过全链条的严格执法及消费者的觉醒，藏羚羊种群数量在全面恢复；然而，地下交易仍存，野保战斗不止。2015年2月，瑞士海关再次查获了22条沙图什围巾；青藏高原各个保护区的野保人员仍对藏羚羊盗猎分子“穷追猛打”。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残酷不酷”广告，向公众说明沙图什背后的血腥故事。图片中英文为：“为了制作这条围巾，杀死了12头藏羚羊。” 图片来自网络。
藏羚羊的保护历程虽然悲壮，却是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案例。那些因为大规模商业贸易而致危的物种，如穿山甲、虎、赛加羚羊、非洲象等等，其保护管理无不面临跟当初藏羚羊一样的难题：从供给端到需求端都需共同出力，没有单一的药方。在藏羚羊保护这张考卷上，我国作为分布国，从民间到政府都做出最大的努力、交出了控制盗猎源头的漂亮答案。但当我们坐在其他濒危物种的贸易链上的消费端时，需要我们付出同样的决心。
盗猎者、走私贩、中间商、纺织艺人、奢侈品买手、高级商店和富裕的消费者，跨国商业贸易各种参与人员的“共罪”迫使藏羚羊一度几近灭种。幸而，在保护藏羚羊的庞大战争里，身处贸易链条中的每一环、每一国都采取了积极行动，才最终将颓势扭转，令藏羚羊仍能奔跑在高原之上。愿其他濒危物种能够获得和藏羚羊一样的机会，得到全链条的解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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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war, R. & Chundawat, R.S. (1995).A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 in the LadakhRegion of Jammu and Kashmir.
撰稿人：
梨树 美国蒙大拿大学学习动物学， 长期关注野生动物贸易问题，2005年起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