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青藏高原
久违了，同志们！从2月10号至3月18日，我们空缺了六周。今天，我们杀回来啦！期待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野牦牛、普氏原羚、雪豹，它们可能不仅是荒野的象征，还是健康生态系统的维持者。青藏高原如今站在十字路口上：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既可以毁掉中国最后的荒野，换取经济利益；也可以抓住尚存的机会，保护这片正在消逝的荒野。那么，有哪些可取的保护路径？
通天河边的野牦牛
2005年11月初，寒冷封冻了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宽阔江面。前一天下了点雪，通天河两岸的起伏山峦银装素裹。我和嘎玛、扎拉趴在北岸的一个小山梁上，透过望远镜努力观察西南方向小山沟里的一群野牦牛。
“多少野牦牛有？”嘎玛转过头问。这位壮实的中年汉子当时是措池村的副支书。措池村位于通天河北侧，青藏公路以东，与可可西里隔路相望。
“55头，阿吾（藏语，大哥之意）嘎玛。”我轻声回答。其实呼啸的西风完全掩盖了我们的声音。
“最大的那头，看到了吗？”扎拉问。扎拉和我一般年纪，出生于通天河南的索加牧区，当时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工作。
“嗯。怎么了？”我一边应着，又数了一遍。没错，55头，混合群，公的、母的和小的都在一起。有一头公牛体型庞大，站在野牦牛群里简直鹤立鸡群。它缓缓移动，步态威严。
“它是杂交的。”扎拉补充说。
我还来不及惊讶，野牦牛群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不由直起身来。原来七只狼悄悄包抄了过来。看见人的身影，狼也停下脚步，蹲坐下来，然后小跑着离开了。野牦牛继续缓缓移动，取食高山草甸上低矮的嵩草。
通天河边的野牦牛。拍摄：扎拉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野牦牛。后来，措池村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帮助下，成立了“野牦牛守望者协会”。牧民们喜欢野牦牛，也喜欢野牦牛和家牦牛的杂交后代。每年夏天，一两只公的野牦牛会跑到家牦牛群里，牧民就让它留下，跟母牦牛交配；或者将家养的母牦牛赶进有野牦牛的山谷里。杂交的后代体型更大，毛色更黑，吻部一圈白色的细毛，模样喜人。然而，野牦牛还会顶伤挤奶的妇女，或者将家牦牛拐走。
2006年，经过“野牦牛守望者协会”的协商，通天河边的几户牧民搬到其它地方，“把草地让给野牦牛”。然而野牦牛并不“领情”，而是跟着牲畜移动。这可能是牲畜搬走后，草地的取食压力不够，老草挡住了阳光，新草长不好，野牦牛不爱吃。毕竟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家畜是这片草地上主要的食草动物。前几年，村里协商把那几户人家搬回去，“让他们守着那个地方”。
如今来到措池，你想象不到，五十年前，这里还是无人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政府的安排下，玉树州、果洛州的牧民向西部无人区搬迁。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当地牧民、修路施工队和驻军大量猎杀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等动物作为食物。
野牦牛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的经历，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缩影。野牦牛一度广泛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西抵印度北部，北至昆仑山、祁连山，东到四川西部，南抵喜马拉雅。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猎杀，野牦牛退缩到羌塘-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在无人区之外，还留有一些孤立的小种群。经过近三十年的保护，打猎基本上得到抑制，野牦牛种群得以恢复，逐渐从无人区扩散出去，又产生新的问题。
在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周边区域，野牦牛和牧民共用草场。一方面野牦牛会给牧民带来财产损失和生命危险，另一方面粗放的杂交有可能污染野牦牛的基因。家牦牛是数千年前从野牦牛驯化过来的。长期的人工选择，已经使得家牦牛和野牦牛产生基因上的差异。野牦牛和家牦牛的近距离接触，还可能传播疾病。玉树州的畜牧部门鼓励杂交、改善家畜品系，而青海的林业部门对此坐视不理。野牦牛的孤立小种群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在无人区，野牦牛就是安全的吗？青藏高原上设立的大面积保护区，如羌塘、可可西里、三江源、阿尔金山、中昆仑、西昆仑，能有效保护它们吗？
不尽然。无人区并不是没有人。牧民向无人区的进发仍在继续。这在羌塘北部尤其明显。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羌塘的放牧基本上局限在“大北线”。如今，家畜逐渐扩张到了北纬34度。在可可西里西南部，西藏安多的牧民翻过唐古拉山，进入原先的无人区，有的牧民甚至越过了可可西里山。羌塘和无人区丰富的矿藏，勘探已近尾声。八九十年代疯狂而无节制的采金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如果以国家战略需要的名义，开采羌塘的石油呢？阿拉斯加的困境，很有可能落到藏北无人区的头上。保护区虽然面积广大，其实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措池村就在三江源保护区内。人力和资金不足，更是限制了保护区的效能。
人为干扰还可以商量，气候变化则“不讲情面”。雌性野牦牛喜欢冰川融水滋养的草甸，为牛犊提供充足的奶水。美国动物学家乔尔·伯格在可可西里的调查发现，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雌性野牦牛需要爬到更高的地方。而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了解还非常之少。
原则上，野牦牛的保护同时需要两种策略。分离模式，在没有牧民定居的无人区内，加强对人为干扰的管控，停止甚至逆转畜牧业占用无人区；共存模式，在野牦牛和牧民共同生活的区域，平衡牧民生计和野牦牛的需求，缓解接触的负面影响。实际上，青藏高原上所有的野生动物，其保护策略不外于此。
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
1871年，32岁的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鄂尔多斯采集到一件动物标本。在中亚游荡的数年里，普氏一手持枪、一手拿鞭，可想而知标本是如何采集的。这件标本被误认为是蒙古原羚，直到13年后才发现角长得不一样，向后延伸、角尖向内对弯，于是起名普氏原羚。
不过，为什么是鄂尔多斯呢？难道不是青海湖吗？
说来悲伤。普氏原羚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的广大草原，包括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青海。中国有三种原羚，其中蒙古原羚生活在蒙古高原，藏原羚生活在青藏高原，而普氏原羚的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与蒙古原羚的亲缘关系更近。青海湖地区实际上是普氏原羚分布区的西南一隅。20世纪60年代以来，草地开垦、乱捕滥猎，普氏原羚的数量急剧下降，分布范围节节后退，青海湖周边地区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避难所。如今，普氏原羚估计有1300-1600头，分布在青海湖周边9个相互隔离的分布区中，是我国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
盗猎和围栏被认为是普氏原羚的两大杀手。2002年前后，民间枪支上缴，盗猎得到有效遏制，然而这些年来普氏原羚并没有显著增长。林业部门常常举例增加了多少头、栖息地增加了多少块，以此说明保护措施有成效。然而数量的变化很大部分原因是调查做得更彻底了，发现了一些以前没发现的小种群。于是，围栏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民间保护人士甚至声称：不以拆除网围栏为核心的普氏原羚保护措施都是“耍流氓”。林业部门则回应道，网围栏是历史原因，需要“科学决策”。
那么，围栏对普氏原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青海湖边的普氏原羚。拍摄：张璐
传统上，青海湖周边的牧民也游牧，普氏原羚和家畜生活在同一片草场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畜草双承包”政策，围栏作为草地管理的重要手段被引入，用来明晰和界定草场产权，帮助牧民更细致地管理草场。比如，将最好的草场围起来作为家畜冬季的产羔场。结果是，对于普氏原羚来说目前已经不存在“没有围栏”的草地。它们生活在围栏隔成的网格里，区别只是网格的大小，或者说围栏密度的高低。
对于普氏原羚来说，围栏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们可以跳过或者钻过围栏。然而每一次穿越都有风险，可能被刺丝刮伤，或被铁丝绞死。对个体的影响最终会反映到“种群分布”上，也就是它们在哪里出现、不在哪里出现。一旦动物在原有的某分布区消失，也就是不再出现，我们称为“局部灭绝”，或“区域性灭绝”。回顾普氏原羚的历史，五十年间的大踏步退缩，就是一连串的局部灭绝。
研究发现，围栏密度越高，带刺丝围栏的比例越高，普氏原羚出现的概率就越低。由于围栏的阻挠，普氏原羚难以利用优质的草地，这种影响在食物缺乏的冬春季节尤为严重。占据了优质草地的家畜在冬季仍需干草补饲，普氏原羚被围栏限制在次等草地上，生存状况可想而知——这些年来普氏原羚没有显著增长，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然而，增加围栏建设是农业部草原政策的一个重点，更多更高且带刺丝的围栏还在不断被建造。普氏原羚还有前途吗？面对围栏我们无能为力吗？
2013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刘佳子在青海湖北部的分布区调查了普氏原羚跳过围栏的情况。她发现，“围栏平均高111厘米，成年普氏原羚跳过这一高度的成功率仅为20%。52%的围栏顶部带有刺丝，带刺丝围栏的平均高度为123厘米，成年普氏原羚跳过这一高度仅有6%的成功率”，“当围栏高度由118厘米降至78厘米时，成年普氏原羚跳过的成功率从10%上升至90%。当围栏高度为71厘米时，成年普氏原羚跳过的成功率为95%”。她还发现，“大多数幼仔可以通过从下往上一至三道铁丝的高度（6–32厘米），两条水平铁丝间的宽度不小于44厘米”。
大面积拆除围栏，可能成本太高、不太现实。那么去掉刺丝呢？围栏高度降低一点呢？普氏原羚能够选择低矮的围栏通过，如果大面积改造围栏成本还是太高，那么在局部建立围栏矮一点的通道呢？
在中国西部，没有哪种动物研究得比普氏原羚更清楚，也没有哪种动物比它们更容易从人类的保护措施中获益。只要拆掉或改造一些围栏，就能显著改善普氏原羚的生存状况。当然，除了围栏，还有无处不在的牲畜和日益拥挤的旅游。后两者是当地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围栏的调整还是相对简单的。在中国，政府部门拥有最多的资源、最大的力量。而面对濒临灭绝的普氏原羚，农牧和林业部门政策矛盾、相互推诿，保护措施动作缓慢。当普氏原羚消失在遥远的青海湖畔，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任何变化，而上千年万的生物演化留给我们的无可替代的自然遗产，将永远丧失美丽的一环。
扎西拉吾寺的雪豹
2015年7月，细雨初歇，我解下背包，垫在悬崖边突出的岩角上，坐在上面。待呼吸平稳，掏出望远镜。对面是一面约两百米高的石灰岩石墙，距离澜沧江两公里，距离扎西拉吾寺十五公里。静坐片刻，本以为安静的下午喧闹起来：鸽子的咕咕声、白灵和雪雀的叫唤、山梁高处山鹑急促的鸣声，涌入耳膜。
一块石头从石墙上部脱落，擦着岩壁滚下，落到沟底。在望远镜里，岩羊一只接一只显现在岩壁上。12只今年出生的小羊，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跳来跃 47 32395 47 15287 0 0 1390 0 0:00:23 0:00:10 0:00:13 3236去。更多的岩羊母亲们出现在岩壁两边，专注地取食顶部丰腴的植物，偶尔探头看看峭壁上的无知无惧的孩儿们。
山谷底部过来一只黑色的藏狗，沿着道路小跑。牧人已经搬离这里，流浪的藏狗自行寻找食物。岩羊们高高在上，并不在乎黑狗的搜索。黑狗后面来了一辆黑色的车辆。引擎的声音抬起了岩羊们的头。拜伦从车里钻出来，使劲朝我挥手。我正用望远镜逐一检查对面岩壁上的石洞，或者雪豹妈妈正在某个洞里舔舐幼仔。拜伦又朝我挥手。我走下山坡。
“发现了一只雪豹！”拜伦说。
“啊哈！”
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半，这只雪豹躺在一公里半外的岩石顶端，跟我们相处了两个半小时。优雅而慵懒地转头，打哈欠，伸懒腰。大部分时候只是静静地卧着，头搭在前腿上。细雨轻轻地打在我们的衣服和它的毛皮上。最后，它敏捷地站起来，轻盈地小跑，很快消失在山脊后面。我们如释重负地放下望远镜。下午一点半，温暖的阳光透过云层，照亮岩石和草甸。下山驱车返回扎西拉吾寺。
澜沧江边的扎西拉吾寺。拍摄：刘大牛
古老的扎西拉吾寺始建于十五世纪，坐落在澜沧江上游的江边。唐蕃古道曾经从这里经过，商贸繁荣。紧靠寺庙，一面石墙拔地而起。石山上岩羊成群，偶有白唇鹿，高山兀鹫、胡兀鹫交叉掠过。石墙上生活着一窝雪豹，僧人们能不时拍摄到雪豹妈妈和三个小崽的影像。如果你爬到寺庙背后的山顶上，往东西两头眺望，周边石山嶙峋，正是雪豹的优质栖息地，蜿蜒的河道在起伏的群山中穿过，源头不过西边百里之外。
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的模拟，澜沧江源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连续雪豹栖息地。这片山地横跨青藏两省，交错分布的石山和草甸为岩羊和雪豹提供了极好的栖息环境。扎西拉吾寺正好位于这片栖息地的腹地。这两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方法，发现这里雪豹密度不低。
寺庙周边的山地对雪豹意义重大。澜沧江源区盛产虫草。每年5-6月，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在每一片山坡上细细寻找一年的收入。寺庙周边的山地属于神山，平时有僧人巡逻管护，更不允许挖虫草，于是成了野生动物的避难所。
寺庙与雪豹的关联并非偶然。三百万年前，雪豹起源于今西藏阿里，经过漫长的进化，适应寒冷的高海拔环境，然后逐渐扩散至整个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三千年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今西藏阿里，然后传播到整个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尽管相隔数百万年，雪豹和藏传佛教起源于类似的地点，沿着类似的路线，扩散到大体相同的区域。而寺庙的选址，更是与雪豹对栖息地的选择如出一辙。李娟博士的计算表明，三分之二的雪豹栖息地位于信仰藏传佛教的区域内。
然而寺庙也是流浪狗的集散地。十多二十年前藏獒价格暴涨，牧民开始养狗。然而不是每只狗都长得好看，能卖出大价钱。不看好的狗就被扔到寺庙，因为僧人们会喂养。近年来藏獒价格下跌，被抛弃的狗更多。成群结队的流浪狗在草地上游荡。我自己就观察过它们捕食鼠兔、旱獭、岩羊，并在僧人和牧民拍摄的录像里看到它们围攻狼、雪豹，以及棕熊的幼崽。除了直接捕食，流浪狗还可能传播疾病。尽管没有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判断，流浪狗是青藏高原上数量最多的食肉兽。它们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雪豹是山神的狗。藏区民众对雪豹的认知，多半是积极的。传统文化能保护神山圣湖，从而保护雪豹的栖息地，然而传统文化难以应对外部市场引起的泛滥野狗。佛教教导民众不杀生。除非发生重大事件（爆发狂犬病或野狗咬伤人），森林公安或防疫部门很难采取灭杀的手段对付狗。有一次，我问年宝玉则的扎西桑俄堪布：佛教教义怎么看待流浪狗?堪布说：佛教并没有针对流浪狗的经文；但佛教教导我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难道就没有既符合生态学原则、又符合宗教教义的方法吗？印度北部拉达克的藏区，已经率先试验流浪狗治理的方法。只是在扎西拉吾寺，试验还没有开始。
消逝的荒野
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是我国最为珍贵的自然遗产之一。关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青藏高原仍然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仍然拥有相对健康的野生动物种群。大量的高原鼠兔全年不休地充当草地生态系统的工程师；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岩羊等食草动物虽然面临各种威胁，但并没有灭绝之虞；在很多地方，仍然生活有狼、棕熊、雪豹这三种顶级食肉动物。徜徉的猛兽，可能不仅是荒野的象征，还是健康生态系统的维持者。
科学研究和传统文化，是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两大支柱。有效的保护措施，需要了解野生动物的分布和数量，以及人为和自然因素对种群的威胁，还需要对保护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上面的案例中，除了普氏原羚，我们对野牦牛和雪豹的了解远远不够。对野牦牛种群数量的严谨估计，还停留在三十年前乔治·夏勒博士的工作。气候变化对野牦牛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杂交对野牦牛种群的影响，没有人去评估野牦牛孤立小种群的状况。同样，对雪豹种群数量的严谨估计，还是二三十年前外国科学家的工作。很多山系的雪豹状况，没有人去检查过。家畜放牧、道路建设、流浪狗等等因素对雪豹的威胁，还没有人做过评估。更为难堪的是，有意愿、有能力去实地做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少之又少。
传统文化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一直起到巨大的作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藏区与资本市场的关联越来越大，收益和损失逐渐用金融货币来衡量，自然神灵的地位便一降再降。神圣的自然降格为物，成为人类随意取用的资源。依托传统文化的神山圣湖，其保护成效往往优于政府主导的保护区系统。传统文化在保护上的有效性逐渐受到学界和保护界认可，而出于政治敏感性，政府迟迟不给予认可。
我们如今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在青藏高原上的决策和行动，既可以毁掉中国最后的荒野，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抓住尚存的机会，保护这片正在消逝的荒野。我们还有机会，通过加强研究、科学决策、依托文化来保护这片独特的土地，以及独特的野生生灵。
撰稿人：
刘炎林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张 璐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2007年-2010年在青海湖研究普氏原羚。
梁子（燕山亭）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2012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注：本文缩减版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16年2月19日科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