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兽的价格
全球大型食肉动物普遍面临危机，而人兽冲突愈演愈烈。挽救猛兽必须缓解人兽冲突。外部经济干预手段被引入，调动大量金钱帮助当地居民加强防范措施，或补贴经济损失。金钱的魔力依然无敌吗？这些措施能实现当今时代最狂野的梦想——人兽共存吗？
珠穆朗玛
珠穆朗玛，乔治·马洛里最狂野的梦想。当纽约时报的记者追问“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无奈的马洛里扔下一句“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毫无信息量，然而奇妙地成为登山界的名言。1924年6月，马洛里和队友安德鲁·欧文消失在珠峰高处。
七十年后，1994年，中国将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涵盖珠峰脚下的四个县，定日、定结、吉隆、聂拉木。这里还是雪豹的家园。上世纪90年代，罗德尼·杰克逊在珠峰开展过三次野外调查，估计保护区内生活有超过100只雪豹。
时隔二十年，从2014年开始，“珠峰雪豹保护中心”的年轻科学家高煜芳和陈鹏举重新评估雪豹的状况。据估计，研究区域内雪豹种群密度为1.8-2.5只/100平方公里，与邻国尼泊尔保护地内的雪豹密度相当。
高煜芳和陈鹏举的另一项发现令人震惊。在珠峰保护区四县，每年约有3000例共9000只家畜被野生动物猎杀，占牲畜存栏量的1.2%左右，在最严重的区域年损失5.1%的牲畜。狼、猞猁和雪豹是主要的肇事物种。狼和猞猁喜欢捕杀小畜，如山羊和绵羊；雪豹倾向捕杀大畜，如牦牛、犏牛、黄牛。将近70%的受访牧民认为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的现象在增多。
实际上，自2006年起，西藏自治区便已推行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办法。2006至2016年初，西藏自治区共兑付补偿金4.82亿元。然而，在珠峰保护区，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珠峰保护区绝非孤例。全球的大型食肉动物普遍面临危机。与此同时，与猛兽共存的当地居民正遭受惊人的损失，家畜被捕食、设施遭到破坏、人身受到伤害。如果直接成本（简易猎套、廉价毒饵、少量劳力）和机会成本（违法风险低）低，猎杀无可避免。
而远离荒野山林，在许多人眼中，保护野生猛兽是重要而浪漫的事业。发达国家的人们热爱大型食肉动物：神秘而优雅，象征自然的力量。在我国东部的大都市，也逐渐出现热衷保护的人群。同时，大型食肉动物往往是国际和国内的重点保护对象，吸引着大量保护资金。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政府或喜爱动物的人们为当地居民的损失买单？
外部经济干预的逻辑是：将猛兽的生态和社会价值转化为有形的收益，支付给当地居民，帮助后者摆脱贫穷、并鼓励其参与保护。理论上讲，只要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足以弥补损失、甚至提高收入的经济来源，就克服了猛兽保护的障碍。目前，外部经济干预大致有三类：补偿或保险（Compensation and insurance schemes）、收益分享（Revenue-sharinginitiatives）和保护支付（Conservation payments）。
那么，外部经济干预能否促进人兽共存？
补偿和保险
该类方案在野生动物造成经济损失后，直接补偿当地居民，以减少后者对肇事动物的敌对情绪和报复行动。
补偿类方案正被广泛应用。比如前面提到的西藏自治区野生动物肇事损失补偿。保险类方案机制类似，但当地居民需支付一定保险金，以减少对外来资金的需求，增强参与度。2011年至2014年，青海藏区藏系羊、牦牛保险共承担保险责任23亿元，其中牧民自缴保费约5%，其余由中央和地方三级财政补贴。美国黄石公园的“野生动物守护者”补偿计划由私人资金支持。该计划从1987年运作至今，为重新引入野狼扫清了来自当地农场主的障碍。
但是，该类方案的天然缺陷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其中补偿的额度问题最为醒目。比如，野兽吃了一头牛，牧户的损失不仅包括牛的市场价，还包括畜产品的可持续收益、以及获取补偿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若补偿过少，实现不了保护目的；补偿过多，容易形成负面效果，即“道德危害（Moral hazard）”。当地居民无法预估损失，有可能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甚至谎报损失。
因此，通行做法仍是按牲畜市场价格折扣后补偿。在博兹瓦纳，折扣比率约为20%，即补偿市场价的80%。但考虑到违禁放牧的罚款、补偿款拖延的利差等因素，最终补偿约为市场价的42%。
另外，直接补偿可能加剧“贫困陷阱（Poverty trap）”。补偿政策可能导致外来居民迁入，或者当地居民不注重控制或升级现有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资源竞争进一步恶化。
分享收益
该类方案在当地引入活动（如生态旅游），令野生动物为当地居民创造经济效益。该类方案在弥补当地居民损失、主动提升收益方面的表现，正不断获得重视。
针对肯尼亚旅游业的分析表明：1977-1994年间，在绝大部分旅游收益被政府和旅游经营企业赚取的地区，野生动物数量下降达29-65%；在相关收益和当地社区分享的地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平；在私有土地上，土地拥有者获得全部收益，野生动物动物数量增长了12%。
在纳米比亚的一些区域，农场主获得全部旅游收益，这极大促进了狮群的增长。在乌干达，旅游收益分享项目每年为三个保护地周边的居民带来8万美元的收益；这些钱用于建设学校、诊所和其它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了当地居民对保护地的态度。
然而，收益分享很难做到公平。地处偏远、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往往遭受损失最严重，而收益分享最少。对于分享到收益的人群，旅游“快钱”和住在哪里有关，和具体做了什么无关。比如，在尼泊尔的马卡鲁巴仑国家公园，当地居民分享旅游收益。他们强烈支持继续开展旅游，但并不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有多重要，甚至要求杀掉一些动物。因此，收益分享方案不一定能够减少针对猛兽的敌对情绪和行动。收益优势还可能吸引外人迁入，引发资源竞争，最终倒霉的还是野生动物。
如果旅游活动要求当地居民控制土地使用方式以保护野生动物，有可能使得当地居民想象中的机会成本不断升高。旅游收入一旦不如预期，当地居民对野生动物和保护组织的敌对情绪不降反升。据估计，肯尼亚的马赛人将土地保护起来开展旅游而没有开发做其它用途，每年“损失”约2680万美元。在马达加斯加的曼塔迪亚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和保护需求限制农业用地，当地居民可能因此损失一半的潜在收入。
保护支付
前两种方案，间接激励保护行为，逻辑链条较长。保护支付方案则直来直去，把经济收益直接和保护成效挂钩：“实现保护目标就领钱！”
这类方案不关心中间环节。瑞典政府从1996年起采取保护支付方案来保护萨米区的狼、猞猁、和狼獾。在萨米区的51个村庄中，放牧饲养驯鹿是主要的生计方式。当地食肉动物经常捕食驯鹿，从而引发报复性猎杀。一旦确认食肉动物在某个村庄内成功繁殖后代，该方案支付一定经费，用来抵消新生食肉动物终其一生可能带来的损失。每个村庄自行决定经费的使用。2007年，每头新生的猞猁或狼獾的价格约为2.9万美元。该保护计划取得了明显效果，野兽数量在恢复。又比如在墨西哥某地，红外相机每纪录到一只美洲豹、虎猫、或者北美猞猁，农场主可以收到50-300美元。
看起来保护支付方案能直接激励保护。它并不约束当地居民的具体做法，而是高度结果导向。这使得该方案容易受到欢迎：高度灵活，因地制宜。由于不需要补偿单个家畜的损失，该方案不会引起前文提到的“道德危害”。也不需要将某块地划定为“保护地”，该方案可以兼容当地的生产生活习惯和食肉动物保护的目标，避免“贫困陷阱”。
然而，如果当地居民做了工作但效果很差时，该类方案的继续实施就存在巨大风险。这可能是当地居民采取的方式不恰当，或者由于自然灾害导致野兽数量减少。当地居民付出巨大努力却一无所获，此时该类方案极易崩溃。
保护支付方案需要清晰的土地产权作支撑，也就是“究竟该付钱给谁”。在很多偏远地区，这并不容易。此外，该方案可能提升土地价值，促使土地从贫困人群中流转出去，这反而违背了消除贫困的本意。如果保护资金支付给集体而非个人（比如瑞典的案例），分配不公的风险很大，该方案的有效实施高度依赖村集体的管理能力。
此外，保护成效的评估也是个挑战。出资方必须确定如何评估当地的保护效果，建立本底数据，不断实施高质量、高强度的监测工作，来确定支付额度。即便如此，监测工作不一定能够反映实际的保护成果，无法合理确定保护经费。
羊圈里的雪豹
以上三类方案在短期内都能取得一定成效。那么，外部经济干预的长远效果如何？
为此，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经济学专家和美国杜克大学的生态学专家做了有趣的数学推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雪豹。雪豹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的12个国家，正在和越来越多的牧民及牲畜杂居在高原山地中。雪豹猎杀牲畜的事件时有发生；不断增加的牲畜和牧场扩张，也为雪豹的自然猎物带来竞争压力。这是人兽共存与冲突的典型案例。
研究人员认为，外部经济干预需要关注两种效应：“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和“天平效应（Scale effect）”。比如，我们可以资助牧民修建羊圈，减少雪豹捕食家畜。该措施可能形成正面的替代效应：修羊圈的花费大幅降低，当地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替代原先解决冲突问题的“便宜”方法——杀掉雪豹。但资助羊圈的措施，会产生负面的天平效应。该措施可能会鼓励牧民饲养更多的牲畜，对雪豹造成负面影响。补偿和保险方案就存在类似的双重效应。
研究人员注意到印度斯皮蒂峡谷的“土地租用方案”。保护组织从牧民手中租用原本高强度放牧的草场。这些土地禁止放牧，留给野生有蹄类动物。监测表明，雪豹的主要猎物岩羊对这些草场的利用率翻了三翻。不过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案需谨慎应用。这种方案并不能够让当地居民更认同雪豹保护工作。相反，当地居民对租金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不在这里放牧的机会成本不断抬升。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构建一个模型。该模型假设：
（1）家畜通过栖息地竞争，影响野生有蹄类动物的数量，进而影响雪豹数量；但野生有蹄类数量增加并不会减少家畜数量，因为在人类的帮助下（比如补充饲料），家畜的竞争力更强；
（2）家畜是牧民的重要财产，牧民会权衡各种财产保护措施和牲畜饲养方式，选择直接经济成本最低的办法保护牲畜；
（3）无论牧民选择何种方式，包括建羊圈、转移牧场、改作其它工作等等，最终他的选择会影响到他在雪豹活动区域饲养的牲畜数量。当增加家畜的边际收益大于零时，牧民就会增加家畜数量，反之则减少家畜数量；
（4）当野生有蹄类数量减少时，雪豹会捕食家畜；
（5）当家畜被雪豹杀死时，牧民会考虑杀死雪豹（减少雪豹数量）作为保护财产的措施之一。这使得牧民成为雪豹潜在的捕食者。
在这个模型里，研究人员模拟了两种外部经济干预方案的长远效果：
方案1：帮助牧民修建防护措施（家畜保护措施的成本降低50%，雪豹被报复性猎杀的可能性降低50%）；
方案2：租用放牧土地给野生有蹄类使用（家畜对野生有蹄类的影响降为2/3；饲养家畜的成本提升50%）。
模拟结果显示，无论采取哪种外部经济干预方式，当饲养牲畜的边际收益率提升时，雪豹数量总体上会降低；如果家畜的边际收益率高到一定程度，雪豹会彻底灭绝。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每新增加一头牲畜时，这头牲畜带来的收益。但是，外部经济干预措施会缓解雪豹数量的下降幅度，增大“雪豹--野生有蹄类--家畜”的共存可能性。也就是说：除非牲畜饲养变得不划算，否则雪豹不会有未来，即便短期内看似平安。
(a) 不加外部干预
图2. 随着家畜饲养边际收益 (p，横轴)的增加，家畜(z)、野生有蹄类(x)和雪豹(y)数量随之发生变化。其中，p 位于 NL （No Livestock）区间时，生态系统中没有家畜；p 位于 CE （Coexistence）区间时，家畜、野生有蹄类、雪豹得以共存；p位于 NS （No Snow leopard）区间时，雪豹灭绝。（引自Wilman, E.A. and Wilman, E.N., 2015)
理想的方案
这个结果是不幸言中的盛世危言。在青藏高原牧区，牧业生产日渐发达，猛兽逐渐减少。然而转变畜牧业的经济机制，对于任何一个保护组织都极其困难。也正因为如此，引入外部经济干预十分重要：至少，可以为猛兽们赢得更多时间。
一个“理想”的外部经济干预方案应具备以下特征：
能使遭受猛兽伤害的人群直接受益；
降低这些人群与兽共存的直接成本；
当地猛兽应能为当地居民直接带来额外收益；
不会引发“道德危害”或“负向激励”效应；
不过度依赖外部资金；
将当地居民的收益同猛兽保护具体目标直接挂钩；
有助于消除当地贫困现象。
无疑，任何单一的方案都不完美，但组合起来或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保护组织可以关注并实践多种经济干预措施叠加融合的方案。在青藏高原牧区，融合方案仍然罕见。关于保护干预措施效果的研究普遍缺乏深度。中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广泛建立起猛兽肇事补偿机制，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已有相当基础。这为保护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机遇，尝试利用社会资源搭建融合方案。
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乔治·马洛里三次挑战珠穆朗玛。以现代的标准来评估，当年的登山装备近乎原始；人工氧气最多也能维持到八到十个小时，仅够登顶全程所需的一半。然而，直到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登顶珠峰，马洛里是最为接近顶峰的探险家。如今，随着设备、资讯和组织的进步，每年数百人登顶珠峰。
猛兽与人类的共存，或许是我们需要攀登的高峰，当今时代最狂热的梦想。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或许我们可以将之实现。如果您要问，“为什么要保护猛兽”，答案之一是“因为它们在那里”。
参考文献：
Chen, P., Gao, Y., Lee,A.T.L., Cering, L., Shi, K. & Clark, S.G. (2016) Human-carnivorecoexistence in Qomolangma (Mt. Everest) Nature Reserve, China: Patterns and compensation.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7, 18-26.
Dickman, A.J., Macdonald,E.A. & Macdonald, D.W. (2011) A review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pay forpredater conservation and encourage human-carnivore coexistence. PNAS, Vol. 108, No. 30, 13937-13944.
Wilman, E.A. and Wilman, E.N.(2015) Modelling outcomes of approaches to sustained human and snow leopardcoexistence. Conservation Biology,Vol. 30, No. 1, 50-58.
撰文：
燕山亭，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生物学硕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工作人员，2012年起在西藏羌塘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及保护工作。
刘大牛，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