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 | 漢唐題額書法的文化史考察
中國古代建築懸掛木質牌匾以爲標識，據可靠的文獻記載最晚西漢就已出現。汉唐时稱之爲扁、署、題署、額、題額、榜、牌、牌額等。兩漢魏晋南北朝的題額實物均已不存，也不見于這段時期的圖像、石刻或雕塑，唯有東漢以來的石刻題額與建築題額多有相同之處，可據以推想。在書法史上，著名書家多有題額之作，某些書家傳記中還有特善題額的記載，而且往往與大字書寫密切相關。
近年有關漢唐題署書法的研究逐漸豐富，但是對于題額本身的物質特性、製作過程關注不足，例如題額使用什麽材質，飾以什麽顔色，文字如何書寫，如何布局，使用什麽樣的毛筆，題額尺寸與字徑有何關係，舊額如何摹寫複製，如何鑒藏，無署名的題額作品如何記録書家及其本事，又是如何爲後人所知，題額與社會生活之間有何聯繫，題額怎樣體現文人的文學創作和地方官吏的德政，以及題額與行政管理、政治鬥争之間的複雜關係，則罕有涉及。筆者認爲這些問題對于梳理唐代題額形態，深入探索題額背後的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但限于學力和眼界，尚多不足之處，敬希方家指教。
01.
漢晋題額的材質、製作工藝對于書體的影響
題額是建築名稱和功能的標志物，其尺度隨建築本身體量大小而定。城門、殿堂、樓臺等體量較大的建築，需要字徑巨大的題額，一則與建築相稱，一則方便觀者在較遠的距離上就能看清題額文字；即使一般體量的官署、閭閻題額，其字徑也遠比日常書寫字徑爲大。西漢以來就形成利用木板書寫題額的傳統，在木板上書寫大字徑的文字，所用的工具與日常書寫不同，木板的材質及加工工藝也對文字書寫有影響，使得書迹呈現與日常書寫不同的效果。以往研究多從文獻資料記載出發研究題額書迹和書論，但是離開題額的物質載體和製作工藝，往往窒礙難通，故本節重在結合材質、工藝和書迹重新討論文獻記載的題額問題。
題額所用的書體，秦漢以來稱爲“署書”。署書是秦代八書之一，大致有三種用途：其一，書檢、書楬；其二，書寫懸法；其三，門户題署。書檢實例見于甘肅敦煌馬圈灣遺址出土的漢代封檢，書楬實例見于馬王堆漢墓竹笥所附木楬，甘肅敦煌懸泉置月令詔條是書寫懸法的實例，而門户題署的早期圖像則不得而見。署書的重要特徵是字徑較大，簡牘檢署較之通常書寫稍大，而書寫懸法和題署門户的字迹則必須更大，其用途在于高展示性，令觀者在一定距離内可以看清。漢代官府門署的記載見于衛宏《漢官舊儀》，所述爲西漢制度：
丞相門無塾，門署用梗（楩）板，方圓三尺，不堊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監守。
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丞相府門署爲邊長三尺的方板，漢尺三尺合今69.3釐米，書“丞相府”三字，推測字徑上下約漢尺七八寸，左右約一尺餘，正常視力者在六十米距離之内都可以看得清楚。“丞相府”三字書作一行，字形當與檢署文字一樣，作寬扁之形。御史大夫門署木板衛宏未記尺寸，不會大于丞相府，容五字，字形當然更爲寬扁。雖然秦漢日常書寫的隸書是横向取勢，字形稍扁，但是在限定範圍内直行書寫多字，勢必較之日常書寫更扁。
衛宏所記中央官署的題額如上，而當時宫殿、城門、官署、倉廩等公共建築當皆有題額，其形制當與丞相府、御史大夫寺的門署相近。漢代宫殿門署的情况缺乏資料，南齊蕭子良《篆隸文體》云：“署書者，漢高祖六年，相國沛人蕭何之所定也。時天子初基，人謀後諝，方怨猶勤，征師未凱，何秉均贊業，留字關中，疏龍首之山，作未央宫殿，披秦圖書，參其篆法，述爲此體，以署蒼龍、白虎二闕云。”又云：“復篆書者，史籀之所作也，而重複之，其法類于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閣也。”此書所存署書的字例是特殊的篆書形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認定這是漢初署書的基本樣式。一則南齊距漢初年代太遠，其可信度不高，雖有其他文獻也持此觀點，但均出自子良一家之言；一則與南北朝石刻題額相較，可以證明《篆隸文體》的署書字形其實是南北朝時期創立的新體，與秦漢篆法無關。梁庾元威《論書》曰：“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絶筆。”其下列舉百體書，其第二十七種爲署書，當是蕭子良《篆隸書體》所舉字體。蕭所創署書字體雖難以取信，但是西漢初年宫殿已有題額當無可疑。據《水經注·穀水》載“昔在漢世，洛陽宫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字”，是爲東漢洛陽宫廷以大篆題額之事。東漢地方城門、官署的題額，可以二世紀中葉的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所見爲例，舉凡畫中的城門、官署皆有榜題，如甬道北壁有“幕府門”，前室南壁有“左倉曹”“右倉曹”“尉曹”，中室東壁有“寧城南門”“幕府南門”等等，頗可推測這些城門、官署建築皆懸掛門署。漢代各地鄉間街巷之門是否皆有題額尚不確定，但是確有特定原因而懸掛門署的，劉增貴舉出以下事例：沛郡劉長卿妻以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恒釐’”，汝南袁秘等七人捨生取義，故得旌表門閭曰“七賢”，鄭玄家鄉之門號曰“通德門”，并且説明鄉間住宅多不向街開門，爲了顯示旌表的意義，提高關注度，就將其移置于街巷或鄉里的大門，于是這些本無題額的地方也因表彰鄉賢而安置了題額。以上各等級的題署文字在二字到四字之間，其布局當與衛宏所記相近，爲直行書寫，字形寬扁。
以上兩條材料還告訴我們西漢門署的材質和製作工藝，并進一步瞭解背後的寓意。首先門署用楩木或梓木，都是質地堅硬的木材，是木之珍品，暗喻丞相、御史是國之棟梁。其木板三尺見方，三尺是漢代法律簡的長度，故三尺爲法律的代稱，或者暗喻丞相、御史依法治事。丞相府門署“不堊色”，“堊色”是指以白堊涂平木板并上色，因爲漢代平木工具十分簡單，平推刨尚未傳入，使木材平整如鏡十分困難，需要用白堊或大漆涂平，再上色裝飾，同時也爲了和所在建築的裝飾顔色協調。“不郭邑”或 “不起郭邑”，是指門署邊緣不加裝飾。郭邑本義是城墻，這里指如同城墻一樣的邊框。衛宏特别強調這兩点，説明當時較高等級的門署是堊色、起郭邑的，而丞相府、御史大夫寺這樣做可能是爲了表明清廉謙退之意吧。木板施涂白堊的工藝，與房屋墻壁上的涂堊工藝完全相同。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時月令詔條》正是在泥墻上涂堊書寫的，完全符合漢簡上常見的政府詔書法令皆須“白大扁（或編）書鄉亭市里高顯處”的規定。所謂白是指清晰明白，當然泥墻白堊之後以墨書之最爲清晰，扁書則是與門署用書體一樣的字體，特徵就是字徑較大。而泥墻上文字若白堊脱落則會造成政令文字缺失和錯誤，故《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兖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這書寫詔書的木板也是需要涂堊的，也是白底墨書，其扁書書迹與題額署書書迹相同，不過題額署書字徑更大。
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五臺山图（局部）
漢代還没有製造書寫大字毛筆的技術，在木板上書寫大字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漢代的毛筆以居延筆爲標本，構造簡單，筆毛成束塞入木質或竹質筆管之中，既没有捆扎，也没有膠粘，如果增加筆管粗度和筆毛毛量以加大含
墨量，筆毛勢必脱落。從文獻記載，書寫巨大字徑的工具可能是毛刷、掃帚之類。從情理上推論，無論泥墻還是木板，塗堊時用的都是毛刷，書者的毛筆不足以完成大字的時候，自然會借用涂堊的毛刷。這類毛刷、掃帚類型的工具，因其形態方扁，與毛筆不同，含墨有限，其墨迹自然較爲特殊。毛刷類工具固然能滿足書寫大字的需求，但是一次蘸墨僅能書寫一兩筆，書寫筆畫較多文字需要多次蘸墨；當書寫速度較快，或者書寫潦草時，則書迹之中墨色往往不滿。這正好與古人對于飛白書的定義相符：“王隱、王愔并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宫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無獨有偶，中古時代關于創製飛白書的記載都提到了涂堊匠人的啓發意義，如唐張懷瓘云：“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悦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并以題署額閣。”唐崔備指出此條出自蕭子良《古今書體》，即《篆隸文體》，然今本此條文字闕訛，賴唐代諸家引用而傳世。蔡邕創製飛白雖不可信，但是因使用“堊帚”而寫出墨迹輕微不滿的文字確實事實。本來這種情况是書寫的瑕疵，但是經有心之人用于再創造，就形成了新的飛白書體。除了蔡邕之外，羊欣提出東漢師宜官及其弟子的飛白書譜系：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宫殿題署，多是鵠手。
師宜官的方丈大字或許就是用“堊帚”書寫的，正如上文所論，書壁與書板的情形相同，故其弟子梁鵠以師宜官法題曹魏宫殿之額著稱。這個時代還有著名的書家韋誕是題額高手，曾爲魏文帝書凌雲臺題額。東吴的張弘好學不仕，“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至于東晋，則是“二王”飛白的天下，有記載云：
（王）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以上師宜官、梁鵠、王獻之都是飛白高手，王羲之甚至將其子獻之以堊帚、泥汁書寫的方丈大字直接稱作“飛白”，可以推測飛白的書寫工具就是毛刷類工具。因爲這樣的書迹後世不得留存，所以前人僅從文獻入手研究飛白書法問題，則終究未達一間。
魏晋名家書寫宫殿題榜，有以下三事可堪研討，其一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宫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
其二劉義慶《世説新語》云：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其三張懷瓘《書斷》云：
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廟諸門，并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
及使劉瑰以八分書之，後又以（韋）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
按，韋誕書榜、子敬拒版故事的真確性頗成疑問，但可能表達了士族書家的一種真實的共同觀念，即題榜是匠人之事，不當使士族爲之。至南北朝晚期，士族當中更有勿以書自命的觀念。顔之推云：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實際上“二王”在木板上書寫的技法非常精熟，多留墨迹，爲當時人所寶藏。據傳建康東晋太社額、荆州定水寺額，皆爲王羲之所書。鑒于題額不能署名，且難以長久保存，故六朝名家書額極少見于史傳。明謝肇淛《五雜組》云“師宜官、韋仲將大字徑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堊帚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可謂切中要害。
02.
唐代題額的新工藝和新書體
東漢建築題額今已難尋其蹤，僅存若干碑額，可藉以推想題額的形制。“漢代碑額的章法版式布局，在整齊美觀、莊重肅穆的前提下，多以竪排兩列分布，只有個别爲横排分布。根據内容及用途在結尾分别綴以碑、銘、表等顯示了立碑的用途；在撰寫碑額内容時爲臻齊偶數，通常用‘之’字填補顯示在章法布局上的構思巧妙。”可以補充的是某些奇數字的碑額也存在以“之”字補足的現象，道理相同。例如晋辟雍碑的碑額作：“大晋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頌”，總共23字，分四行書寫。這四行當中，中間兩行滿行爲7字，兩側滿行爲6字。因爲“皇帝”“皇太子”需要提行以示尊崇，前兩行都没有寫滿，分别爲4字、6字，後兩行皆爲滿行，爲此第4行則必須以之字補足，成爲“之頌”。故整個碑額雖爲奇數字，但仍有之字的原因在此。
後代題額遵循漢代以來的傳統，多爲方形，其文字布局取四字“趁方”，或有六字、八字及以上者，則取縱高的長方形。無論幾字，凡其布局皆爲偶數字，以顯示整齊莊重之美。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漢代以來的石刻題額布局已經遵循這樣的規則，如果文字不足則補以“之”字。以“之”補足凑足偶數的題額，筆者所見最早者北宋後期鑒藏家米芾所記的“葛玄天台之觀飛白”，北朝中期鄭道昭所書“此天柱之山”，後四字恰好構成題額趁方之式，是最早的實例。北周武帝宇文邕敕令編纂的《無上秘要》卷五四《黄籙齋品》，其齋儀中十方之榜皆爲六字，如“東方榜題青華元陽之門”，皆以“之”字趁方。正是因爲這種補之字以凑足偶數的題額自魏晋已降處處可見，以致于唐代曾有人誤會單行書寫的之字也是爲了“趁方”。《南部新書》云：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趁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趁方”一詞的原典出自此書，後來對日本入木道文獻也有影響。
追溯趁方的制度史背景，宋人馬永卿的考證最爲精當，其《嬾真子録》云：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黄，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于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于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字本意。
按，馬永卿所引正是顔師古《漢書注》，此條“注云”爲顔氏承用曹魏張晏注，對于印文、榜額以“之”字補足的傳統作了非常恰當的解釋。唐代額題加“之”字凑足偶數，正是爲了在方形木板整齊書寫之故。以上《南部新書》的故事讓我們可以推知唐代春明門在内的城門、宫門、殿堂的題額都是偶數字取齊，不足需加“之”補足。例如春明題額當是“春明之門”，含元殿題額當是“含元之殿”。此外，寺院、道觀、樓閣等建築也都遵循這個規則。例如唐代青州龍興寺題額作“龍興之寺”，相傳爲開元中名書家李邕所書，行楷書。原額不存，金代皇統六年（1146）摹刻于《北齊臨淮王像碑》之背。石刻每字徑尺五寸（約67釐米），推算題額大約2平方米，反映懸榜之建築物規模巨大。晚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60），台州國清寺經歷“會昌法難”之後復建寺院，請求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的匾額，後亦刻石。遼代“真寂之寺”石刻則是直接刻于石窟窟楣的石額。
敦煌藏經洞出土題額實物“大聖彌勒之院”
敦煌藏經洞出土題額實物“大聖彌勒之院”（S.2202，高130釐米、寬30釐米），六字摹寫飛白書，其上端猶自遺留了爲了懸掛用的紙繩，據此推測本係直行題署是懸掛于立柱之上的榜額，但是保存了方形牌額趁方的之字和飛白書體。莫高窟第六十一窟西壁的《五臺山圖》保存了五臺山多所寺院的名字，如“大佛光之寺”“大竹林之寺”“大法華之寺”“大清凉之寺”“天壽之寺”“永昌之縣”，皆直行書寫的榜題形式，也是保存趁方的之字。
魏晋時期，韋誕曾因御製筆墨書寫宫觀題額不合用而感慨：
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宫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晋紙今存有吐魯番出土有西晋元康紀年的寫經和樓蘭出土西晋尺牘，其尺度可測。此條云韋誕書額僅涉及筆墨，没有涉及紙，至于所發感慨則是泛論，并非針對題額而言。與魏晋時代相較，隋唐時代書寫題額的毛筆有所變化，紀事見于道宣《續高僧傳》：
自（敬）脱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绝大，粗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字耳。風力遒逸，睹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脱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
僧敬脱是隋代東都門額的書者，長于榜書。能用一紙滿書一字，也常在墻壁上題字。至于他的毛筆“粗管如臂，可長三尺”，可書方丈一字，當是史傳作者的推想，從考古發現的唐筆和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奈良時代毛筆看來，當時并不具備製作如此之大毛筆的工藝。敬脱書額的高明之處在于書寫巨大字徑的墨迹，能下筆皆成，不需修飾。這也讓我們知道一般書額者都需要修飾，大約是指由匠人製作題額時對書寫墨迹再作增减，多餘的墨迹可以白堊遮蓋，不足之處可以再加描潤。
日本奈良東大寺西門“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題額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題額
日本保存的早期奈良時代的題額實物，即奈良東大寺的“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十字額和唐招提寺的“唐招提寺”四字額，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製作工藝物證。這是盛唐時期傳入日本的工藝，題額製作時需要先在木板上雙鈎書迹的輪廓，再將書迹輪廓之内的木板刻成淺淺的凹槽，然後在凹槽内涂上顔色或貼上金箔、銀箔等裝飾材料，形成金銀字或墨書、特殊顔色的文字。這樣的製作前提是模勒工藝的普遍使用。唐初，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帝王的書迹上石都使用了模勒工藝，所以御製碑上往往有模勒匠人題名。另外，興福寺僧人懷仁集王羲之書法刻《聖教序》，也必然應用模勒工藝。同樣，御賜題額也需先模勒，後上板。米芾云歐陽詢所書“道林之寺”題額也是勾勒而成。淺雕工藝製作的題額如果歲久書迹褪色，只需在原来的浅雕凹槽中重新上色、重貼金箔就好。筆者所知最早的模勒題額是隋代重模的東晋太社南門額，係王羲之所書，平陳之後自建康模來。而後官方頒賜的題額多用摹搨書迹的方式發到各州，再由各州模勒上板，製作成統一樣式的題額。例如開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頒賜御書開元寺額，就是首先“御書開元觀寺額，令集賢搨以賜諸州”。如杜光庭求賜“聖壽觀”額時就説：
但以荒凉既久，門額全無。敢祈雨露之恩，特飾神仙之境。其化伏乞聖慈，依濜口舊名，仍賜給聖壽額，許臣自製造懸挂。庶使琅書銀榜，長懸日月之輝；漢水仙山，永祝聖明之壽。
所謂“許臣自製造懸掛”，就是依據原書迹模勒製成題額。宋代李畋詳記成都昭覺寺保存的唐代文物，其中就包括翰林待詔模勒的昭覺寺額：
寺之勝迹，有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文建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丘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觀音，翰林待詔（失名氏，今寺額始自長安降到）模昭覺寺額，俱經亂不亡，爲唐故事，斯皆化感利捨護持之力也。
可以推想唐代昭覺寺利用翰林待詔摹本再次模勒上板，正可與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集搨頒賜御書開元寺額之事互證，瞭解賜額在長安和各州的製作過程。木板上的書迹，也可以再摹搨之後刻石，例如米芾就曾用這種方法摹刻過唐代沈傳師的《道林寺詩》。
昭陵番君長像之于闐王題刻 殷仲容書
唐初，殷令名、殷仲容父子和王知敬以題額書法著稱，今雖不存，但是殷、王二家均有書迹傳世。殷仲容曾書昭陵十四番君長像題刻，今陝西昭陵博物館存于闐王石像底座，其書迹與褚遂良《伊闕佛龕碑》相似,筆勢勁利，結字開張，有北朝之風。及至盛唐，題額書風爲之一變，張懷瓘《書法藥石論》云：
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
石刻中，唐玄宗《石臺孝經》石柱額及易州、邢州《道德經》石幢額皆屬于肥密的類型；寺院題額中，傳爲李邕所書的“龍興之寺”額也屬此型，略帶行書意味。據朱關田梳理，李邕還曾書寫處州“大唐開悟之寺”額、“薦福院”額、福州“大同愛同之寺”額。
米芾《海岳名言》云：
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算勾，其勢活也。
米芾評價唐代名家題額書法云：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右在潭州道林寺，笔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種可愛。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杜老不能書也。
米芾還以自己所書題額爲例，詳加講解：
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顔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03.
小結
本文嘗試從漢代史料分析早期題額的物質形態以及代表的政治文化意涵，探究了書寫題額的工具和製作工藝，認爲題額的載體，即表面不甚平滑的木板，以及與建築尺度相配合字徑需求，决定了題額書迹的基本樣式。木板題額中毛刷所書筆畫墨迹不满的情形本来是由工具和工藝造成的瑕疵，經後代書家的反復推敲和改進，形成新的飛白書體，除了常見的隸書飛白之外，還逐漸形成了篆書飛白、楷書飛白、行書飛白的新樣式。這些新書體除了用于題額之外，也曾用于書寫屏風等同樣高展示性的書法作品，我們可以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多件鳥毛書屏風得到證明。魏晋之後趁方形態的書法布局日益普遍，尤其在唐代得到普遍應用，今天還能看到若干文物實物和圖像。日本所存題額，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製作工藝的物證。國内的“龍興之寺”和“大中國清之寺”雖然是由題額摹搨的石刻，仍是保留了重要的文字布局和書法樣式的珍貴實例。
史 睿：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21年第1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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