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崔天凯大使接受美媒采访 只有一个感受：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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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大使3月17日接受了AXIOS和HBO联合节目的采访，就新冠肺炎疫情、媒体关系、涉疆问题、中美关系等回答了记者乔纳森·斯旺的提问。

↓点击下图阅读采访实录全文↓

采访实录公布以后，笔者的国关朋友圈进行了长久热烈的讨论，涉及应答技巧、个人风格、实体问题、相关政策等等。尽管大部分人都对大使采访给予充分肯定，也有少数不同声音认为大使发言过于隐忍，过于谦和，肯定会被一些网友骂“太软”。

笔者在体制内的工作内容涉及到国际传播，对于媒体采访领域的实践和知识略知一二，对采访实录学习了多遍，在此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大使接受采访体现外圆内方、以柔克刚的东方哲学传统。当前国内的舆论环境当中，民粹主义泛滥，“战狼”式的霸气、示强“打鸡血”式风格颇受欢迎。相比之下，大使这种以理示人、温文尔雅、以我为主、不急不躁的风格，恰恰难得一见。

如果说确有一些回答不够犀利，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西方记者咄咄逼人、敏感问题接二连三的饱和攻击下，即便个别问题的回答不够解渴，那也是正常的，这恰恰才是符合人性的。

说到个人风格，这种“强硬派”和“软弱派/投降派”之争近几年在国内很常见。这让笔者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还在体制内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领导出访执行谈判磋商任务，行前准备会上参团的各单位代表在一起讨论谈判方案。有个单位的代表很坚决地表态说，对方要不同意咱们就打道回府不跟他们谈了，随后好几个单位代表附和表示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作为团长的那位领导说了一句话：要是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是奔着谈崩去谈的话就简单了，那样的话每个人都是外交家了。

第二，这是一场当之无愧的难度系数极高的电视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和攻击性，大使的回应显示了职业外交官的高素质高水平！

可以说，记者提问的问题囊括了中美博弈和疫情暴发两者叠加形势下所有的敏感问题。病毒来源、政府发言人发推、“公民记者”失踪、指责中国初期隐瞒疫情以及新疆问题等等，当下最难回答最敏感的问题也无外乎于此了。

笔者在体制内的时候多年与中外媒体打交道，也做过好几任新闻发言人的助手，期间也接触许多其他部委的发言人，就崔大使对这样高难度的电视采访的应对而言，高水平的职业发言人也不过如此。

很多人对发言人体制不太了解，认为发言人就是一个个体的个人，其实发言人是一个团队和整体。每次发布会或接受采访都会预先收集和预测问题，并由团队一起准备应答口径，发言人本身也会做大量的功课，现场的效果与发言人自身的发挥关系极大。

崔大使这场采访能够完成，即使有团队事先准备的口径，更多还要靠自己对政策的把握和媒体应对能力水平。对于这种外媒采访，一般不会给你提供详细的采访提纲，即使提供了，现场采访也不一定会按着提纲来。在美方记者咄咄逼人的挑战下，大使没有被激怒或情绪化，保持了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定力和素养，太难了！

对于这些高难度问题的回答，核心是了解基本事实和掌握政策，事实和政策是应答口径的主要支撑。可以想见，崔大使在美国，对国内很多事实情况不一定了解得那么细，能够顺利完成这场采访更多就是靠自己能力水平的发挥。

值得称赞的是崔大使对于事实细节和逻辑的把握运用。此处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体现对事实细节的掌握。在回应斯旺指责我驱逐美国三大报记者的时候，崔大使回应“并不是要驱逐这些人，只是终止他们的记者证。并不是这些媒体的所有人都涉及其中，他们中还有人会留在中国继续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中方采取的行动是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记者实施措施的回应。”这实际上通过细节的阐述对记者的犀利问题做了澄清。

第二个例子体现了对逻辑的运用。在回应记者指责中方早期隐瞒病毒应当道歉的时候，崔大使的回应如下：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的。你说在几周内病毒增长很快，这是对的。但如果你去认真研究事实，就会发现一开始，人们对这种新病毒知之甚少，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你不能仅因几个人发烧就认为应该警告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病毒。人们必须认真了解真实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掩盖真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这种新型病毒的过程，要确认病毒种类，更多了解它，更多了解它的传播途径以及如何应对。实际上，仅仅在几周之内，中国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包括病毒的基因序列。我们向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发出提醒，大约两三周内，武汉市就采取了封城措施。”

坦白讲，指责我们早期隐瞒病毒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必答题，笔者读新闻报道的时候也常常想应当如何回应。崔大使此处使用了“发现认识和了解新病毒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个科学逻辑，这样的回答是我见到的对我们早期反应迟缓的最好的回答，也值得中方官员在后期其他场合应对类似问题时借鉴。

第三，外国记者提问固然立场先行，但其基于细致调查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依然值得学习。阅读采访实录的全文会发现，坦白讲，记者提问的有些问题，笔者作为中国人也不清楚。很难要求外媒记者的立场跟我们一致，但其刁钻的提问恰恰显示了记者事前做足充分准备和细致调查，这一点值得学习。

笔者多年与中外媒体打交道发现，很多国外的资深记者年龄都不小，相比较而言，中方记者的年龄比外国同行都要小。很明显外国记者不是吃青春饭的，他们的专业老练也来自于多年的积累、历练和跟踪研究。

尤其在国际场合提问的时候，中方记者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引导外方对两国关系做出积极评价，似乎如果没有外方说我们好话采访任务很难说完成，而外方记者很多都直面问题、困难和挑战。在职业素养和专业性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最后，参加这样的访谈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责任和担当，这已经不仅仅是能力和水平问题。

今天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笔者的一个老领导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我看到迄今为止崔大使做的最好的专访，在一些问题的回答上体现了自己坦荡的人格。访谈固然有技巧，有些问题拷问灵魂，只能以人格担当，不是技巧能绕过去的。”笔者深以为然。

坦白讲，接受外媒采访这件事，难度极大。你不做没人说你；你做了，做好了一切平安；做不好容易惹麻烦，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尤其我们国内对政府发言人或官方代表接受采访还没有建立一个宽松的容错机制，稍有差错就无可挽回。很幸运，我们驻美国、英国的两位大使都是媒体素养高、有担当的外交官，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多驻外大使在驻在国媒体积极为国代言。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幸运。

尤其在当前中美博弈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中美两国国内民粹和保守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崔天凯大使能够做到有为担当，只能是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所有一切置之度外，心中只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正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担当。如何避免两个有核武器的大国迎头相撞，发展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这样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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