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极度悲伤”——一位大西洋主义者谈到疫情中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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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80万。美国仍是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确诊患者超过90万，死亡逾5.1万。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很多人会问：美国怎么了？为什么会成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为什么接到中方通报这么早，却硬生生错过最佳地防疫时期？为什么各国都在遵从科学家建议时，特朗普却仍在不遗余力地推销着他的伪科学疗法——用羟氯喹，阳光抑制，乃至注射消毒剂？
这也是很多西方人的疑问。《纽约时报》柏林分社的社长Katrin Bennhold最近发表《我感到极度悲伤：一个失去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一文。她说，曾经被西方世界引为标杆的美国，这次疫情可能是第一次没有人指望它能够领导世界。Bennhold对比了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同的防疫措施，阐释物理学家出身的领导人和商人出身的领导人，在应对疫情时候的不同表现。
曾经的美国，因为强大的综合国力，二战以来在世界上一直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它的价值观也是很多国家参考的对象。但是“强大”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这次新冠疫情犹如一场社会制度的大考，暴露了很多平时不会显示出来的问题。就像德国，防疫措施备受赞誉，但前期回避领导整个欧洲地区，让“法德驱动欧洲”的说法，显示出一些裂痕。而美国现在所呈现的问题，可能过去问题积累的集中体现，譬如领导人反复无常的领导，抑或是缺乏健全的全公共卫生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
历史学家说，你的强大让你能够容纳部分机能失调，但或许某件事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届时你将再也容纳不了。
Bennhold在文中借用历史学家的话说，现在下判断疫情过后世界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还为时尚早，但美国必须从这次疫情应对中得到警示。毕竟一个帝国的衰落，“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在谈到中国的防疫措施时，Bennhold仍带有西方的傲慢，将武汉封城这一举措说成是“专制”的。在援引德国外长的话时，也将中国采取的举措说成是“极端”且“非常专制的”。
要知道，此前权威学术杂志《科学》登载了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其撰写人之一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当初没有中国政府采取的武汉旅行禁令和全国应急响应，到2月19日，武汉以外的地区将会有超过70万确诊病例。报告认为中国的防控措施成功地打破了病毒传播链，阻止了传染源和易感人群之间的接触，为其它城市争取了宝贵时间。世卫组织专家评价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和最积极的，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减少了数十万病例的发生。
将武汉封城的大功，说成是“专制”的结果，这无疑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了。当然，即使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她，在描写美国时，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两个字：失望。
以下为文章原文。
上个月，医生在布鲁克林医院中心的外科重症监护室救治一名冠状病毒患者。
美国人满为患的医院病房和蜿蜒的失业者队伍的影像在世界各地播放，此时，大西洋另一边的欧洲民众正难以置信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
“当看到纽约的照片时，人们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怎么可能？’”位于柏林的公共政策院校赫尔蒂行政学院校长亨利·恩德莱因说，“我们都惊呆了。看看失业者排起的长队，2200万。”
“我感到极度悲伤。”牛津大学欧洲历史学教授、一生笃信大西洋主义的蒂莫西·加顿·阿什说。
从新德里到纽约，席卷全球的疫情不只夺取了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它还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凭借其价值观和国力的影响，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和榜样，二战以来数十年来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
如今它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领先”：超过84万名美国人被诊断患有新冠肺炎，至少46784人死亡，比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注：数据截至作者发稿）。
随着灾难蔓延，特朗普总统和州长不仅在争论该做什么，还在争论谁有权这样做。特朗普抗议科学顾问督促采取的安全措施，几乎每天都给出关于病毒和政府应的不实陈述，而本周，他以病毒为借口停止向寻求移民美国的人发放绿卡。
总部位于巴黎的蒙泰涅研究所政治学家和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说：“美国的表现不是差，是指数级的差。”
莫伊西指出，疫情暴露了几乎每个社会的优点和缺点。它展现了一个专制的中国政府封锁武汉市的强度以及信息压制。它显示了德国深厚的公众信任和集体精神的价值，也突显出德国不愿强行挺身而出领导欧洲。
上周在慕尼黑，为冠状病毒抗体研究提取血液样本。
在许多欧洲人眼中，美国的疫情暴露了两个严重的缺点：特朗反复无常的领导——他贬低了专业知识并且常常拒绝听从科学顾问的建议，以及缺乏健全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安全保障。
“美国在为错误的战争备战。”穆伊斯说。“它为新的9·11做准备，但来的却是病毒。”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本末倒置的不良大国？”他说。
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并将“美国优先”作为其政府的指导方针，欧洲人不得不去适应他动辄威胁拆散数十年联盟，抑或撕毁国际协定的这种随心所欲。早前，他称北约是“过时的”，并已经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然而，这一次的疫情，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人指望美国能够领导的全球危机。
在柏林，德国外交大臣海克斯·马斯也这么说。
马斯近期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中国采取了“非常专制的措施，而在美国，这种病毒久久没有得到正视”。
“这是两个极端，它们都不是欧洲的榜样。”马斯说。
武汉解封，市民在长江边散步。
曾经，美国讲述的是希望的故事，不仅是对美国人而言，像马斯这样在冷战前线长大的西德人也同样熟悉，并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也相信这个故事。
但是近30年后，美国的故事却陷入了困境。
这个国家在75年前帮助欧洲击败了法西斯，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捍卫了欧洲大陆的民主，现如今在保护自己的公民方面却不如许多国家。
有一点格外讽刺：德国和韩国都是战后美国领导下启迪的产物，如今已经成为采取最佳措施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表率。
而美国，不仅不能领导世界应对危机，还辜负了自己的人民。
“美国不存在全球领导，也没有国家和联邦领导，”哈佛国际发展中心增长实验室主任里卡多·豪斯曼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美国领导力在美国的失败。”
当然，病毒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不堪重负，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率远高于美国。但是这些国家病毒蔓延更快，做准备和应对的时间更少。
美国和德国在应对上的差异尤其令人惊讶。
尽管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因未能足够有力地领导欧洲而受到批评，但德国采取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应对备受赞誉，至少在西方标准上如此。这要归功于强大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还得益于大规模检测战略和可信、有效的政治领导。
默克尔做了特朗普没有做的事情。她对选民所面临的风险一清二楚，并且反应迅速。她让所有16位州长与她并肩作战。物理学家出身的她遵循科学建议，并且从其它国家的优秀实践中汲取经验。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疫情简报会。
不久前，在默克尔宣布这是她的最后任期后，很多人认为她大势已去。但是现在，她的支持率是80％。
加顿·阿什说：“她拥有科学家的头脑，和牧师女儿的心灵。”
特朗普急于在大选年重启经济，已任命一个企业高管小组制定解除封锁的路线图。
默克尔也和所有人一样在寻找出路，但本周她警告德国人保持谨慎。她听取由德国国家科学院26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小组的建议。该小组不仅包括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家，还包括行为心理学家、教育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宪法专家。
“你需要全方位地应对这场危机，”该学院院长杰拉尔德·豪格表示，“我们的政治人物明白这一点。”
豪格是名气候学家，他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过研究。他说，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以及最聪明的科学人才。“区别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听取。”
“这是一场悲剧，”他接着说。
一些人担心，大流行之后各国的历史将如何书写，目前还看不出端倪。
历史学教授加顿·阿什说，大流行是对政治制度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压力测试。军事力量的平衡完全没有改变。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之后，全球哪个地区将最具备启动增长的能力，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所有经济体都将面临可怕的考验。”他说，“没人知道最后谁会变得更强。”
大西洋理事会法国研究员本雅明·阿达写道，虽然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现在下判断会否造成长期损害还“为时过早”。
“美国可能会诉诸意想不到的资源，同时通过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外交政策达成一种国家团结。美国目前缺乏这种团结。”
护士在新泽西州卑尔根社区学院的一个服务中心进行新冠病毒鼻拭子检测。
莫伊西指出，短期内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美国将在11月举行大选。这件事，再加上19世纪30年代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果，可能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莫伊西表示，大萧条催生了美国的新政。或许新冠病毒会将美国引入一个更强的公共安全网络，并达成建立更易得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全国共识。
“欧洲的社会民主制度不仅更人性化，还让我们在应对这样的危机时，比起实行残酷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更有准备，且适应性更强。”莫伊西说。
有些人担心，当前的危机会如同一个历史的加速器，导致美国和欧洲影响力更快地下降。
“我们将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走出这场危机。”莫伊西说，“然后到了2030年，全世界亚洲的影响力增多，西方减少。”
加顿·阿什说，美国应该从一长串的帝国兴衰中得到警示。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说，“一段时间后，一个大国会衰落。这是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故事。”
“你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因为你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所以能长时间容纳这些机能的失调。”他说。“直到发生了某些事，你再也无法容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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