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勇：中印两国关系的大局是否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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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自今年5月以来，印军多次非法越界占控中国领土实施挑衅。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性质非常恶劣。
因此，中印两国外长9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在中印外长举行会晤后，双方发表联合新闻稿，达成五点共识。中印外长认为，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事态。
直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五点共识总体围绕着“脱离接触、缓和事态、保持沟通”的层面延伸。而其中第一点“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的表述格外引人注目。对此，《直新闻》就中印两国外长莫斯科会晤的具体共识，以及两国关系的前景、边境争端的危机管控等问题电话采访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勇。以下是采访实录。
直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莫斯科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这也是继中印两国防长莫斯科会晤后，外界最关注的中印高层级对话。考虑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冲突。您如何评价双方的这一次外交对话？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觉得王毅外长和苏杰生外长的会面应该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两个外长会面的成果，主要是达成了五点共识。从这五点共识的内容来看，无论是不让两国的分歧上升为争端，包括尽快地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升级事态，还有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还是说后面的两点——继续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磋商，以及尽快地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都很关键。前三点应该是尽快地缓和（事态），并最终平息这次边境冲突。后两点我觉得是着眼于未来，希望能够避免此后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这五点共识能够得到贯彻的话，两国的边境争端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直新闻：那在您看来，这传递了中方什么信号？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认为这传递出了中国外交一贯的立场，也就是通过对话，和平地解决边境地区的争端，缓和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当然，我们主张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但这并不代表中方将无底线地退让。我相信印度对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直新闻：第一点共识最引人注目，那就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包括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 从危机管控的角度看，您怎么解读“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于第一点共识“不让两国的分歧上升为争端”，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善意的外交辞令，在语言上对局势进行降温。实际上，从今年5月中印边境发生对峙以来，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武装冲突，但是两国的边防人员还是有一些肢体的冲突，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我认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分歧了。但是这次会晤就释放出一种善意，一种外交辞令。
我个人认为，如果把这次中印的边境对峙视为一次危机的话，它需要两个国家从更高的层面来应对和处理。从历史上看，许多国际危机管理，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在危机发生之初尽快地把冲突的强度降下来。因为危机的发展演变它是有一个规律，危机会逐渐升级，最后达到一个高峰。危机一旦到了顶峰，形势将会非常危险。要么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要么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会付出非常大的成本。目前来看，这次中印边界争端还在发展之中。我们不希望局势失控。
中印之间的问题，具体到这次边境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解决起来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温度降下来，管控事态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第一点共识希望去做到的。
直新闻：从2018年的武汉到2019年的金奈，中印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的关系一度也相处得不错。中方更是释放了“实现中印两大古老文明复兴”的战略善意。时隔一年，您认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大局是否发生了转变？印度是否也在面临着一些域外势力的战略勾引，比如来自所谓“印-太”战略的橄榄枝？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过去几年中印关系一度呈现出不错的发展势头，但是很可惜，良好的势头没有被延续下去。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影响，还有印度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当然也有域外因素的影响。
至于两国关系的大局是否发生了转变？在短期内看，中印关系可能不会有大的起色。但是从较长的时间来看，中印是邻国，这是无法改变的，邻国是无法选择的。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地处在这种对峙的状态。这种（对峙）状态实际上对两国没有任何的收益，只会打乱长远的发展。当然中印两个邻国都要崛起，而且中印之间存在的一些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我个人对中印关系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中印两国不会发展到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中印之间更恰当的定位应该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关系”。
印度是否面临着域外势力的一个战略勾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印度它是一个有分量的地区大国，必然会是一个其他全球性大国争取的对象。同时，也是它们“防范”的对象。只是由于印度它目前还不对某些大国构成一个所谓的“威胁”，所以这些大国对印度的态度更多是争取，或者说“利用”，要多于“防范”。
而我们反过来看，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它是有自己的独立利益的。在特定的时期，如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印度在外交政策上也会有一些盘算。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印度主动利用了其他国家对它的利用。但我们都知道，外交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国家建立在自己利益上的计算和取舍的，不存在没有成本和付出的选择。印度最终走到哪一步，还是取决于印度的决策层的计算，和它最终的判断了。
直新闻：再次回到具体的矛盾细节上，中印边境摩擦的本质实际上是中印边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悬而未决。这会不会成为中国西南边陲一个持续发作的“伤口”，持续影响我们？从管控危机的角度来看，中方应该采取什么思路在这个“次要矛盾”战略方向上应对危机？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印关系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显然对我们是会有影响的。它会分散我们的战略注意力，它会分散我们重要的国防和外交资源。这也是我们国家历来很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它会不会成为中国西南方向一个“一个持续发作的伤口”？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任何的摩擦对峙，包括冲突，它带来的影响都是双向的。我举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如果中印长期的冲突会给中国造成“皮外伤”的话，那对印度则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印度有没有必要冒着影响自身国家发展的风险，和中国长期进行对峙。尽管不排除印度国内有个别狂热的分子，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印度政治家的头脑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虽然我觉得中印之间的分歧争端肯定不会就此消失，甚至将来也不能排除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发生持续性的对峙和中强度甚至是高程度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年来我们经常提到“新兴国家”的代表。发展是中印最大的任务，特别是我们知道去年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都陷入衰退，这更需要两个国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放在社会稳定上，放在疫情防治上。这就需要两个国家的决策层，从战略的高度去看待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边境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
至于从管控危机的角度来看，要把握两个原则。首先，两个国家一定要有政治解决问题的意愿，避免使用武力；第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话的畅通，要向对方传递准确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中印两国的外交部长，包括前几天中印两国的国防部长，相继会面，实际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个人感觉不排除两国还会有更多的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对话，就边境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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