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嘉铨：无惧抹黑 让市民知道守护香港的决心丨香港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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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修例风波以来，香港警方遭到各种恶意起底和抹黑，原本良好的警民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面对各种中伤，警队如何争取民意。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独家专访了港警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他谈到，警务人员需要表现专业、自强不息。公共关系科的责任是将这份专业展现给市民。此外在处理假消息、谣言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市民看到警方在执法，但不知为何要执法而产生误解，所以在2019年年尾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直播小队，希望提供给市民另一个视角，让公众知道在示威现场，警务人员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威胁。”修例风波中，警方执法不仅要考虑行动效率，同时还要协调在场的大批记者的采访，公共关系科辖下的传媒联络小组就扮演了这个角色。郭嘉铨首次透露，传媒联络小组已由修例风波时候的100多人，增加到目前超过300人的团队，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中间人”的协调，令传媒可以正常采访、也不会影响前线同事的工作。“过去一年多，无论现场有多混乱，通过调配传媒联络队协调采访，市民的知情权不会受到影响。当然示威现场有那么多年纪很轻的小朋友在做采访，我想业界也应该要反思一下。”目前警民关系相对陷入低潮，对改善警民关系，郭嘉铨表示绝对有信心，“很多时候针对警队的指控都是假的、是恶意指控。面对这些不实指控我们要即时澄清，第二方面要多做一些社区联络工作。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香港市民。”香港警队将推出少年警讯APP，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在疫情下也可以同小朋友们多一些互动。郭嘉铨就以亲身经历表示，他小学的时候已经参加少年警讯组织了，因为这个缘故，中学就已经想做警察了。香港警队近日推出《守城》宣传片，所有演员都是真实的警务人员，从普通警员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共有15个单位超过600位警察参与拍摄。郭嘉铨就透露，最初拍摄计划中并没有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但到了中段，我们发现由警员到副处长都有参与，导演觉得如果处长能够支持一下的话，会更完美。所以透过处长扮演其中一个小角色，带出他一直支援前线的大意义。”以下为采访内容全文。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守城》这部宣传片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构思的呢？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 郭嘉铨：首先多谢深圳卫视给我们这个机会做专访。说到《守城》这条宣传片，其实是在2020年的8月构思的，当时香港刚经历了修例风波引发的一连串暴力违法事件，到了7、8月社会气氛相对平稳了一些，暴力示威减少了，不过针对警察的谣言和失实的中伤仍然存在，而这些谣言和中伤仍在动摇市民对于警队的信任。香港警务处辖下的公共关系科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要争取市民支持。

为何要争取市民支持？是因为作为执法者，我们要维护香港治安，不能单单只靠自己，市民的守法意识、对执法工作的支持都至为重要，因此我们希望趁着社会气氛回稳时做一些正面的宣传工作，让市民知道香港警察的专业，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构思去筹划这套宣传片。

秦玥：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反恐，为什么用反恐作为主题？另外公共关系科的同事有没有参与里面角色的拍摄？

郭嘉铨：警察公共关系科在这套宣传片中主要是作为策划和监制的角色，这次拍摄的工作我们找到一间电影制作公司，还有国际知名的林超贤导演帮我们制作。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关系科要联络许多不同的场地负责人，你见到片里面有不同的场景，譬如国际机场、青马大桥、会展中心等，所以我们公共关系科的工作一方面是构思，另一方面也要负责策划和协调，所以这次公共关系科主要是负责幕后工作。

构思时为什么要用反恐这个题材呢？其实反恐对香港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题目。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人流、物流频密，自从“9·11”之后，任何一个城市面对恐怖主义威胁都不能独善其身。一直以来香港一直居安思危，在反恐方面做了很多培训工作。

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宣传片带出：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我们有所准备；另一方面也因为2019年修例风波中除了暴力示威外，最令人担心的是出现了真枪、爆炸品，当时我们都很担心本土恐怖主义的萌芽。

在这个场景下，我们希望告诉市民，即使面对这种威胁，香港警察一直在未雨绸缪，有一支配备精良装备的专业队伍可以随时应变。宣传片中香港警队有15个单位超过600位同事的参与，他们有专业能力和决心去处理任何在香港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也有能力守护香港、守护市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反恐作为背景来构思。

制作过程中，所有参与的演员都是由真实的警务人员来担任的。这次拍摄比较重视前线同事的执法和着重展现他们的应变能力，因此就没有在传媒联络工作上着墨。过程当中我们很高兴从普通警员到警务处处长都有参与其中，这也是历史性的，之前从没试过这样的制作。

经历了一年多大规模的暴力示威，前线同事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无论是暴力示威场景像是扔砖、汽油弹这样的暴力情况，另外抹黑起底、家人被骚扰等时有发生，但他们都无畏无惧，也都尽力站在最前线执行任务。所以这次的拍摄在某种程度上是向自己致敬。不同职位的同事共同参与，彰显了警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条宣传片争取市民的支持。

秦玥：郭Sir你上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也有一年多时间了，我还记得你第一次亮相是在2019年11月讲理工大学事件的记者会上，作为公共关系科“大管家”，你怎么看警方和传媒之间的关系？

郭嘉铨：香港警察的宣传工作其实是多方面的，刚才说到《守城》宣传片是想彰显反恐能力和执法决心，另一方面公共关系科也做了很多传媒宣传工作，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我们发现香港传媒的生态改变了，你会见到在示威现场除了主流媒体以外，还多了很多新媒体、网络媒体甚至是学生媒体。

学生媒体不仅仅是大学生媒体，甚至还出现了中学生媒体。他们的做法是每个人拿着电话，称自己为公民记者，这个环境和以前是很不同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现场穿着反光背心自称是记者的人士比参与示威的人士还多。

在这个情况下，警务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定的挑战，特别是示威现场包含很多暴力元素，以前香港的示威是相对和平的，但2019年我们看到很多示威者的手法不仅暴力而且激烈，甚至是暴徒式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警务人员有责任考虑市民、记者、甚至是一部分参与示威人士的安全。

所以在执法上，我们不仅要考虑行动效率，同时还要协调这些在场的大批记者的采访，因此警察公共关系科辖下的传媒联络小组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秦玥：我们也经常见到传媒联络队在前线或是在现场做协调工作，您刚才说到随着香港传媒生态的改变，传媒联络队的工作是否更加具有挑战性？

郭嘉铨：香港就传媒定义没有一个官方界定，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一个市民拿着手机以直播的形式就可以做类似记者的采访工作。也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太多示威场面吸引市民的关注，他们又用采访的名义停留在现场，我们很难界定对方到底是不是记者。

甚至香港记者协会之前也讲过：任何人都可以做记者。但这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无论怎么样，只要行为合法，我们不会阻挡他们在现场做采访，但也要确保前线警员执行任务。你刚才说的在示威现场穿着蓝色背心、担当传媒联络工作的同事就是在现场维持秩序、担任调解员角色，平衡双方工作需要。

因此我们做出一个缓冲，就是增派一些兼任的传媒联络队同事的人手来协调，由修例风波那时候的100多人，增加到目前超过300人的团队，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中间人”的协调，令传媒可以正常采访、也不会影响前线同事的工作。

（备注：传媒联络队于2015年年底成立，属香港警队自愿兼任职务，在现场协调记者采访与前线警员执行任务，例如安排采访区和指挥官见记者等，出勤会穿着蓝色背心，方便记者与警员识别。）

秦玥：其实你自己如何界定传媒定义以及记者的身份？因为有不少本地媒体近期有意见，认为警方对“认可传媒”的采访工作是经过“筛选”的，你又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郭嘉铨：首先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警务处一直以来都尊重新闻自由和记者采访的权利。《基本法》和相关的国际公约都赋予了香港市民有这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因此一直以来我们公共关系科都很主动协助传媒做采访。

刚才说到暴力示威场面，就算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都特意安排更多的传媒联络队小组成员在现场协调记者正常采访的工作。但是碍于传媒生态的改变，加上过去一年多的暴力示威的确吸引了更多传媒的关注。

刚才说到现场多了很多学生记者和公民记者，他们未必受过专业训练，未必知道原来做采访时需要考虑到安全因素，譬如2020年初，前线的很多记者和摄影师和我们说：在某些示威现场，很多人穿着反光背心做采访，但这些人并不是他们日常见惯的同行，而且和示威者走得很近，这不单是自己安全问题，有些同行也遭到波及，因此有记者向我们提议：加设橙带（封锁线）与前线同事隔开适当安全的距离。

这也是我们因应当时警政环境的转变而做出的安排，目的是希望协调记者做正常采访工作。一直以来，我们和传媒的关系一直友好，但可能因为在示威场面时要考虑安全因素、需要做一些措施，而有个别媒体认为这些措施是否可以调节、或是有意见，所以关系紧张了一些。

至于你说记者身份的界定，这就不是警方来做这个决定，我相信特区政府和辖下的新闻处专责处理相关的媒体工作，我相信他们决定政策时会咨询各方持份者的意见。

其实无论身份是什么，公众地方都可以做采访工作，只要是合法也不会影响我们工作的话，我们都会在现场协助。过去一年多，无论现场有多混乱，我们通过调配传媒联络队协调采访，市民的知情权不会受到影响。当然示威现场有那么多年纪很轻的小朋友在做采访，我想业界也应该要反思一下。

秦玥：想请郭Sir你分享一下，你作为公共关系科的“大管家”，负责整个警队的宣传推广工作，这一年多来完成了哪些工作目标？工作范畴有哪些？

郭嘉铨：公共关系科的工作重视主动推广警察的工作，职责是希望市民能够多了解警察的工作情况，多信任和支持我们，这样我们的执法才会更有效率。说到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有几个范畴可以分享一下，特别是经历过一年多的暴力事件后，除了在止暴制乱方面要多做功夫外，在处理假消息、谣言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因此过去这段时间，处长邓Sir也给了我们几个方向需要做：第一也是首要的，是警务人员需要表现专业、自强不息。公共关系科的责任是将这份专业表现展现给市民知道，从而争取信任。

第二，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发现谣言与针对警方的中伤抹黑在社会中发酵得很快，如果不及时澄清的话，往往媒体和市民会被误导，因此我们希望及早透过社交媒体或是传媒发布，将不实信息做出一个及时的澄清、跟进，希望避免市民被误导。

第三方面，为何有时市民会被误导？可能是因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多安排一些访问，提升警队的透明度。譬如在2020年，警队的专访就做了超过150次，详细解释我们的工作、也涵盖不同的媒体。此外去年我们也做了超过500场的案件简报会和记者招待会。

通过媒体直接解答公众对我们的疑问，也建立了一些直播的能力。我们发现很多市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观看直播画面，用修例风波作为例子，很多时候直播都聚焦在警方的执法上，市民看到警方在执法，但不知为何要执法，所以很多时候市民觉得到底有没有需要采取这种执法方式、或是这样的反应（而产生误解），所以在2019年年尾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直播小队，希望提供给市民另一个视角，让公众知道在示威现场，警务人员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威胁。

当大家见到原来现场有人扔汽油弹、射箭、扔砖，而因此警方需要回应做出一些执法行动，希望透过这样的方法，提高我们的透明度，市民会更加理解一些。

第四点，等疫情舒缓，我们希望多做一些社区联系工作，因为以往公共关系科其中一项重要职责是联系社区，透过少年警讯、耆乐警讯，加强年轻人和长者的社区联络工作，从而提升警民关系。

（备注：少年警讯与耆乐警讯是香港给青少年以及55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具有警方资讯的多方活动平台，宗旨是与青少年和长者建立灭罪伙伴关系，并宣扬防罪讯息，为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属下的组织。）

秦玥：在目前警民关系相对陷入低潮的社会气氛下，公共关系科对警队的推广工作是否面临了更多的挑战？

郭嘉铨：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示威给警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大的压力是当时的前线同事止暴制乱的工作，他们面对很多的危险和困难，仍然迎难而上。我们发现市民守法、支持警队执法的时候，前线同事的工作就事半功倍。

作为警察公共关系科，我们希望通过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不断的努力，提升市民对警队的信任和支持，的确，这很不容易，好在处长和管理层很重视公共关系科的工作，也明白如果令市民多了解警队工作的原因，是可以帮助前线同事的执法，因此都很支持我们做这一系列的工作。

的确，我们的工作比以前是要主动一些，因为现在的警政环境不同了，现在不允许我们怠慢，希望能多做一些主动澄清的工作，包括专访、宣传片的制作等。譬如《警声》的制作，《警声》我都希望多讲一些，因为这本身其实是一本给内部同事看的杂志，主要讲内部一些资讯，但上年年中我们也改革了，不单是给自己同事看，也定期发给媒体、社会不同人士和持份者看，其实我们的工作和社会、市民是息息相关的，希望通过一些小故事体现大意义。只要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透明度，市民知道多一些，就会多支持我们一些。

秦玥：那您现在手头上所做的宣传推广工作是什么呢？可否透露一下。

郭嘉铨：刚才说的四个方向是管理层给我们的策略方向，当然以刚做完这个宣传片为例、希望能够带出警察的专业能力，播出这条片后，我们也留意到网民、内地和本地观众的看法，都会提到这条片讲的是警察的专业能力，但同市民互动比较少。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多做一些“心系社会”有关的宣传片。

这个星期我们会在电视台播出一些短片，讲不同的单位譬如谈判小组、失踪人口组平时的工作，包括如何协助市民、如何帮助社区治安工作等，希望用小故事的形式和公众分享我们的工作点滴。我们的座右铭里面，不仅有“忠诚勇毅”，我们也有“心系社会”。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秦玥：您在担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之前，曾经担任尖沙咀分区指挥官、机场警区指挥官以及人事工作，和现在的工作相比，最大的不同和感受在哪里？

郭嘉铨：警队很重视人力资源的分配运用，隔几年就会转一转岗位。我自己也在不同的岗位执勤过，前线的单位做过不同的工作、人事部也做过，这些经验对于我目前在公共关系科的工作来说很有帮助。

一方面透过前线工作会知道前线的辛酸，同时也知道他们对公共关系科的期望。因为很多时候同事工作辛劳，也希望能令社会大众知道和理解。或者他们面对一些失实的报道，都希望公共关系科能帮他们澄清和把关。这正是我之前累积的经验帮助了现在的工作。

另外在人事部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在修例风波初期，同事所面对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如何可以争取市民的信任、让他们的工作轻松一些？这些都是推动我目前在这个岗位工作的很重要的动力。如果我在这个岗位能发挥公共关系科的功能、帮到警队推广工作，让市民知道我们守护香港、守护市民的决心，很自然的，前线同事的执法就会轻松一些。

所以无论多辛苦，都希望能够彰显到我们这个公共关系科的功能。当然，挑战是大的，因为工作量的确也大了，但相比前线同事面对的暴力场景或在示威现场被人骂的那种精神压力，我们都不算太辛苦。

郭嘉铨参加少年警讯时的照片

秦玥：刚刚说到少年警讯，我们知道您之前就参加过少年警讯，您自己当初加入警队的初衷是什么？

郭嘉铨：少年警讯在香港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青少年组织，超过40年历史了，我小学的时候已经参加少年警讯了，那时候我有个邻居是警察，当时在他的介绍下做了少年警讯的会员，参加了许多活动和义工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很多警务人员，受到他们专业的熏陶，所以慢慢对警队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因为这个缘故，没读大学的时候，我中学就已经想做警察了。不过我爸妈说，你做警察可以，最好是等大学毕业后再做。所以我进了中文大学读书，毕业后马上就投考督察了。

少年警讯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有很多活动教青少年如何服务社会。我记得当时做的服务包括特殊运动会、或者去老人院做服务、或是灭罪的活动。很多时候透过这些活动，你会知道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加上参加这些活动时，家人会很放心，因为都是警务人员带着小朋友做活动，而过程中也有领导才能的训练、团队精神的训练，所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计划。

我来到公共关系科也很有幸能再负责这个计划，所以有些工作也正在开展中。随着疫情舒缓，少年警讯的工作都逐渐开展了，特别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推出一个流动应用程式app，给小朋友直接登入，参加网上的一些活动。当中也有一些互动环节，譬如守法意识、服务社会的信息等，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即使在疫情下都可以同小朋友们多一些互动。

第二方面是在八乡的少年警讯活动中心，现在我们把中心借给了政府做检疫中心，接下来希望如果暑假能重开的话，透过多一些接触提升警民关系。我自己也有些私心，因为我曾经也是少年警讯的会员，希望能够可以将这个计划薪火相传，发展下去，希望未来有个新气象。

秦玥：说到社区活动，因为修例风波关系，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仇警的现象，甚至学校老师社区教育中心都曾出现过一些仇警的书籍资料。你对改善警民关系有信心吗？

郭嘉铨：我绝对有信心，因为真金不怕洪炉火，很多时候针对警队的指控都是假的、是恶意指控。面对这些不实指控我们要即时澄清，第二方面要多做一些社区联络工作。

刚才说的和不同的持份者沟通，包括校长、家长、老师等，希望我们走出第一步，和他们重新联络，透过我们的诚意，告诉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香港市民。可能有些工作，如果大家有意见，我们绝对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是也要把握机会向他们澄清不实的指控，提升我们工作的透明度。

这些工作未来都会做的。希望就算疫情之下，也能尽量多做一些联系工作。第二，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要做少年警讯的app？就是因为无法做实体活动，希望能够在数码平台保持联系。过去的经验是透过面对面的接触，人和人的关系才能拉近。除了少年警讯之外，我们未来也考虑开放警署给大家参观（警署开放日），原本2019年时我们铺排了很多警署开放日给市民参观，当年是香港警队成立175周年，但碍于下半年暴力示威、接着疫情，所以做不到，但计划仍然在，如果接下来疫情可以好一些，我们就重启这个开放日计划。

我还记得我在机场警署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机场特警40周年的开放日，市民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因为机场警署地方有限，所以事先安排了几间警署可以取票，有市民通宵排队去取票。他们参加开放日时和我们的同事互动、玩摊位游戏，小朋友穿着警服等，当时的气氛非常融合、很紧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拉近和市民的距离。

香港警队一直以来没有变过，只不过过去一年多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经历了挑战和抹黑，可能动摇了一些市民对我们的信心。希望透过诚意，将关系拉近，等市民支持我们，让执法更加有效。

秦玥：目前您除了执掌公共关系科，也看到您经常陪同“一哥”周围走，比如之前“一哥”舌战区议会，还有“封区”视察等，跟着“一哥”工作有什么感受？

郭嘉铨：当然，我的岗位关系，我有机会陪同处长做不同的工作，这个过程我很幸运，能够了解到处长管理这么一支庞大的三万多人的团队，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该如何运筹帷幄？如何使用不同策略处理不同方面的问题？这种体会对我作为一名警务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得着。（即收获）。我相信经历了2019年前所未有的挑战，处长承受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无论是对内、对外都一样。初上前线时候他和警队同袍讲：要刚柔并济、因时制宜；到了新的一年，他希望同事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些策略思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另外在执行方面，很多工作是通过他的领导和推动之下，将本来大家觉得没可能的事情一一做到。譬如《守城》这条宣传片，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坦白说，是动员不了这么多同事上下一心来参与拍摄的，所以很幸运在这个时间、这个阶段，在支持处长工作时学习到很多东西。

秦玥：所以拍摄《守城》是邓处长的初衷吗？另外处长在里面担任一位普通警员的小角色，是他自己要求的还是剧情需要？

郭嘉铨：在反恐事件当中，一般来说，做行动指挥的也的确是副处长（行动）的。你见到萧Sir在指挥中心做行动指挥时，他旁边的不是处长，而是机动部队的校长，为什么呢？因为机动部队的校长（陈健国）最了解战术方面的运用，所以他担任了战术顾问，协助副处长做指挥，而处长需要做策略性的工作，就未必可以长期留在指挥中心内。所以最初构思时，我们并没有把处长包括在拍摄当中，但到了中段，我们发现由警员到副处长都有参与，导演觉得如果处长能够支持一下的话，会更完美。所以透过处长扮演其中一个小角色，带出他一直支援前线的大意义。

这也是他自己觉得他每日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前线同事去计划、去筹谋，确保大家有最好的支援、最好的装备，能够处理好前线的工作。因此这个角色也体现了他平日所做的工作，身体力行，支援前线。也很难得他有这样的时间完成这个拍摄。

如果2019年尾最动荡的时候，就算我们想拍摄一条宣传片，我相信管理层也不会支持，大家的精力集中在止暴制乱，到了2020年的8月，社会的气氛开始稳定，暴力示威减少了，当时我们见到有这样的空间，也有这样的需要。

虽然暴力示威少了，但针对警方的抹黑仍然有。难免会有市民被消息误导，动摇对我们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作为警队公共关系科，都应该做一些正面的推广，让市民知道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有专业装备、人手去处理突发事故。第二，也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决心，守护香港、守护市民。最终都是希望争取市民的信任，我们的执法工作更畅顺，维护香港的稳定和治安。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左）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右）

采访时正值牛年春节前夕，采访最后，郭嘉铨也通过深圳卫视&直新闻向大家拜年。

郭嘉铨：大家好，我是郭嘉铨，谢谢大家对香港警队的支持，祝大家牛年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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