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与百年大党
由《直播港澳台》团队出品
参与评论请在新浪微博@直新闻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大党不仅具有超大规模，全党9514.8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9514.8万党员，如果按世界各国人口规模排序的话，也能排进前20位。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百年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相互激荡。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变，与世界变局同步演化，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正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从革命建国，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时局”提出了“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只有精准分析和判断“时局”，才能更好地实现“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一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理想与现实形势紧密结合，在一次次变局中，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主席在1945年5月24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中讲道：“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民族危亡之际，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毛泽东在1923年发表于《新时代》创刊号的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中提出，“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经历过北伐、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来，党的奋斗目标就是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创建新中国。
建党之初，只有50余人的政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创建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经历长久的“革命建国”的历程，中国革命既是20世纪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成就。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古老的文明、具有永久丰富治理经验的国家在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之下不得不经历一次“大转型”：构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翻阅《毛泽东文集》会发现，在革命建国的漫长奋斗过程中，毛主席一直将“时局”、“形势”作为重中之重，中国革命与世界变局紧密相连，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意义。
在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以“建党、建军、建国”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再构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而党的建设是党实现对中国革命领导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成长和建设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最核心的故事和动力，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延安窑洞的战略运筹，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锻造，也是为中国的未来擘画了蓝图。
八百里井冈是中国革命战略的重大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边缘革命”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进行革命的可行战略，城市暴动的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比如说湘潭、湘乡、永新等，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和平环境，这些调查报告依然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范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深入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最为牢固可信的纽带，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才能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变成符合国情的革命实践。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经过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夯实“党指挥枪”的革命战略而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的转进，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历史性转折。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社会处于后西方殖民浪潮之下，尚未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传统农业社会处于崩解之际，中国革命也必然首先是农民、农村的革命。换言之，中国革命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局之中，也就是20世纪上半期的“去殖民化”浪潮，不同的地区通过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开启构建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的经久奋斗也使中国区别于很多新独立的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之中，毛泽东发展和丰富了“持久战”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地实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灵活转换，时至今日，中国抗战的历史经验依然具有理论魅力和战略启迪。在1945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军要关注运动战、大城市，毛泽东是世界级的游击战大师，但在1945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重大变局之中，毛泽东对全党战略转向的号召体现出了高度的战略预见性和领导力。游击战如同麻雀一样灵活多变，但是麻雀要成长为展翅九万里的大鹏。毛泽东说，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在延安的建设与成长是为了走出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像斯诺、史沫特莱等美国记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偏僻的欧亚大陆的陆地与世界产生了共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理想信念通过国际友人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个三十年，不仅令中国共产党自我成长，更锻造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结构。1949年，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既是第一个三十年“革命建国”伟大成就的展示，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当美国朝野讨论“谁丢了中国”的时候，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因中国革命而为之一变。在“冷战”的格局之下，中国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也是传统中国在现代的“重生”，民族尊严、主权独立是中国革命的核心诉求。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命题，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在第二个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与世界变局紧密相连。1971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总理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缓和打破了“冷战”的坚冰，改变了“冷战”的结构，两大阵营的对垒转向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得了“关键位置”。中国的战略转向意味着东亚“冷战”结构的消解，在第二个三十年中，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二战结束之后，广大新兴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和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并且升华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既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了恰当的角色和地位，同时也为“冷战”国际秩序提供了不一样的战略图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197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先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谁和平、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核心就是不在美苏之间进行选边站，而是力图实现与美国、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主动从“冷战”的阵营化对垒中超脱出来。1985年，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定，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营造和平的环境。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贸易快速增长，到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中国深度嵌套和融入到世界生产体系之中，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超大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并且取得了卓著成绩，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份额止跌反弹，也正是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中国有实力、有底气抵住了“冷战”终结的冲击波。
21世纪以来，相继发生了“9·11”、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波，后“冷战”秩序处于缓慢而深刻的变局之中。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2012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国方略，“五位一体”的全面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进入第四个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提出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四个三十年的核心目标是“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恢复中国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第四个三十年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相互促动，可以说，中国的复兴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面对世界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不只是世界的参与者、介入者，也是引领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与世界的同频共振，而世界变局走向何方也有赖于中国的战略抉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治理效能，为中国“现代国家”夯实制度基石；制度型开放为中国与世界关系框定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和目标需要制度和规则的支撑，而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则辩证地将两个大局统筹起来。
百年大党的风雨历程，世界时局跌宕起伏，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应对危机，谋求发展的“百宝箱”，而战略韧性和复原力让这个从几十人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革新成长，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仰、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时时省察与调整、令行禁止的纪律规范、深入群众的组织动员以及灵活的战略战术等等，为百年大党应对百年变局提供了无尽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纪念，更是下一个百年的扬帆起航。
本文章版权属于“直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需转载请回复“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