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拉斯，不是特斯拉丨一撇一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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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风拂过伦敦，唐宁街10号也到了易主之时。
9月5日，英国正式公布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在与财政大臣出身的少数族裔候选人苏纳克（Rishi Sunak）历时两月的激烈竞争中，被称为“新铁娘子”、“小撒切尔”的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以14.77%的优势夺得桂冠，成为继撒切尔夫人、特雷莎·梅之后执掌英国的第三位女首相。
特拉斯的确称得上是英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不甚熟悉她的网民，也会将其名字混为另一个英文“特斯拉”。2010年才成为下议院后座议员的她，敢想敢干，联合同时期的多位保守党后起之秀组成团体，一鸣惊人。她进入政坛至今不过十年出头，却先后供职于卡梅伦（David Cameron）、特雷莎·梅（Theresa May）、约翰逊（Boris Johnson）三任首相的内阁中，期间接连担任环境大臣、司法大臣、国际贸易大臣、外交大臣等要职，如今又担起首相重任，可谓是平步青云。
人们总不免将特拉斯与保守党过去的首相作对比，尤其是她政治生涯中不断“致敬”着的撒切尔夫人，令1979年与2022年的英国出现了某种奇妙的历史耦合——同样是滞胀危机，同样是“撒切尔”。眼下英国无疑面临着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任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高通胀、生活成本危机、能源账单高企、公共服务短缺等，内忧外患并存，而高举原教旨式的撒切尔主义旗帜的特拉斯要拯救英国于泥沼之中，恐怕有着登天之难。
唐宁街10号送走了遭遇“逼宫”的“英国最糟糕首相”约翰逊，却迎来了在糟糕程度上或许足以与前者“一争高下”的特拉斯。舆观（YouGov）最新民调显示，仅有12%的受访英国人认为特拉斯会是一名好首相，似乎暗示着英国前路黯淡，而保守党党魁选举的整个夏天更像是一场无趣的内部“自嗨”。
通往白厅之路
特拉斯并非传统的保守党人士。1975年，特拉斯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学数学教授，母亲则是一名护士以及英国反核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特拉斯小时候常跟着他们一同参与示威，将他们形容为热心政治的“工党左翼”。不过后来她进入保守党令父母感到十分震惊，以至于在她竞选议会议员时，父亲拒绝提供任何协助。
特拉斯在1993年进入到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于王牌专业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PPE）。这一专业孕育了她的竞争对手苏纳克，也走出了撒切尔夫人、卡梅伦和约翰逊几位前首相，甚至在英国各界也不乏该专业出身的精英，以至于外界将PPE戏称为“统治英国的牛津学位”。
事实上，在大学时期，特拉斯并非像现在一样是保守党的忠实信徒。彼时的特拉斯是大学里自由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之一，担任牛津大学自由民主党主席和自民党青年和学生（LDYS）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高调宣扬过不少倾向于左翼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例如“解放大麻”、“废除君主制”等。她甚至还发起了反对当时保守党政府大力推动的《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的运动，而这一法案遭到包括工党在内的强烈反对。
然而，等到大学毕业，特拉斯便立马倒向了右翼阵营。她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曾表明，自己的政治观念“深受撒切尔夫人的影响”。而目前看来，无论在着装风格还是政纲上，她确实有意将自己打造为“小撒切尔”，但这是后话。耐人寻味的是，特拉斯加入保守党乃是在1996年，而撒切尔夫人则在1990年便已下台，中间有着整整六年的时间差，“撒切尔夫人的影响”来得似乎稍晚了些。
经验表明，一个毫不掩饰地展露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兴趣的人，通常不会甘于游离在政治生活之外。对特拉斯而言，英国政府中枢所在的白厅街（Whitehall），才是她人生目标和政治抱负所在。
毕业后的特拉斯曾作为会计师先后供职于壳牌（Shell）和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直至2005年。在此期间，1998及2002年她两次参选伦敦格林威治地方议会议员，却均未当选。而且，她还在2001和2005年英国大选时分别作为西约克郡海姆斯沃斯选区、考尔德谷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两次参与角逐，依旧以落败告终。
不过，屡次失败并未让她一蹶不振，2006年时特拉斯终于在格林威治地方议会议员，并在2010年大选时再次向国会进军。期间，她不仅任职于中间偏右的“改革（Reform）”智库，还被卡梅伦提携为保守党A级候选人（A List）之一。不负党内期望，特拉斯当选成为下议院后座议员之一（即不承担政府职能的议员），并很快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政府生涯（2012年至今）。
“小撒切尔”的人设要立好
特拉斯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如果能成为《权力的游戏》中的一个角色，她希望自己是无面者艾莉亚·史塔克，因为她很羡慕“能在任何时候都拒绝遵从别人对她的期望”。然而，反观特拉斯自身，她似乎从未拒绝过人们对她作为“小撒切尔”的期待。
当特拉斯的议会生涯刚刚开始之时，她便积极地向外界推销自己与撒切尔夫人如出一辙的政治形象——即彻底拥抱经济自由主义，包含了减税、私有化、打压工会、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里根-撒切尔主义”所蕴含的政策要素，而外界反响也十分准确，将其看作是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
不知从何时起，媒体们乐此不疲地报道着一切能在特拉斯与撒切尔夫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内容，他们不断提及着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甚至可能是谎言），即特拉斯8岁时曾在学校排演的戏剧中扮演过撒切尔夫人，暗示读者这“预示了些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中，苏纳克及特拉斯均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崇拜以及“回到撒切尔”的政治倾向，无不表明原教旨式的撒切尔主义正在英国保守党内加速回潮。
在成为议会后座议员的头两年，特拉斯奔走各方，以“小撒切尔”的形象笼络了不少意识形态相近的保守党议员，并重点涉足于经济改革议题。在2011年10月，特拉斯连同40多位保守党议员创设了以撒切尔主义为宗旨的“自由企业小组”，包括了后来在约翰逊内阁任副首相的拉布（Dominic Raab）等不少当时保守党的新星。
特拉斯在2012年连同组内四位议员合著了一本名为《被解放的不列颠》（Britannia Unchained）的书，核心观点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反政府干预。然而，该书将英国工人形容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懒汉”，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随着五年前批评“英国工人懒惰”的录音近日被公之于众，特拉斯再次招致广泛批评。尽管特拉斯试图将相关争议“甩锅”给当时执笔的拉布，但毫无疑问，她是这部分内容的坚定支持者。
争议意味着热度。或许正是当时来自工党的猛烈攻击，才令彼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注意到了这位“撒切尔的后继者”，让她得以在2012年便进入政府任教育部长，两年后又被卡梅伦迅速提拔为环境大臣，首次进入内阁；又经特雷莎·梅提拔成为英国首位女性司法大臣和财政部第一副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约翰逊上台时，包括特拉斯在内，该书的五位合著者中有四位进入了约翰逊的内阁之中。
在约翰逊主政的三年间，特拉斯一直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在担任国际贸易大臣期间，她为约翰逊推进脱欧事务奔走各国达成多项贸易协议，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又凭借此役转任外交大臣，在英国与欧盟关于脱欧后事务的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意思的是，此前在2016年脱欧公投之际，特拉斯就以反脱欧派自居，公开指责脱欧派“极端和过时”。她曾在英国《太阳报》公开发文称，脱欧将酿成“三重悲剧”，却在公投之后摇身一变成为脱欧旗手，将过去撒切尔夫人的疑欧主义思想“捡了起来”。特拉斯政治立场的转变之快，实在令人意外。
不是每一个“铁娘子”，都叫“撒切尔夫人”
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特拉斯借助在对外事务上的强硬作风，迅速为自己博得了“铁娘子”的称号，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瞩目，更是加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Politico杂志曾指出，作为前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一直秉持着温和的作风，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以达成贸易协议。然而在对华及对俄态度上，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则表示，特拉斯一直是“比较强硬的人之一”。
作为约翰逊的继任者，特拉斯在胜选演讲中点名感谢他“挺身而出对抗普京”，暗示着新内阁在对俄外交政策上的连贯性。而早在去年12月举行的北约外长峰会上，特拉斯曾严厉警告俄罗斯，主张美西方国家要统一战线捍卫“自由边界”，甚至一度将矛头指向中国“一带一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她也不遗余力奔走在“反俄第一线”——尽管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她在今年的一场演讲中鼓吹过“亚太版北约”，还曾呼吁世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应拒绝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特拉斯无疑是英国的“鹰派”政客之一。
而在约翰逊宣布辞职之后，垂涎首相之位许久的特拉斯更是有意识地强化着自己对华对俄的强硬作风，以博得党内人士的青睐。她屡次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并声称中国是英国的“威胁”之一；她还声称要“叫普京出来”谈谈，并表示要“挫挫（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锐气”；她甚至扬言道“必要时会按下核按钮”，尽管这意味着“全球毁灭”。
特拉斯不仅在政策上一直将撒切尔主义奉为圭臬，在着装和行为模式上也刻意地模仿着撒切尔夫人。悖谬的是，如同追星一般模仿撒切尔夫人的她，却坚持认为自己“从不试图模仿任何人”。在7月15日五位候选人参与的电视辩论中，特拉斯则“从头到尾”再现了1979年大选直播时撒切尔夫人的形象。而此前，她的不少照片都被怀疑在模仿撒切尔夫人，包括在爱沙尼亚坐“挑战者-2”坦克，在泰国坐凯旋摩托车，在约克郡拥抱一头小牛。
然而，不是每一个“铁娘子”，都能成为“撒切尔夫人”。实际上，当特拉斯只能通过“致敬”撒切尔夫人来吸引党内选票之时，恰恰意味着她个人魅力及能力的缺失。批评人士指出，特拉斯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模仿终究沦为形式，其政策纲领浮于表面，让人无法相信她能够在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冲突中领导英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诚然，从衣着作风到政策主张，特拉斯无不效仿着撒切尔夫人，但她似乎并不像后者那般有着重振英国经济的清晰的政治蓝图，而是主张着一种高度简化的撒切尔主义，以减税应万变，毫不顾及现实条件与四十年前相比所发生的巨大转变。
而同样自诩为“撒切尔后继者”的苏纳克，所提出的“先增税后减税”的方案则显得更为务实可靠一些。然而，苏纳克的财政均衡方案并不符合保守党的主流，特拉斯的激进减税方案则被视为撒切尔时期以来的保守党正统。
对于保守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能选出一位足以团结党内、并且能够在下次大选中压制工党的党魁。无疑，苏纳克的“叛徒”标签会带来消极作用，但也不必夸大这部分影响。二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或许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特拉斯成功当选，恰恰意味着保守党仍不愿改变维持了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
特拉斯来到了英国改革的十字路口
同样地，不是每一场经济危机，都能靠撒切尔主义克服。里根-撒切尔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解决了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但没有人能保证它能够再次成功。
正如前面提到的，每一种发展模式的成功都需要与其相匹配的社会土壤，新自由主义与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也是这样的关系。如今，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非经济领域不必要管制的泛滥、经济领域合理管制的缺失、气候问题与新冠疫情等全球治理危机，绝非特拉斯“照抄四十年前的作业”就可以解决，甚至有可能令情形进一步恶化。
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至上绝不等于“政府越小越好”，而是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只不过这一权力并非像“有形之手”一般干预市场，而是用于建立市场原则并确保其在所有领域的顺畅运作。而且，以英国的情况来看，眼下薄弱的税收基础与无法割舍的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的张力正是问题所在，而眼里只有“减税”的特拉斯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又或者是视而不见。
整个夏天，英国面临着一场由政治真空所引发的灾难，而这仅仅是凛冬将至的前奏曲。面对眼下英国经历的高通胀以及能源账单的飙升，尽管特拉斯发誓在上任一周后将立即采取行动处理能源账单问题，但她此前却强烈反对对普通人直接的经济援助，更是反对工党所主张的冻结能源账单上限，而后二者是缓解英国生活成本危机的有效手段。人们难以预料她的具体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政策逻辑出现了混乱。
重重危机之下，英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只有积极的变革者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不愿意做出改变、一味拥抱所谓“正统”的保守党人，注定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约翰逊为应对脱欧与疫情的夹击所采取的诸多为保守党所厌弃的“政府干预”一般的举措，实际上为经济改革开启了一条新思路，似乎暗示着传统国家的权力正在回归，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将被重新调整。接下来，就需要看特拉斯要如何引领这场变革了——任何不作为甚至方向性的错误，都将令指挥棒重回工党手中。
不过，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即便是特拉斯心心念念的减税也需要三五年才能发挥供给侧的增量作用。这个冬天，与其期待着特拉斯能采取什么“石破天惊之举”，英国人民不如将锅炉的温度调低一些，至少能让账单上的数字显得不那么离谱。
作者丨陈淼松，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编辑丨吴蔚，直新闻高级主笔，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排版丨何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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