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芝兰：前海最大的亮点，在于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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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简称《前海方案》）正式对外发布。3年过去，前海发生了哪些改变？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前海模式”能为深港合作、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何种启发？香港的机遇又在何处？
日前，在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上，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芝兰教授。李芝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的多元制度，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历史使然”。作为“特中之特”的前海，要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和与港澳体制机制对接，为深港合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赋能。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芝兰教授，日前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陈淼松专访。
“我们认为‘再工业化’这个概念需要有更清晰的定位。”
2020年，身为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李芝兰教授，在与多位学界同仁联合署名的《香港再工业化需要更清晰定位》一文中，明确提出这一观点。
这篇文章还提到：“香港的再工业化方向是高端产业，但这并不是抛弃传统产业，而应是一个互相驱动成长的良性互动。我们相信一套在不同产业界别及相关专业团体共同参与下制订的准则，可以令‘再工业化’的政策含义更明确清晰，从而令政策更具可持续性及操作性。”
“再工业化”的政策概念，早在2016年就出现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所作的《施政报告》中，引发各界热议。“再工业化”的复杂意涵，也映射出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尤其是伴随着制造业逐渐“北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后几年，香港特区政府沿着这一方向推出一系列政策，正如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说那样：“要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使创科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动力。”
“我那个文章其实很简单，就是指出特区政府的这个概念，是不是能够涵盖更多一点、视野更宽一点，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我相信那个时候提出的意见，相关部门还是听到了。”在接受专访时，李芝兰向记者透露了当时写作的初衷。
李芝兰表示，香港的传统工业早年已经大量转移至内地，但许多制造业的核心环节依然留在香港，如研发、销售、品牌推广等。“所以很多制造业的基础或者那个‘根’还是在香港，很多研究的资源也在香港。”
李芝兰回顾说，当时香港面临新的形势，在思考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自然不需要完全聚焦在专业服务、金融这些传统优势领域，因为制造业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香港高校中的一些科技研发工作，其实是可以（和制造业）进行有机结合的。”李芝兰说。
如何整体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在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利用创新科技推动“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这一概念在香港开始流行的前几年里，国家“十四五”规划尚未诞生，作为香港全新定位之一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没有出现，而“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仍处于萌芽期，自然远不如今日这般广为人知。
李芝兰指出，香港的短板在于缺乏足够的生产基地和中试转化平台，这也是香港科研成果难以落地的问题所在。“很多时候香港不能把自己上游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商业成品。”李芝兰强调，香港所缺乏的这些资源，恰恰是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最丰富的，“那香港为什么不能用呢？”
相比起今天，香港当年的视野，或许还不够宽。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发展，香港与内地大湾区9座城市之间的体制机制就能够无缝对接，生产要素也能顺畅流动。在这种背景下，香港若是一味强调自身的“再工业化”，究竟还有多少意义？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布的2022年施政报告中，在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部分，提出了“完善创科生态圈，实现香港‘再工业化’”的重点政策。而到了2023年，“再工业化”的字眼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型工业”的强调。
措辞的调整蕴含着政策思路的变化：香港“再工业化”的机遇，未必要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寻找。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是最核心的变量。
李芝兰指出，“大湾区”这一概念，象征着促进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城市群“9+2”一体化发展的一套政策“组合拳”。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2020年），第一件事就是需要打破一些‘瓶颈’”，李芝兰说，“以前可以说我们（两地）的经济合作是1.0版，现在可以做2.0版，甚至3.0版，是不是？”
“（目的）是要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改革与创新，甚至还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桥头堡’或者‘试验田’，来影响以后更广的范围，那就是全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李芝兰强调。
9月6日，《前海方案》迎来发布三周年。被誉为“特中之特”的前海，在“物理扩区”和“政策扩区”之后，如何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深化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成为外界关心的问题。
“当然，它的定位就是要和香港加深合作，搞现代服务。它的亮点是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也要加深改革，所以在前海设立了‘前海管理局’这样一个法定机构。”李芝兰还强调，“我们搞特区、搞改革，是希望在管理体制、治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突破，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亮点（所在）。”
今年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周年。作为中央在粤港澳部署建设的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探索、积累经验，是前海的天然使命。
李芝兰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
这一论述，恰恰揭示出前海、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所在。
“发展和改革是很不同的概念，需要通过改革才能更好地发展。”李芝兰认为，在这一前提下，改革的方向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找到正确的方向则需要“头脑风暴”，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坐在一起。大家意见不同，但各有证据，相互学习借鉴，才能产生创新的制度设计。
李芝兰说：“所以这是历史的使然，让粤港澳大湾区内有了很不一样的制度。这不是我们求来的，是历史‘送给’我们的。”
“关键问题在于，它为什么要叫‘前海’？为什么它不是南山区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初衷”，李芝兰强调，“就是应该在改革里头，发挥它‘特中之特’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