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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3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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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都市快报》花了8个版的篇幅，详细报道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从招生、教学到办学成效的一系列问题，印证了《人民日报》最近关于学生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的论断。 恰好我也陪孩子随堂听过几节“学而思”的课程。说实话，老师具体讲过什么，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更不要说孩子。仅凭印象，觉得《都市快报》 的报道真实、可信。在专家眼里，这家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活动并不符合现代教学理念，违背教学规律。仅凭我有限的教育学知识，专家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其中甚至还包括教育行政长官）不听、不理会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劝告，对这家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 直接的原因相当简单，“学而思”让你的孩子在短期内提高分数的可能性更大，说到底，大家都是冲着提高分数去的。有了这一点，所有高明的劝说都归于无效。
上补习班是一种东亚文化“学而思”有这么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怪罪它把教育风气带坏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当年大学生跟着“新东方”和“李阳英语”一起疯狂，程度不遑多让，只不过，现在这波风潮蔓延到小学和幼儿园了。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整个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均有浓郁的“补习文化”。
中国大陆不用说。根据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统计显示，2013年1月，全台备案的补习班共有18956家，数量超过台湾街头无处不在的便利店一倍有余。 台北有一条号称“补习一条街”的街道——南阳街，众多补习机构云集于此。在台湾，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补习文化”，校园门口、地铁站里、报纸上、电视中，处处可见补习班的广告。 香港特区的情形更加夸张。2015年，香港补习界掀起“天王”争夺战，一家连锁补习社在多份报章刊登全版广告，公开以8500万港元的天价引诱对手学校的“补习天王”林溢欣老师。在香港，有些补习班老师海报被打造成明星造型，以招揽学生。 1996年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香港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为34.1%；2009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这一数字为56.7%；香港大学2012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补习的人数达72.5%。补习几乎成了一种全港活动。 韩国的补习市场也很厉害。韩国的金基勋是首屈一指的明星英语补习老师。据他估计，2013年，他通过网上授课赚了4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教材出版公司，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2014年，韩国补习支出占韩国家庭总支出的12%。 日本的各类补习班遍布各个住宅区，几乎所有中小学生放学后都会背着书包去补课。补习班几乎每天都有课，上课时间多为下午四五点开始，因为日本一般中小学放学时间是三点，所以上补习班的学生，基本上是走出校门，就进补习班的门。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按年收入统计，年收入不足600万日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38万元，下同）日本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为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左右。与之相比，年收入超过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的家庭教育支出则大幅度涨到56.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其中补习班等校外活动费用占到46.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 不能说世界上其他地方就没有补习班，但放眼全球，学生普遍地、疯狂地上补习班的，恐怕只有东亚地区如此。所以，“补习”这种现象，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问题，但似乎不能局限于中国大陆来思考。
教育减负反而引起补习高潮不能不说，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补习高潮，与推行所谓“快乐教育”、“减负”等教育改革是相伴随的。 2000年左右，有媒体发现孩子们在学校呆的时间太长，书包太重，读书太累，有的学生压力太大，做出极端事件。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引进快乐教育等新理念，打算把教育办成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业，“减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但结果是，孩子们在学校呆的时间的确是缩短了，书包也轻了，可是很多培训机构抓住这个空档，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书包也变成了两个以上。包括“学而思”在内的很多培训机构，就是在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 这种一边减负，一边增加负担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地区。 据2013年中新网的报道，为舒缓台湾学生过度的升学压力，台湾当局将“9年基础教育”延长至12年，并决定在2014年正式实施。然而，2013年1月，台湾补习班家数创下新高，其中8成以初中、小学生为对象。下课后，孩子开始补英文、作文、音乐、美术、跳舞……
“分数”为什么如此重要东亚地区这种特殊的补习文化，窃以为与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 东亚文化圈的塑造、维系和延续，并不完全靠儒家文化的吸引力，而是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在不断强化中国及周边地区对这一文化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人们对科举考试这种选拔形式的认同程度，要高过儒家文化本身。 科举考试从它诞生以来，对“排名”问题越来越讲究和重视。各种等级的考试，在该等级中的排名如何，与实际的名利收益直接挂钩，而且悬殊很大。这导致任何“学者”都对“名次”高度敏感。尽管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但现实就是，当时人只知道“状元”，不知道“探花”。
想方设法把考试的“名次”往前靠，已经成为融化到血液里的一种冲动。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100多年，但与一千多年都在“排名”的折磨相比，不过是弹指一挥之间而已。 今天，科举的“名次”摇身一变，就是“分数”，且更加直截了当。任何人都知道分数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这恐怕是长大以后，经过若干年才能印证的教诲。在当下，抓住分数最实在，最保险。 此外，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也与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不无关系。“大一统”不允许多元观念存在，对个人的要求亦复如此，否则就是“非吾族类，其心必异”，是要受到排斥的。 在这种文化中，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但只要“分数”不行，社会评价就大打折扣，名誉上的收益是很少的。 比较有趣的是，日本作为岛国，与大陆分割，尽管其古代一心向唐朝学习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典章制度，但是由于长期分裂，“科举制”的推行并不顺利，这也导致今天日本的补习文化似乎要比中韩弱一些，也因此，其能工巧匠的地位，似乎要比中韩高许多。
“减负”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有人认为，之所以竞争如此激烈，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只要学校都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不然。 在台湾，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上大学，据说有学生的入学考试只得了7分，也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而在香港，却只有约18%的中学生能够升入大学。但两地的学生都拼命上补习班。因此，上不上补习班，跟教育资源的多寡没有多大关系。像台湾这样，提供再多的教育资源，竞争还是如此激烈。 因此，不管学校如何“减负”，负担都是很难减下来的。就像《人民日报》所发现的那样，在学校减掉多少，在课外就增加多少，并且人为增加家庭负担。 现在小学为了减负，大大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比如北京某区出台减负新政，小学低年级每周有两个下午不上课，中午12时40分就放学。 这么早就放学的规定，使那些“朝九晚五”的双职工父母苦不堪言，他们必须腾出一个人完成接送孩子的任务。如果不行，这个任务就落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上。
提前下班去接孩子的父母，工作上不能投入更多，影响的是职位和收入。收入减少，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有的家庭不但年轻父母不能接送，老人也无法接送，只好雇人或委托专门机构，为此也额外增加不少经济负担。 况且，离开学校的四五小时“真空期”无人照管，很多家庭不得不送孩子进各种培训机构，还是要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更严重的是，由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培训机构学习不同的科目，不仅完全打乱了一个班级的教学进度，而且加剧了学生之间的学习竞争烈度。 有关这项改革，令我想起《厚黑学》里面介绍的锯箭法，就是随军的大夫医治中箭的人，并不取出箭头，而只是把露在皮肉外面的部分锯掉，包扎一番，就算医治完毕。 谁也拦不住成千上万的家长带着孩子，冲进培训机构，千辛万苦，拼命提升哪怕是一丁点的分数。这种现象，不因这一地区现时的制度条件不同而出现太大的不一样。 我只能说，这就是文化的宿命。活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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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不上补习班？谁信！ | 冰川观察
上补习班是一种东亚文化“学而思”有这么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怪罪它把教育风气带坏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当年大学生跟着“新东方”和“李阳英语”一起疯狂，程度不遑多让，只不过，现在这波风潮蔓延到小学和幼儿园了。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整个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均有浓郁的“补习文化”。
中国大陆不用说。根据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统计显示，2013年1月，全台备案的补习班共有18956家，数量超过台湾街头无处不在的便利店一倍有余。 台北有一条号称“补习一条街”的街道——南阳街，众多补习机构云集于此。在台湾，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补习文化”，校园门口、地铁站里、报纸上、电视中，处处可见补习班的广告。 香港特区的情形更加夸张。2015年，香港补习界掀起“天王”争夺战，一家连锁补习社在多份报章刊登全版广告，公开以8500万港元的天价引诱对手学校的“补习天王”林溢欣老师。在香港，有些补习班老师海报被打造成明星造型，以招揽学生。 1996年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香港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为34.1%；2009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这一数字为56.7%；香港大学2012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补习的人数达72.5%。补习几乎成了一种全港活动。 韩国的补习市场也很厉害。韩国的金基勋是首屈一指的明星英语补习老师。据他估计，2013年，他通过网上授课赚了4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教材出版公司，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2014年，韩国补习支出占韩国家庭总支出的12%。 日本的各类补习班遍布各个住宅区，几乎所有中小学生放学后都会背着书包去补课。补习班几乎每天都有课，上课时间多为下午四五点开始，因为日本一般中小学放学时间是三点，所以上补习班的学生，基本上是走出校门，就进补习班的门。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按年收入统计，年收入不足600万日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38万元，下同）日本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为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左右。与之相比，年收入超过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的家庭教育支出则大幅度涨到56.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其中补习班等校外活动费用占到46.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 不能说世界上其他地方就没有补习班，但放眼全球，学生普遍地、疯狂地上补习班的，恐怕只有东亚地区如此。所以，“补习”这种现象，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问题，但似乎不能局限于中国大陆来思考。
教育减负反而引起补习高潮不能不说，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补习高潮，与推行所谓“快乐教育”、“减负”等教育改革是相伴随的。 2000年左右，有媒体发现孩子们在学校呆的时间太长，书包太重，读书太累，有的学生压力太大，做出极端事件。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引进快乐教育等新理念，打算把教育办成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业，“减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但结果是，孩子们在学校呆的时间的确是缩短了，书包也轻了，可是很多培训机构抓住这个空档，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书包也变成了两个以上。包括“学而思”在内的很多培训机构，就是在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 这种一边减负，一边增加负担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地区。 据2013年中新网的报道，为舒缓台湾学生过度的升学压力，台湾当局将“9年基础教育”延长至12年，并决定在2014年正式实施。然而，2013年1月，台湾补习班家数创下新高，其中8成以初中、小学生为对象。下课后，孩子开始补英文、作文、音乐、美术、跳舞……
据最新的《参考消息》报道，香港高中生曾经需要参加两种主要的标准化考试。但在2009年，香港教育局将其简化为一项考试。这一举措本应给学生减负，推广“全人发展及终生学习的能力”。
然而，当学生们的未来全靠着这项唯一的重要考试，备考辅导的生意就此蓬勃发展起来。据香港教育局统计，目前香港大约有2600家提供“非正式课程”的私人学校和补习班，其数量是中小学的两倍。
近年来，韩国高校对招生程序进行改革，高校可以通过评估学生的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英语能力和课外兴趣等各方面指标来决定是否招收学生。显然，这也是为了减轻学习压力。但由于招生程序不断调整，令学生和家长无所适从，不得不依赖补习教师来提供帮助。 为了阻止家长过分依赖补习业，韩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包括禁止补习班开到晚上10时以后，并安排工作人员突击检查补习学校，以防有补习学校违规。此外，政府还对家教时薪设置上限。2014年，政府还规定禁止补习学校的进度比正规学校快。“分数”为什么如此重要东亚地区这种特殊的补习文化，窃以为与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 东亚文化圈的塑造、维系和延续，并不完全靠儒家文化的吸引力，而是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在不断强化中国及周边地区对这一文化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人们对科举考试这种选拔形式的认同程度，要高过儒家文化本身。 科举考试从它诞生以来，对“排名”问题越来越讲究和重视。各种等级的考试，在该等级中的排名如何，与实际的名利收益直接挂钩，而且悬殊很大。这导致任何“学者”都对“名次”高度敏感。尽管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但现实就是，当时人只知道“状元”，不知道“探花”。
想方设法把考试的“名次”往前靠，已经成为融化到血液里的一种冲动。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100多年，但与一千多年都在“排名”的折磨相比，不过是弹指一挥之间而已。 今天，科举的“名次”摇身一变，就是“分数”，且更加直截了当。任何人都知道分数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这恐怕是长大以后，经过若干年才能印证的教诲。在当下，抓住分数最实在，最保险。 此外，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也与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不无关系。“大一统”不允许多元观念存在，对个人的要求亦复如此，否则就是“非吾族类，其心必异”，是要受到排斥的。 在这种文化中，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但只要“分数”不行，社会评价就大打折扣，名誉上的收益是很少的。 比较有趣的是，日本作为岛国，与大陆分割，尽管其古代一心向唐朝学习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典章制度，但是由于长期分裂，“科举制”的推行并不顺利，这也导致今天日本的补习文化似乎要比中韩弱一些，也因此，其能工巧匠的地位，似乎要比中韩高许多。
“减负”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有人认为，之所以竞争如此激烈，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只要学校都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不然。 在台湾，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上大学，据说有学生的入学考试只得了7分，也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而在香港，却只有约18%的中学生能够升入大学。但两地的学生都拼命上补习班。因此，上不上补习班，跟教育资源的多寡没有多大关系。像台湾这样，提供再多的教育资源，竞争还是如此激烈。 因此，不管学校如何“减负”，负担都是很难减下来的。就像《人民日报》所发现的那样，在学校减掉多少，在课外就增加多少，并且人为增加家庭负担。 现在小学为了减负，大大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比如北京某区出台减负新政，小学低年级每周有两个下午不上课，中午12时40分就放学。 这么早就放学的规定，使那些“朝九晚五”的双职工父母苦不堪言，他们必须腾出一个人完成接送孩子的任务。如果不行，这个任务就落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上。
提前下班去接孩子的父母，工作上不能投入更多，影响的是职位和收入。收入减少，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有的家庭不但年轻父母不能接送，老人也无法接送，只好雇人或委托专门机构，为此也额外增加不少经济负担。 况且，离开学校的四五小时“真空期”无人照管，很多家庭不得不送孩子进各种培训机构，还是要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更严重的是，由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培训机构学习不同的科目，不仅完全打乱了一个班级的教学进度，而且加剧了学生之间的学习竞争烈度。 有关这项改革，令我想起《厚黑学》里面介绍的锯箭法，就是随军的大夫医治中箭的人，并不取出箭头，而只是把露在皮肉外面的部分锯掉，包扎一番，就算医治完毕。 谁也拦不住成千上万的家长带着孩子，冲进培训机构，千辛万苦，拼命提升哪怕是一丁点的分数。这种现象，不因这一地区现时的制度条件不同而出现太大的不一样。 我只能说，这就是文化的宿命。活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