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的经验和教训

概述：数据显示，新中国前30年的生育政策“国家承担费用，人民自愿节育”是非常成功的。之后强制一胎化的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显现。让我们拨开迷雾，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1．新中国前30年的生育政策

1949年9月，主席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批判马尔萨斯主义，不是因为主席认为不需要节制生育，而是因为主席从没有把人民看成为是国家的负担。1956年，主席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明确的表达了提倡节育的观点：

主席是这样说的：

“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1956年8月6日，卫生部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指出：“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能有计划的生育、调节生育密度，保证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除了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利于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以外，政府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撰写通俗性的小册子，宣传人体生理卫生和避孕节育的科学知识，投资和引进生产避孕器械的工厂。

60年代，炔诺酮口服药丸和宫内避孕器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刚一出现，国务院就要求国家科委组织科学攻关小组试制安全、高效的避孕药械。60年代后期，仍然从战备物资中拨出足够的橡胶材料，供给生产避孕套。70年代以后，根据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定期选派医疗队伍巡回下乡宣传计划生育和为村民提供具体的节制生育服务，成为城镇卫生部门的一项制度。

特色一：国家承担居民避孕和节育的全部费用。

5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生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先是城镇居民中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的节育费用由组织宣传活动的卫生机构负担，后来发展到全体城镇居民都由所居住地区的卫生部门承担。60年代以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国家也免费给农民提供避孕和节育服务。

特色二：人民群众自愿实行避孕和节育。

与共和国后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比较，前一个30年的最大特征是按照主席的“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由人民群众自由实行避孕和节育，禁止强制限制居民的生育。

虽然一些地方提出了诸如“一儿一女一枝花”，“晚、稀、少”，以及“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但政策上并不强制实行。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华国锋说：“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从总体上来说，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都是由群众自己决定的。

效果：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从1966年左右的高峰6.38开始大幅下降，到1978年已经降到了2.94。这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生育政策“国家承担费用，人民自愿节育”是非常成功的。

2．新中国后30年的生育政策

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

1979年总设计师访美之后，中国重启了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1979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北京同我国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办事处。基金会决定第一期给中国5000万美元，用于解决中国的人口“困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1978年我国外汇仅有1.67亿美元。有巨额资金推动，进展就快了。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1980年举行的五次人口座谈会之后，“只生一个”成为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标识。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做了什么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发达国家对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猛增长产生了恐惧。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爆炸”等理论铺天盖地。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把这一类理论观点推到了顶峰。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许多富人不断慷慨解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节育和控制人口。在此背景下，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主要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

联合国人口基金成立后，不断表达援助中国的意愿，都被拒绝。直到1979年，终于迎来了合作的机会。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5000万美元，是西方叩开中国大门的第一笔国际援助。

不过，这5000万美元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障碍，那就是这笔主要从发达国家筹措的钱，不能直接送给受援国的政府。

为了让美元落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出面，让中国社科院先名义上设一个中国人口研究中心，教育部也召集有关高校挂出一批人口研究室（所）的牌子，特别以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为依托成立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人口基金会急于要把钱送进来，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自己的驻华机构也就跟着落地了。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里除了从事外交和外经贸的官员，可能就算是计划生育干部出国的多了。许多人不明白，计划生育官员如何有钱出国？其实大都是人口基金的项目。走出去了，即使是旅游，但看到了国外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改变我们“僵化的头脑”总归有好处。

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推动建立了从国家到基层的覆盖全国的各级计划生育官僚体系。设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组成单位，具有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到乡镇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由过去主要为群众的节制生育服务职能转变为贯彻现行生育政策，管理和监督每个家庭（妇女）的生育行为。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主任钱信忠认为在中国搞计划生育，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在这一工作思路指导下，不少的地方规定凡是生育了两个孩子的，40岁甚至35岁以下者，一律结扎。在1979-1981年，全国妇女每年实行结扎的最高年份有500多万例，人工流产（包括大月份引产）900多万例。1983年，全国妇女结扎1640万例，流产1437万例。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大结扎为中心的工作安排，加剧了“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在计划生育领域的强迫命令和违法违纪行为，尤其在农村推行的大结扎和人工流产、引产，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

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免去了钱信忠的职务。1984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严肃指出，要严禁采取野蛮做法。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完不成任务的党政企事业领导不得提拔甚至有要被免职，这类问题还是存在。

美国人一箭双雕

1985年，美国指责联合国人口基金参与了中国不人道的强制堕胎和非自愿的绝育，撤回了1000万美元捐款；1986年以同样的理由停止了2500万美元的捐款。

美国占据了道德的高度指责中国，真的是为了人权要求中国停止一胎化吗？不。日本在1986年积极捐了3390美元，成了最大捐款国，填补了美国的窟窿还有的多呢。

联合会人口基金的合作继续进行。三期之后，1994年中国被列入非主要援助国，并停止了援助。1998年又开始少量恢复。

效果：

总之，经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多年的密切合作，中国成功的控制了人口，少生了几亿人，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生育率成功降到了1.6，完成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3.全面放开二胎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长达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终于正式结束。

但是，两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仍然过低。老龄化和未来人口负增长，可能要影响中国一个世纪；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将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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