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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拨乱反正之路(上):历史大背景

2017-08-13 拨开迷雾看世界 拨开迷雾看世界

读史可以知兴衰,前提是能拨开重重迷雾看清历史的真相。

历史大背景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宗教”与众不同。宗,是祖宗血脉;教,是教育。多生后代是延续祖宗血脉;教育孩子是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有史以来,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生孩子,和教育孩子。

怎么教育孩子呢?不是用迷信来教,而是用真正的智慧经典:道德经、论语、诗、书、礼、乐、易、春秋。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没有任何迷信超自然力量的成分,也没有信某某上天堂不信某某下地狱的愚昧和恐吓。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文明是唯一成功的最先进文明。

我们的血脉和文明历经是全世界唯一传承5000年以上而绵延不绝直到今天的。多子多孙的理念,让中国人历经磨难战乱而能保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文明的传承,强大的生产效率,让中国人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口,生生不息。

当几千年前整个世界迷信超自然力量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道、儒、法”;当今天世界上其他人口绝大多数信奉愚昧的有妖教的时候,中国人主体上仍是唯一保持清醒的不迷信的民族。

高度发达的政治

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人的政治修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的治国之道,是道儒法。治理国家,素朴用道,教化用儒,已乱用法。道儒法三家,是人类,从素朴天真到礼乐教化,再到法令惩戒的三个阶段。儒和法,都是道的体现。制无美恶,适时为善,这便是最高的统治之道。

高度发达的经济

中华文明是高度早熟的文明。有人说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萌芽导致落后,这是文盲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

《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一幅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波澜壮阔的图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货殖列传》简述了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和商业活动,列举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的事迹。

随便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商人吕不韦,以“珠玉之赢百倍,而立国家之主赢无数”,干起了拥立国君的大生意;管仲相齐,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是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的老祖宗。

中国历史就是国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史

人类社会的规律,《道德经》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地位不同,机会不同。人类自发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富者愈富,资源愈来愈集中。这是人之道。

我们看到每个朝代开国之时,都是分田地、均贫富,然后物质丰富社会发展国家富裕;再然后就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人之道。

人之道发展到超过界限,天之道就开始发挥作用。天灾人祸,饥荒、造反、战乱,要么中兴成功,要么改朝换代,开始新一轮的均田地均贫富。这是天之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要让人之道符合天之道,顺天应人;既要发挥个人的能力,又要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史。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

周朝

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资本。从所拥有的土地资本看来,周王室是个巨无霸的国有企业。其他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下属乡镇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向周王室纳税。周王室统治天下的保证,一个是礼仪,第二个军事威慑和讨伐。

周王室由于经营不善衰弱了,后来又失去了军事霸权,那么要再强行回收诸侯国的土地就不可能。诸侯国这些乡镇企业们,就变成了诸侯的私产。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战争。

秦汉

秦朝统一天下。新帝国所面临的敌人,就是农业资本家,金融投机资本家。要避免重蹈周朝覆辙,短期看,要彻底铲除旧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长期看,只有废除分封制,以免未来再产生强大的诸侯国和地方豪强势力。

始皇帝的改革办法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巨大的央企,不再设立下属乡镇企业。而是把地方的经济问题,交给郡守和县令来负责。郡守就是省级分公司总经理,县令则是中央帝国的县级分公司总经理。三代的封建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分离。相比三代的封建制来说,秦朝的郡县制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自耕农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郡守和县令,都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只有对百姓的管理权,负责维护生产秩序,负责向地方征税,并上缴中央。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政权控制商人,而不让商人控制政权,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融投机资本家们,以吕不韦为代表,他们翻云覆雨,把天下兴亡,玩弄于鼓掌之上,这是十分可怕的事。

美国,就是商人资本家控制政权的典型代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了:参考《这张图揭穿了美国民主的遮羞布》

秦朝灭亡,被汉朝取代。汉朝先灭了异姓王,又诛灭了刘姓诸侯国。从那之后,郡县制便深入人心。为了彻底剿灭金融资本家,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西汉的均田制,耕者有其田。这巩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但是西汉的均田制,允许土地交易,为后面的土地再次兼并,埋下了隐患。

被汉武帝剿灭的地方豪强,和官僚资本家,死灰复燃。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自耕农纷纷破产,沦为佃农,或者沦为流民。

王莽篡汉,新朝实行王田制,土地先收归国有再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并且,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准买卖土地。

但土地革命这种事,历来都是需要铁血政策来实现,幼稚的王莽,却把它当成了儿戏。要分土地,王莽得罪了地主豪强;流民要不到土地,王莽得罪了流民。流民军开始起义,豪强们开始割据,天下大乱。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并没有清算跟他打天下的地方豪强们的既得利益。东汉的豪强们,越来越壮大。到了东汉献帝时,为了平衡豪强,东汉推行了职田制。皇帝把土地分封给官员,雇佣佃农劳作,劳动所得扣除税收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工资。

庄园制催生了门阀豪族,职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门阀们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中国的土地兼并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极端的固化。

魏晋南北朝

曹魏篡汉没多久,很快,司马氏又篡了魏。为了防止其他士族门阀如法炮制篡晋,司马家复古走分封制。更荒唐的是,为了防止权力旁落,司马家选择近亲结婚繁殖后代。

晋朝复古实行分封制的后果,则是灾难一般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让帝国的精锐毁于一旦,导致胡人趁虚而入,最终造成了更惨烈的五胡乱华。八王之乱之后,华夏对夷狄,开始从攻,转向了守。晋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司马家是千古罪人,全是一群弱智当皇帝。

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国祚越来越短,社会越来越乱。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豪族。上面走马灯一样换皇帝,下面的真正统治集团,却依然还是那些豪族。皇帝成了豪族们的傀儡。

所谓的君主立宪,所谓的民主政体,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很多没读过书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多好一样,不过是中国早就玩剩的东西。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士族门阀政治,只意味着混乱和灾难。

华夏的命运,走进了一场长达几百年醒不来的恶梦。怎么从精神上获得安全感呢,答案是淫祀。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侵入中国的。

佛教初入中国,是很低端很愚昧的。进入中国之后的佛教,窃取了儒家、道家的思想,伪造出《金刚经》、《心经》、《楞伽经》等等文字精美义理玄奥的佛经。佛经的理论,东拼西凑汇编的痕迹比较明显。为了让百姓甘心供奉香火,佛教总是能迎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潮流,不愧为最成功的营销大师。利用佛教骗钱的本质,在当今以承包寺庙、承包功德箱的行为最为典型。

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军事集团,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胡人在人口数量上天然的劣势,长期的战乱,导致他们耗光了男丁,不得已只能启用汉人当兵打仗。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代表,隋文帝杨坚推翻了鲜卑人,消灭了南陈。混乱了几百年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隋朝建立了。

隋唐

隋文帝杨坚的母亲是个十分迷信的佛教徒,他自己从小也是尼姑养大的。他是篡逆之主,所以内心里,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他狂热的痴迷所有的淫祀迷信。同时,他需要佛教这种夷狄之法,来制衡和打击本土的儒家士大夫文官集团。这导致,他登基之后,全国复兴佛教。佛教享有超国民待遇,对寺院田产免征税收。之前被拓跋焘消灭的佛教又再次兴盛了起来。

隋唐两朝以武制文,以佛攻儒的体统,便是这么来的。

导致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是杨坚父子推行的均田制和科举制。隋朝的均田制,规定国家可以回收土地。自耕农死了之后,土地上缴国家再根据新的人丁,重新分配土地。

均田制打击的是那些军阀资本家,和门阀豪强资本家。科举,打击的则是士族文官集团。他们都起来反对隋炀帝。而又恰逢这个时候,隋朝与高句丽战事失利,几大合力加在一起,就造成了隋朝的短命。

李渊在天下大乱之时,举兵起事,平定了天下。隋唐两代,以军事集团立国,兴于兵,也亡于兵。

为了制衡军事集团,李渊用突厥人帮他打天下。后来,唐朝皇帝,又使用回纥人,沙陀人,等各路蛮夷兵帮自己打仗。以兵制兵,层层制衡,直到闹出来了安史之乱。这便是隋唐以武抑文的结果。

在土地制度上,唐朝承隋制。这个体系是,户籍制,加均田制,加租庸调制。均田制是土地制度,租庸调制是税收制度。土地按人丁均分,那么户籍制度,就是均田制的基础和前提。耕者有其田,那么税收就需要按人头征税,那么租庸调制这种税收制度实行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均田制。

到了武则天时期,唐朝均田制全面崩溃。自耕农纷纷破产,失地农民为了逃户和逃税,要么去进寺庙做佃户,要么就去当兵变成职业军人和雇佣兵。因为唐朝仿效隋朝,对寺院庙产不征税,很多有钱人,就为了偷税,就变相的成立寺庙,然后雇佣很多失地流民帮他们耕种赚钱。于是,佛教就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僧侣资本家利益集团。

唐朝的失地流民,一个去向是到寺庙里做奴隶。另一个去向,是到藩镇那边做职业军人,做雇佣军。最后造成了佛教的鼎盛,造成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中唐以后,自耕农这个阶层消失殆尽。没消失的,也都会逃户逃税,把自己的地,挂靠在那些免税的寺院和军田之下。

唐朝社会的糜烂,不只是单纯的糜烂,它还很脏。一个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佛教的兴盛。中国的皇帝,要跪拜和尚,中国的皇帝,为了迎接印度猴子的一块小骨灰,要诚惶诚恐地举行隆重的国礼。这是多么的肮脏啊。

李世民怎么死的,他是吃了番僧的甘露丸死的。甘露丸是什么呢,是和尚的大便混合女人的经血,人肉等物质搓成的球。

文化上肮脏,军事上失控,国家首都,屡屡被蛮夷劫掠。还给后世留下了沙陀人,契丹人这种祸害。那么我们所说的唐朝的盛,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土地制度崩溃,税收也随之崩溃。在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立了两税制。以前按照人头征税,难以为继。那么就只好按照土地征税。这就等于变相的承认了土地兼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地主被征税了,他们可以转移资产到寺庙里,因为寺庙不征税。

所以,要把两税制落到实处,就必须得铲除寺庙这个毒瘤。这便是唐武宗灭佛的经济原因。三武一宗灭佛,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僧侣资本家太强大,再不打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

唐武宗灭佛之后没多久,唐朝的佛教又恢复了盛况。为什么?因为经济制度所导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病态肮脏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糜烂而又肮脏的唐朝,被佛教和军阀两大毒瘤所吞噬,直到它迎来了灭亡。

黄巢基本杀光了士族门阀们;周世宗灭佛,再一次打击了畸形病态的僧侣资本主义经济。士族门阀被清算,佛教被清算,这是宋朝经济复兴,并走向巅峰的两大基础。

宋元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周而建宋。汉唐都是因为兵强而灭,宋明则是因为兵弱而亡。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宋朝之后长期的以文抑武。为了害怕宋朝被武将篡逆,宋朝皇帝让文官统领武将。一个有才能的武将,在宋朝文官的眼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会不会造反,而不是他能不能打败辽和金。秦桧杀岳飞,就是以文抑武的典型。

因为这样的以文抑武体统,尽管宋朝有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经济,最先进的手工业科技,但是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们去打仗。层层制衡,遇到了强大而才华横溢的武将,皇帝和文官们,第一反应就是杀掉他们。

武官被文官集团压制,那么谁来帮宋朝消灭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呢。宋朝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宋朝亡了。

元灭宋之后,蒙古人对南宋的大地主们,是很客气的。不但没有抢他们的土地,甚至都不收他们的税。税收优惠,再加上蒙元的无政府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四起,饿殍遍地。

这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崩溃。中国的北方,是一群蒙古贵族分裂成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南方则主要分成了江淮利益集团朱元璋,江南利益集团张士诚,和两湖利益集团陈友谅。

明朝

朱元璋统一了中国。大乱世之后,人口减少,地太多没人种,一开始就会均田地。等生产恢复了,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供给的增长,土地就会变成稀缺资源,接着就是土地的大兼并。人口增长越快土地兼并就会越迅速。流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等着下一次的大乱世到来。

明朝的统治系统,设计的是让朱家的藩王来拱卫帝室。防住了武将,怎么防文官专权谋逆呢,朱元璋的设计是废除了相权,创立内阁制。

在土地制度上,明朝废除了职田,直接发钱给官员做工资。不过明朝的工资水平相比其他朝代算是比较低的。天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分成了军田,地主豪强,自耕农和藩王四种。

明朝的腐败为什么那么严重。根本原因,在于文官集团失去了土地,只靠工资生活。下一级的官员,为了想做官,就只能想办法送钱给提拔他的上司。这钱哪里来呢,靠那些有钱人送给他们。明朝的有钱人是谁,地主豪强,和商贾。

同时,明朝又有官绅不纳粮的规定,地主豪强,商贾们,想要开办商业机构,或者开办农业庄园,他们就会挂靠在官员名下。要么就干脆直接花钱捐个功名。

明朝的党争,也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谁在朝廷上说话算话,那么就意味着那些有钱人,都会送钱给他。所以,这些官员,就结党营私抱成团,在皇帝面前,争的头破血流。

官绅不纳粮,很多地主挂靠在官员下面,这便形成了税收优惠。优惠的税收就可以给佃户开高一点工资来吸引更多的人口,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久而久之,土地兼并就变得十分剧烈。人口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大地主手里。这对自耕农和军田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自耕农纷纷破产,变成流民,军户也开始逃户逃税。

而藩王那边呢,不仅不纳税,每年还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国家的税收状况越来越恶化,怎么办呢。到了张居正时期,他对明朝税法进行改革,废除了两税制,创立了一条鞭制度。人头税,田税,劳役,杂税,都打包在一起,百姓不需要再用实物交税,用白银交税就行了。

户籍崩溃,土地政策崩溃,税收混乱,金融秩序混乱。一条鞭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亡羊补牢。

那么明朝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呢?明朝的钱,在金融寡头们的手里。他们比明朝政府,有钱多了。

洪武帝和永乐帝两朝,在没有足额金银作为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宝钞这种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导致金融崩溃。官方法币失去信用,民间开始自发的以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从此,白银就成了明朝实际上的官方货币。

江南的金融寡头,控制了帝国的大多数金银储备。这时候,江南就成了明朝的华尔街,那些江南金融寡头们,就成了实际上的美联储。国家的内阁学士,则成了受明朝美联储控制的白宫官员。

对于江南的那些大地主来说,这时候怎么获得白银,就比种地更划算。他们就把耕改种桑棉,加工成纺织品,和日本西班牙等国开展贸易,源源不断的中国纺织品流向境外,同时,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明朝。

白银的价格和汇率,完全操纵在那些地主和商贾手里,政府对白银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政府的央行,形同虚设,环太湖区的大地主和大商社的老板们,充当了国家央行的职能。

江南的农业资本家们,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向工业资本家的转型,从种稻米的农业资本家,转型成为纺织业资本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失衡,西班牙的白银不断的流入中国,那么在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西班牙政府的对策是,直接禁止和中国的贸易。对日贸易那边,政府为了打击走私,那些商社做生意也不交税,所以明朝政府,就直接设置海禁。不准江南的商社和日本再开展贸易。

中国当时的白银流入来源,主要就是西班牙和日本两国。明朝海禁,和西班牙中断对中国贸易。导致白银输入的规模骤减。明朝发生了很严重的白银危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白银越来越少,这是一场严重的通缩紧缩。白银变的越来越贵,货物变得越来越贱。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持有白银的商社,大地主和有钱人,他们都把白银囤积或者埋了起来。

这就造成了通缩紧缩的恶性循环。钱越来越贵,商品越来越便宜,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所有的人都没有钱,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明朝崩溃,好迎接一个新王朝。

明朝灭亡,信用崩溃,国家失去央行的职能,在开办商业和纺织业上,官办经济,又被民办经济打的溃不成军。在国际贸易上,官办经济,也完全不是民办经济的对手。既然民办经济这么发达,理论上说,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但问题是,明朝对商业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征税,彻头彻尾的毫无办法,根本就收不上来钱。

国家越来越穷,穷的连军饷都发不起。地方豪强和商社,越来越富,他们富得成为了实质上的央行。天下大乱,烽火四起,他们担心山穷水尽的政府来强征他们的钱去打仗,所以都故意把钱藏起来。朝堂上,再串通东林党,配合他们偷税漏税。明朝到了这个地步,想不亡也不行了。东林党,就是那群呼吁国退民进和国企改制的人。

在明朝早期,因为是征兵制,军户有军田,打仗吃自己的粮饷,根本不需要向百姓征税纳粮。征兵制的好处是,军队和将领的互相分离。有战事了,政府官员,把士兵们都组织起来,朝廷任命一个军事统帅,拿着军印去统军打仗。仗打完之后,将军再把朝廷的军印上缴,士兵们,也各回各家。这样就不会造成军阀割据状况的出现。

后来,因为官绅不纳粮,地主们的土地,都挂靠在官员名下。军田既要负担国防还要负担税赋。这样的规则不平等,让很多军户开始逃户,屯田制崩溃,征兵制也随之崩溃,就变成了募兵制。募兵制,是朝廷发钱粮给军事统帅,统帅在招聘职业军人,组成军队打仗。对于职业军人来说,谁给他们钱,他们就听谁的。军队渐渐的就变成了军官们的私兵。

为了要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扩大自己的军阀割据地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和钱。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呢,那就需要创造和培养出来边患。边患越严重,朝廷给的军饷越多,军饷越多,军官们招募的士兵越多。士兵越多地盘就越大,地盘越大,那么捞的钱也就越多。

在这种大背景下,努尔哈赤,不仅不会死,而且还会被养的膘肥体壮。这便是养寇自重的逻辑。

明朝军官集团的养寇自重,到了什么地步呢。明朝火器专家赵士祯上奏崇祯皇帝说一些将领“专以双粮厚赏,招养夷丁,驱我华人,为虏奴仆,辱我族类,馁我士气”。

后来崇祯改变了对满人的维稳政策,方向转向了剿灭。这时候,袁崇焕出现了。他的嗅觉很敏锐,他嗅到了国家国防政策的根本性转向,他认为这里面有他追求的功名利禄。他开始频繁的写信轰炸崇祯皇帝,说只要给他钱和粮,五年他就可以平辽。

袁崇焕不仅剿匪不力,还纵虎为患,这让本来就已经水穷水尽的朝廷,开支越来越大。袁崇焕要更多的钱粮,那么这些负担就摊派到了农民头上,辽饷加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引发了李自成起义。

崇祯杀掉袁崇焕之后,祖大寿为代表的明军将领,很多人开始纷纷投降满人。为什么要投降满人,因为满人有钱。满人的钱哪里来的,因为明朝的那些军官们,和满人私自做贸易养肥的。

朝廷给军队钱,军队把钱给满人,养肥了满人让他们闹,再以维稳的名义,跟朝廷要更多的钱。满人再用钱,收买明朝军队,让他们投降满人。这是一个死循环的利益链。

明朝以维稳开始,以亡国结束。明朝的灭亡,是国家安全维稳思路的一次总崩盘。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它以血的教训说明,敌人是用来消灭的,不是用来维稳的。同时也说明,维稳派和汉奸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们可以随时切换身份,服务于不同的主人。维稳派眼里,只有捞钱,没有社稷。

崇祯说,文官每个人都该杀,因为文官们,他们实际上是为江南的大地主和金融寡头们服务的。明朝晚期的武官,不捞钱的也没几个。

文官勾结江南的金融寡头们捞钱,武官则在辽东勾结蛮夷逆贼捞钱。

整个国家,都烂透了,从自耕农大规模破产逃户,军户们开始大规模破产逃户,明朝就已经走上了灭亡的下坡路。

这时候,土地,金融资本,劳动力,商业贸易,都控制在了大地主,手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手里。阉党们没倒台之前,还能从这些铁公鸡手里挤一点钱出来。等阉党一倒台,后面的剧本,就是官商勾结,看皇帝的笑话。

满清几十万人,为何能够轻松征服接近1亿人口的汉人?满清的成功法宝是:利益收买。对于文官,“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而对于武将,“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明朝的官僚地主豪强们信以为真,纷纷投降。明代公知,东林党的党魁钱谦益剃发降清。

等到满清站稳了脚跟,转手就剥夺了他们的官位财富乃至头颅。这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满清入关,中华民族进入低谷

满清入关后,为了奴化和愚化汉人,满人全面的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在满清的两百多年里,原本应该培养来经世济国的政治人才,被扭曲成不准谈政治的废物书呆子。而科技方面,经过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衰退到了不足明朝的6%。

读书人,都变成了废物,科技也全面落伍。文化黑暗,科技黑暗,中国彻底走向了黑暗时代。

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的一次全面退步。把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变成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中国近代的赤贫和落后,就是因为,满清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个国家。满人是监狱狱卒,汉人则是负责艰辛劳动的囚徒和农奴。

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蒙古人西征,给欧洲带去了中华文明。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文盲遍地的欧洲人震撼的发现,东方有一个国家竟然有超过两千年不间断的书面历史,经史子集流传千年,诗书世家绵延不绝。而蒙昧的欧洲最靠谱的历史只是一部半神话半传说的圣经。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开始模仿编造各种西方“历史”和“经典”。中国的经典进入欧洲,引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干的事,就是羞辱god,批斗god,把god往死里批斗。他们批判到最后,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西方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蒙昧。这和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吃人两个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近代的欧洲人,一直把遥远的中国,想象成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是现实版的伊甸园。但是,当他们终于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到处都是一片的饥饿和赤贫,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这种幻灭,是西方近代开始丑化中国的精神根源。

欧洲人则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新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制造出欧洲中心论。

通过鸦片贸易,以及列强们的群殴,中国人在农业文明时代所积累的金银和财富,都被满人给赔了个光。百年耻辱,让中国也开始了新文化运动。

真实的历史是,中国一直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全球生产中心和财富中心。

而受满清的毒害,和欧洲中心论的误导,导致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积贫积弱几千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汉字的落后,中医的落后,鼓吹要消灭中国文化,取消汉字,取缔中医,要全盘西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历史大背景。


下一集:习主席的拨乱反正之路(下):奋斗历程

延伸阅读:

白云谈史1:夏商周大同社会

白云谈史2:秦汉-国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对峙

白云谈史3:脏滥的隋唐-文化上肮脏,军事上失控

白云谈史4:宋元明-东林党,就是那群呼吁国退民进和国企改制的人

白云谈史5:黄金、丝绸、皮毛、香料-农业文明时代的全球化

白云谈史6:明朝亡于维稳-文官勾结金融寡头捞钱,武官养寇自重

白云谈史7:满清这座监狱,造成了欧洲人精神上的幻灭

白云谈史8:新中国经济的血火奔流六十年

白云谈史9:从全球化1.0到4.0,世界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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