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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解析倪光南重磅演讲:联想为什么不如华为

拨开迷雾看世界 拨开迷雾看世界

01 倪光南重磅演讲


2018年12月23日上午,“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出席并演讲。




倪光南: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的题目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不是搞知识产权的,但知识产权与中国创新能力很有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创新能力来考察。


我们知道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发展知识产权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尤其是“十三五”知识产权规划,有明确的指标,比如说提出了在发明专利拥有量,PCT专利申请量,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等方面达到一些重要的指标。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经济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可以看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这些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比重比较小,而发达国家,我们看美国,相应的贡献就大很多,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30%以上,所以知识产权经济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大家看到我们PCT专利申请数量在不断的增长,现在日本和中国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我们基础差,虽然这几年增加比较快,总的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进口费大大超过出口费。目前来看,1/4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


我们要强调一下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高校有一个趋势,目前比较多的是从专利授权转向创业孵化。比如说加州的创业公司,5%来自斯坦福大学,可见美国高校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总结。


下面我讲一下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关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现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正像大家说的,中关村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等等,就像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一样。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为什么是这三个?因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后来为什么降低了。下面以联想作为例子。


以联想来说,官方的说法是,它是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一部分。


当时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不是简单的创办,而是把一个实体分离出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


这个要讲清楚,联想的前身计算所公司就是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是讲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问题。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这是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原来有一个协议,按这个协议,联想公司股权分配,科学院是20%,计算机是45%,员工35%。通过这个股改,科学院变成65%,计算所变成0。


这个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MBO”(Management Buy-Outs)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 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


更成问题的是,计算所的股权归零,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


显然,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联想股改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联想控股2018年的财报显示,现在公司高管占主要的股份。可见将计算所科技人员投入的知识产权归零,这是联想股改的突出问题。


我们看一下中外的高技术企业的股权变化。苹果股权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为45%,最后他是0.45%。华为股权最初是,投入资产的任正非为80%,现在是1.4%。计算所公司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的股权包含在计算所的股权中,但股改后,随着计算所股权的归零,也被归零了。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是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我们看联想股改前后的情况,股改之后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股权为零,没有话语权了,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利润过去是靠创新产品,但是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如果房地产能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影响科技发展。融科拿了计算所科研用地之后,使计算所发展受到影响,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和华为比,我觉得华为是很成功的。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的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是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联想股改后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路线,一个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所以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应该尽可能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希望在知识产权体现方面,政策能更加明确,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快地增长。


谢谢大家。


倪光南重磅抨击了柳传志这几个问题:


1. 联想不是柳传志的个人功劳


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


2. 联想股改不合规,且科技人员市场产权归零


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这是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这个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MBO”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 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


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实际上,倪光南揭露的问题,只是柳传志冰山的一角。


华为和联想关键数据对比:


在1995年,联想销售额67亿元,是华为的4.5倍。2001年,华为销售额超过联想。


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81亿美元,据估值华为价值已超4000亿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02 华为和联想的最大不同


华为在中国的地位,是联想远远不能比的。


华为,2017年销售额6036亿人民币,净利润475亿,研发投入897亿(占销售额14.9%)。


联想,2018财年销售额450.5亿美元,净利润亏损1.27亿美元,研发投入12.74亿美元(占销售额2.8%)。


联想常年徘徊在亏损线附近,而研发投入只占销售额的2%-3%。


我们再看看2018财年联想的收入构成:中国区、美洲区、亚太区、欧非中东区中,只有中国区是盈利,其他地区税后利润全部是亏损的。说联想用中国区的利润补贴世界其他地区,的确是事实。


当初联想靠什么成为一个国际化公司呢?


柳传志表示,联想集团当时分析认为,要形成一个国际上的技术品牌,如果靠自己打出去,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公司才选择了并购道路。


那么并购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原来,柳传志给国际化的联想的定位,就是善于干“毛巾里拧水”的买卖。


事实上,联想这样的企业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在世界科技产业链的分工里,联想干着低端生产、组装的活,拿着最微薄的利润,还要用在中国赚的钱去补贴全球。


这就是美国对联想和华为态度完全不同的原因。


03 柳传志之路


要理解联想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样子,必须从联想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拨开迷雾看世界,善于从歌功颂德的文字中发掘真相


1. 柳传志重视的不是科技,而是用利益搞定人


柳传志的传记中,津津乐道的都是关于他如何在困难条件下拉关系、找门路、打点关键人物、走私、各种灰色交易等等,而不是如何科研、攻关、建立核心技术能力。


也就是说,柳传志重视的是用利益搞定人,而不是科技。


1980年代提倡造不如买,各级科研院所面临生存危机,必须自谋出路。计算机被列为应用科学,财政拨款将从1985年起逐年削减20%,5年后将全部取消。


计算所所长曾茂朝被逼上了梁山,找来了王树和、柳传志等人,要他们创办企业,以备未来计算所没有饭吃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养活大家。


1984年底,公司开张了。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任副总经理,加上其他人共11人,保留计算所职务、编制、发工资,提供20万资金、场地。未来的联想公司就这样起步了。


因此,联想公司并不是以某个人个人能力的造就的事业,而是计算所拼全所之力为自己的未来打造的出路。


联想创业初期,柳传志首先想到的就是做买卖,卖过电子表、旱冰鞋甚至摆摊卖过运动裤衩。

 

自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各路人马纷纷下海,各显神通。来钱最快的就是倒卖批文。一次偶然的机会,柳传志听说江西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有一批彩电,特意去江西看到实物,兴奋的汇了14万出去。然而最后彩电却消失了。

 

虽然20万创业金一下子赔了14万,但是柳传志比较幸运,背靠着计算所这颗大树。


计算所把科学院拥有的20万美元外汇额度给了公司,为公司提供银行贷款和担保。计算所承担了国家KT8920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把其中的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部分转交给了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更重要的是,倪光南把在计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6个月后售出至少100套,获得40万毛利润。

 

1985年,中科院买了500台IBM的PC机,后续的验收、服务对当时的公司是一笔大生意。所长曾茂朝以计算所的名义和中科院申请,柳传志派出刚挖来的擅长交际的李勤负责具体公关。当时具体负责人是中科院装备处的处长王永乐,他和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关系很好。经过努力,公司最终获得了这笔业务,带来70万的收入。

 

这笔业务,还让柳传志发现了代理IBM微机的业务机会。汉卡的成功已经让公司有了客户群,如果把微机卖出去,利润更高。但是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当时倒卖“许可证”成为那时候最赚钱的行当,还酿成无数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的事件。

 

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有个四维公司,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大机器,IBM就让四维当IBM代理。柳传志找上门去,双方达成默契。

 

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笔业务是国家体委信息部的12台IBM微机,过程却异常艰辛。

 

王柯原来是个游泳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在一次展览会上,王与柳一见如故。他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柳传志来到国家体委的时候,才发现购买计算机须有体委财务处的处长批准。柳传志再接再厉打通这第二道关,又发现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

 

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业务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众目睽睽之下把柳传志灰骂了出去。柳传志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柳传志立誓:“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去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在席间大献殷勤。那小伙子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在不经意中提到自己要去香港,需要换外汇。柳赶紧说:“您换多少钱?我们那边有人,我们给你弄。”等到柳传志与那小伙子握手道别的时候,后者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那些天柳传志逢人就说,特别得意,对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也有了更多的信心。

 

然而,最终收到利润的时候,却少了2万美元。原来柳传志和香港中银四维的协定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对方换了老板,现在钱都在中银账上,利润分配只能任人摆布。

 

柳传志悲愤之下,到了香港,给中银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在水里趟着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了……他讲的那些故事产生了作用。“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在感叹之后把钱如数付给柳传志。

 

柳传志凯旋而归,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来。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柳传志和李勤便设想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了飞机奔深圳。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最后,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心脏就不行了。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一做梦就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1987年,联想卖出了6500套汉卡,还附带卖出了至少1000台国外的微机,工商局的年终审核报表显示,公司收入7345万,纳税347万,固定资产400万,流动资金550万。

 

然而,物价局的官员来到公司,说汉卡定价过高,谋取暴利,违反国家价格政策,要罚款100万元。属下员工一片激愤,围着他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给评理。

 

柳传志太了解眼前这些官员的秉性,有时候他们的面子要比事情本身的曲直更加重要。他四处托人求情,去物价局长的办公室拜访,人家说“没工夫”,他就又打听到局长的家,到了晚上就去拜访。那是个星期日,柳传志带着王晓琴爬上楼去,敲门的时候“心里咚咚直跳”。局长一家人正在吃饭,显然来的不是时候,硬着头皮走进去,却又说不出话来,垂手站在一边。

 

两人又来到副局长家。副局长很和善,仔细听了二人的陈述,最后居然肯赏脸接受他们的邀请出来吃饭。饭局设在京城西郊的莫斯科餐厅,是西餐。这王晓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席间第一句话就问局长:“您吃过西餐吗?”局长脸色一变,却还保持着一点幽默:“咱是老土出身,哪儿见过这个?”就听王晓琴接着说:“我可从来没吃过。为了请您吃这顿饭,我跟人家现学的,知道得这么拿刀……这么拿叉。”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个折衷的产物,物价局还是罚款40万,但毕竟减了不少。柳传志没有彻底达到目的,“那天真把我吓坏了。你的法子可以接受,但是头一句话说得实在是不好,值得斟酌。”

 

1987年,联想花了25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柳传志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如实禀报上级,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非营私。所以当公司遭到审查的时候,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当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们的物品领送手续齐全,”所长在一份证言中写道,“个人不存在问题。”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则更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他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


联想传记的作者们说:


如果不是仗着柳传志的果断、坚忍、百折不挠,以及几分“黑社会老大”的野性,他可能早被埋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混乱秩序中,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中科院这棵大树,柳传志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2. 柳传志投机赚快钱的思想由来已久。


联想开业没多久,20万资本金就因为柳传志倒卖彩电受骗损失了70%,靠计算所把很多业务给他才度过难关;倪光南的汉卡项目也是免费交给了联想。


柳传志读了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之后,也写了一篇文章《要想富就要知道为何穷》,他说:


而我的父亲以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我如何做人,什么叫正直。


然而,柳传志的投机活动差点让他的父亲晚节不保,身败名裂。

柳谷书夫妇的幸福晚年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早年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从事银行业。1984年,63岁时赴香港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公司:香港国企-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


柳传志让联想、他父亲的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各出30万,合作创办了香港联想。导远公司是个皮包公司,由吕谭平等四个年轻人创办。


香港联想的主要业务,就是柳传志父亲柳谷书任董事长的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担保,从银行大量贷款,用于投机。


香港联想的利润主要就是来自倒货。除了倒买AST电脑给北京联想轻松赚差价,和主机板业务,还囤积备件谋求暴利,其业务存在很大风险。


1992年,香港联想要上市,增资到一个亿,导远公司没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股东的552.58万美元入股,占43.3%股份。


1994年香港联想投机获利8000万。紧接着香港联想囤积了66万块奔腾和486芯片,准备大赚一笔。但是由于AMD与Intel的激烈竞争,奔腾上市不久就大幅度降价。另外,内存条的价格从12美元/M跌到2美元/M,因内部管理原因未能及时处理。香港联想连续两年巨亏2.45亿港元,不但把过去投机的获利全部亏完,且已资不抵债。


在这种情况下,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股东的552.58万美元,导远公司已经无力归还。这是柳传志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怎么解决的呢?还是靠国家。


因为柳传志的父亲1993年已调离,银行逼债,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做为担保人也逼联想还款。


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和严义勋两个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科学院的名义担保,让联想拿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一共解决了一个亿的资金,归还了香港银行借款。


否则,这笔坏账如果算到担保人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头上的话,柳传志父亲柳谷书一世清白就要被他儿子毁了。


当时香港联想已经没有赚钱的业务了,1亿的贷款怎么还呢?柳传志想到的是把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包括联想电脑、联想科技等注入到联想香港上市公司,才避免了倒闭。


当初香港联想增资扩股,联想投入了1270万美元,其中717.42万美元作为北京联想的增资,另外的552.58万美元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增。理由是股份给少了对方没有动力好好干活。倪光南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借钱给港方买联想股份的做法,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了倪柳彻底决裂。


导远的股东因投机导致公司濒临破产,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收回对方的全部或大部对方的股份,以归还552.58万美元借款。但是这样一来,当初的借款条约就是违约了,而且倪光南的告状也就成了实锤。


所以柳传志只是让对方退出了联想的经营,但仍然保留全部股份。此后北京联想注入上市公司,联想股价从几毛钱涨到了几十块。导远的股东卖掉了少量的股份就轻松还掉了联想552.58万美元的借款,吕谭平由此成为巨富。


导远的股东既可以在因投机造成香港联想濒临破产时不负任何责任,又能坐享联想股价上涨成为几十亿身价的富豪,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而在柳传志声称没有钱投入研发的同时,1994年联想却花6000万在惠州买了50万平米土地想投机,结果地价一下子跌了70%,损失惨重。柳传志最后硬着头皮让郭为救火,让联想把板卡基地建到惠州来解套。


3. 倪柳发展路线之争


倪光南和柳传志之争,影响更深远的还是技术发展路线之争。最核心的有这几件事:


1)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夭折


1994年,倪光南在联想领导层参与下又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准备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能力。他对这项被称为“中国芯”的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最后次项目在即将开张之前夭折。


而也就是这一年,没钱投入研发的柳传志花6000万在惠州炒地皮,结果地价跌了70%砸在了手里。


后来倪光南回忆说:


微机的核心技术如CPU、操作系统、硬盘等等,都已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垄断,我们能够做的增值是主板的电路设计,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创新空间。随着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英特尔公司也进入了微机支持芯片组市场,主板电路设计的增值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硬件方面如果不掌握集成电路芯片这个核心技术就没有前途。

当时,我们在7型联想式汉卡首先采用了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获得了成功,然后,我们又在联想微机设计中,加入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以提高增值。这样,由香港联想R&D的孙祖希、张岳松等开发了VL总线和PCI总线的IDE控制芯片,这种芯片总共销了近百万片,虽然由于竞争,利润很小,但量很大,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尝试。

1991年,我们又立了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由北京联想R&D的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ASIC芯片LXCG9000,一秒钟可以生成数百个汉字。用这个芯片做出了联想激光打印卡,当时HP激光打印机打印汉字一页要2-3分钟,而加上了这个卡打一页只要25秒。

后来,联想激光打印机事业部的徐非、刘洪等就自己设计激光打印机的控制器,再OEM外国公司的机芯,开发出了联想自主品牌的激光打印机,由于采用了自己开发的ASIC芯片和嵌入式系统,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如LJ4B激光打印机,因为市场上没有同类机器,所以每台的利润可以超过5000元。这样,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


而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进一步为联想争取到了经贸委《多媒体技术产业化》项目的1100万人民币的拨款和数千万元的贷款,在实际上完全解决了向“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投资资金问题。


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与上海方面协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签合同,春节前召开董事会。对此,柳传志仍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又拖过了日期。

于是,“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胎死腹中。中国企业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失去了一支潜在的力量。


此外,1993年,倪光南组织了软件中心、小型机部、R&D部三个部门联合开发LXBS金融平台软件,市场反映良好。随着倪光南的出局,这些技术研发也被放弃了。


2)联想程控交换机的覆灭


一向力争自主研发的倪光南坚持认为联想下一步应当进军核心技术,并顺应计算机与通信融合(ICT)的趋势及早作出部署。为此,倪光南于1992年立项研发联想程控交换机。


联想的程控交换机,1994年元旦的时候就在河北廊坊开局成功。那时候,华为的局用交换机也刚刚起步,两家在1994年一先一后获得邮电部的入网许可证。当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还曾专门视察过联想的LEX5000程控交换机。从技术含量上来说,程控交换机比之联想早年的主机板和微机应该要高多了。


倪光南要求将程控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当时程控事业部有80人,是仅次于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第二大部,由倪光南学生罗争领导。其全面实力超过了当时的华为,连中南海都采购了联想程控交换机。


柳传志始终对倪光南主导下的交换机研制工作缺乏热情。柳传志认为,程控事业部本身就亏得厉害,变成子公司完全没法控制,坚决不干。


但当时研发部门的调查显示,在从开始研制到当时,前后三年时间内,程控交换机不仅收回了开发收入,而且还获得净利润近300万元。


不久倪柳之争升级,倪光南被撤了总工的职务,后来联想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也被裁撤了。


3)倪光南出局


因为技术路线之争,和反对柳传志借款给香港股东,导致倪柳之争,1995年倪光南被免去行政职务。柳传志强行扼杀了这几项最关键的自主研发项目。


根据刘韧的《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的说法:1995年6月30日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开会,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倪光南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在研发的战略上谁说了算。分歧突出表现在ASIC和程控交换机的发展战略上......经过调查,公司认为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柳传志说:


“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调查完,我没事了吧,那你还能当总工吗?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之后,度过危机的柳传志终于腾出手来。1999年9月2日,联想宣布解聘倪光南。


至此,联想的未来之路大局已定。


4. 联想改制路线图


联想属于国有资产,股权属于国资局,中科院无权划分。“据说”1994年中科院制订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年分配利润的35%给联想骨干员工,但当时并没有立即把分红发放到个人手中。


2001年,财政部下文件由科技部牵头处理联想改制事宜,将审计后的联想股权定价再打七折。联想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6.6亿。联想员工持股会不用出钱,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2.3亿换成了联想控股35%的股权。中科院通过国科控股占65%。


2009年柳传志的好朋友,民企泛海集团卢志强以27.55亿元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收购了29%的联想控股股权。这样国科控股36%,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35%,中国泛海29%。


同为泰山会会员,在卢志强的泛海入股联想这件事上,柳传志坦言:“我与卢总在办公室谈了一次,三个小时。在谈这件事情上,我们肯定有默契,可谓一拍即合,甚至没有过任何反复的磋商。”


2010年,源自联想员工持股会的有限合伙企业联持志远创立。


2012年,以员工激励为目的的有限合伙企业联恒永信成立。联恒永信从中国泛海受让8.9%的联想控股股权。


2014年联想控股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公司发起人包括国科控股(36%)、联持志远(24%)、中国泛海(20%)、联恒永信(8.9%)、董事长柳传志(3.4%)、总裁朱立南(2.4%)、副总裁宁昊(1.8%)、副总裁陈绍鹏(1%)、副总裁唐旭东(1%)、惠州市百利宏控股董事长黄少康(1.5%)6位自然人。


除了直接在联想控股持股3.4%,柳传志还间接拥有联持志远超过8.44%的股份。而且柳传志还在一大批联想系公司担任股东、董事长和法人。


如今,柳传志最愿意自己被称作中国社会财富创造者,也希望给自己所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而任正非则继续着他的低调奋斗。


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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