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的人民共和国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三朝元老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神宗说：“变更法制，士大夫确实会不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便啊。” 文彦博答：“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

治理天下，如果以官僚精英优先，自然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人人夸赞。

如果是以百姓优先呢？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道德经》

为人民服务与反特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中国自古以来，坐天下的合法性就在于是不是以天下为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政权，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强调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特权腐化问题，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高薪制、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

毛泽东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都是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必须缩小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共同富裕。

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远远小于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实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对干部实行了供给制。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化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泽东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也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国家干部的工资化改革和军衔制，一直持抵触态度。

然而，这些改革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55年，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实际上，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也仅相差8倍。这是因为军衔制、等级工资制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苏联为榜样的。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就是31.3:1。

不仅如此，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泽东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变成了25.2:1。

等级工资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而教育方面，很多名校日益成为高干子弟学校的趋势，也成为后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动机。

注意到这种背景后不难了解，后来某些运动的发动，所反对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及运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剩下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因此，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批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解决医疗用品和药物匮乏的问题，救治常见病症，预防传染疾病和地方性疾病，宣传科学医疗常识，培养简单的医疗技能和具备一些医疗技能的当地医疗人才。这也使得“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他们活跃在农村的青山绿水、田间地头，送药行医，以最低的成本、最广泛的覆盖、最高效的运行、最深入的普及、最低的门槛使得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 以上用于农村。

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在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的艰辛探索中，提出的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