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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的人民共和国

拨开迷雾看世界 拨开迷雾看世界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三朝元老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神宗说:“变更法制,士大夫确实会不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便啊。” 文彦博答:“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


治理天下,如果以官僚精英优先,自然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人人夸赞。


如果是以百姓优先呢?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道德经》


为人民服务与反特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中国自古以来,坐天下的合法性就在于是不是以天下为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政权,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强调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特权腐化问题,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高薪制、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


毛泽东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都是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必须缩小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共同富裕。


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远远小于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实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对干部实行了供给制。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化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泽东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也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国家干部的工资化改革和军衔制,一直持抵触态度。


然而,这些改革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55年,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实际上,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也仅相差8倍。这是因为军衔制、等级工资制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苏联为榜样的。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就是31.3:1。


不仅如此,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泽东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变成了25.2:1。


等级工资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而教育方面,很多名校日益成为高干子弟学校的趋势,也成为后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动机。


注意到这种背景后不难了解,后来某些运动的发动,所反对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及运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剩下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因此,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批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解决医疗用品和药物匮乏的问题,救治常见病症,预防传染疾病和地方性疾病,宣传科学医疗常识,培养简单的医疗技能和具备一些医疗技能的当地医疗人才。这也使得“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他们活跃在农村的青山绿水、田间地头,送药行医,以最低的成本、最广泛的覆盖、最高效的运行、最深入的普及、最低的门槛使得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 以上用于农村。


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在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的艰辛探索中,提出的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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