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之宝！去年火爆海内外的上海图书馆再推大展，中华第一古物「石鼓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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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影斑斓 石鼓齐鸣」
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
📍上海｜上海图书馆
去年11月，上海图书馆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火爆全国。原定闭展日，队伍排到了馆外，眼见展是无论如何都闭不成了，最后“逼”得上图决定，史无前例，延展三日！
这场展览之轰动，用老话讲，是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据说，许多重要博物馆美术馆的馆长、海内外重要专家都专程赶赴观展——要知道，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展览，在这一点上和博物馆美术馆是有区别的。
而懂得上图藏品价值的内行人，都在感慨——这样才对，这一天早晚要来。
“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时排队等候观展的观众
上海图书馆素来低调，馆藏却“卧虎藏龙”。这里所藏古籍善本、历代碑帖，因传承积累久远深厚，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堪称举世闻名——最为珍稀的宋元刻本收藏总量就达三四百种，位居全球第二；碑帖列入国家等级藏品的宋拓本有四十四种。其中，大量为海内外传世孤本。
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古籍碑帖被封藏于书匣之内，不轻易示人。曾有文介绍，除有限的公开展览或少量零星复制之外，上图许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并经特别手续，一般人甚至是近水楼台的本馆人员，平时皆难获一睹。
还有重要的另一点或许是，欣赏古籍善本碑帖的门槛很高，它们是由一代代读书人悉心呵护传承的，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恐怕真的很难看明白。
上海图书馆保存古籍善本的库房 ©来自网络
好像是天时、地利、人和，最好的时机正在到来。
从2019年起，上海图书馆将继续亮出宝藏——去年的家底，仅是冰山中的一角，所谓“家底”，不仅是收藏，还有研究。
新年这场大展，与去年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一样，都来自上图的核心部门——历史文献中心。在古色古香的会议室里，中心主任黄显功先生向展玩详细介绍了接下来的大展和活动计划，可以透露的是，这两场大展将是个重要的开始。
时间倒回到1995年夏天， 面对上海图书馆的家底，有一个年轻人曾发出同样的惊叹，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彼时，恰逢上海几家机构合并重组上图。37度的高温下，这个刚刚毕业的小伙子和同事一起去位于龙吴路的书库义务劳动。
那是一个高九层的建筑，他原本在二楼劳动，一时兴起跑到了九楼。
这层楼忘了锁，眼前的场景，令他此后一生难忘——600平米的仓库，竟放着七堆高达两米的碑帖，他迈开双腿估算了一下，每一堆约莫都有20步长、10步宽，随手拿起一件打开，竟然就是家中字帖的原拓《颜氏家庙碑》。
从这时起，年轻人便开始随着老先生们一起整理、研究这批碑帖，为它们作编目，沉潜于其中，如此一晃便是二十多年——这些碑帖，后来成为上图最最重要的家底之一。
而当年的年轻人，便是如今上海图书馆的研究员、著名碑帖研究专家仲威先生。他的著作，几乎出现在每一位喜欢碑帖的读者的书架上。
2013年出版的《善本碑帖过眼录》上，仲威开篇就给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
“上海图书馆藏有二十五万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够称为善本者，约有三千余件，可谓百里挑一；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者，约有三百余件，堪称千里挑一。”
而这些“馆藏的善本碑帖，几乎涵盖了所有旧时的碑帖收藏大家，远的不说，仅就清末民国的藏家就有：翁同龢、沈树镛、赵烈文、杨守敬、缪荃孙、吴大澂、吴昌硕、王瓘、张祖翼、叶昌炽、盛昱、吴郁生、费念慈、端方、莫堂、周大烈、龚心钊、张伯英、褚德彝、陈景陶、高时丰、叶恭绰、吴湖帆、蒋祖怡等等。”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仲威
▷ 出版专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善本碑帖过眼录》、《碑帖鉴定概论》、《碑帖鉴定要解》、《纸上金石——善拓小品过眼录》、《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碑学十讲》、《帖学十讲》等。
如果要首选其中一种办展，应该从何开始？
翻开《善本碑帖过眼录》，一切不言而喻。序言之后，首当其中的碑刻类之始——《石鼓文》。
石鼓，“中华第一古物”，因外形像鼓而得名，共有十块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在中国具有深重的象征意义，甚至被称为“镇国之宝”，有“石鼓出，国运昌”的说法。去年《国家宝藏》第一季中，故宫曾请出这件镇馆之宝，讲述它两千多年的神秘身世。
石鼓文，则是先秦时代凿刻于石鼓之上的文字，也是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距今已有近2500的历史——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整理的小篆还要早上几百年。
而《石鼓文》善本碑帖，便是历朝历代将这些刻石上的文字拓在纸上的记录——要知道，石鼓文原文应有700余字，如今仅剩下272字了。
这其中，每一个字的细微变化，都有重要研究价值。而越早的拓本，保存信息越完整，也就越珍贵，在书法史大展中，往往会被放在最开篇的位置。去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旧藏十一种善本碑帖在中国嘉德以1.9亿元人民币落槌创下纪录，其中一种，就是传世所存最早的《石鼓文》善本。而历史上最著名的拓本当属昔日“天一阁”所藏赵孟頫家的北宋拓本，可惜后来毁于战乱之中。
但《石鼓文》善本碑帖的鉴定又被视为最难。伪本多到什么程度？依照仲威的说法，“其中氐鲜五字本90%都是造假”，目前海内外有部分被视为珍本的，恐怕也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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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原石 与 石鼓文拓本
十枚石鼓原石之一
《石鼓文》拓本 局部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2月1日，“墨影斑斓 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在上图的开幕。
这场石鼓文善本大展，是继2003年上海博物馆《淳化阁帖》专题展、2014年故宫博物院《兰亭特展》之后，第三个专门为一种碑帖举办的金石展览。
展览将继续保持上图一贯风格，展期仅有15天（周一不闭馆）。
本次展览图录《石鼓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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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国家宝藏》的情境还原中，司马光这样问父亲：不就是十块大石头吗，何以成为镇国之宝？
父亲司马池回答：“我们华夏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天差地别，但是依然可以交流，因为我们书同文，如果没有汉字，连沟通都是问题。这石鼓上的文字，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文字。”
而文字，恰恰是衡量一个民族有多伟大的标准之一。
你一定难以想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守护石鼓留下了多少传奇。其中一鼓，曾经还被流失民间，被凿成了米臼，甚至被用来磨刀，那上面的文字，再也回不来了。
1933年，故宫博物院一万三千箱文物南迁。1937年因战事紧张，南迁文物又分南线、中线和北线三路疏散——这其中，就有石鼓原石。
石鼓共十块，花岗岩质，每块高约90cm，直径约60cm。因其圆顶平底，形如大鼓，故称“石鼓”。
每一块石鼓，都重达一吨。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回忆：
“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它们被从北线运输，乘火车至徐州转宝鸡，后换乘汽车到汉中，途中山路崎岖不平，环境异常艰辛，至成都已是1939年，暂存峨眉，抗战胜利后又被集中到重庆。北归时，因其重不便水运，再登公路而行至南昌，而后改乘船而至南京。就这么辗转了上万里路，途径大半个中国。
其间，经历了战火、轰炸、流寇……一直到解放后才终于回归北京。
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石鼓馆里，就安然陈列着十块石鼓原石。尽管它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镇国之宝”，但因其上文字距离我们已非常遥远、一般人又难懂其价值，许多经过的游客很容易忘了去瞧瞧它们。
关于石鼓刻制的具体年代观点众多，近年来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石鼓文年代考》中所提出的“秦献公时期（前384～前362）”——秦献公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国君，他的儿子便是重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正是他们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每一石鼓上分别刻有一篇四言体叙事诗，形成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诗里记叙的是周宣王畋猎渔狩的场面。
经历过两千多年的风霜与动乱，石鼓上700多字的原文如今仅存2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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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表面篆刻的文字
图片翻拍自《石鼓墨影》版权来自©故宫博物院
石鼓曾多次差点消失于世间。
据考，石鼓最早在唐代初年被发现于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阪。这些带着神秘文字的怪石，无人能识，一时间被传得神乎其神。
一百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责令将十面怪石运至凤翔县城南，仓促掩埋于荒野，并对外宣传“毁失”。
待战事平定，人们查访到石鼓埋藏之处，彼时刚遭贬斥的韩愈力谏当局保护石鼓却不得采纳，感慨石鼓被废弃，写下了《石鼓歌》。
直到郑余庆上任主管国家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才看到了已积压八年之久的韩愈的奏折。他重新奏请朝廷，才得以让石鼓重新出世。彼时，被掩埋荒野已久的石鼓已蚀迹斑斑，字迹残缺不全，更有一面莫名遗失。
然而，被移送至凤翔孔庙后不到一百年，石鼓又再次经五代战乱散佚于江湖。
北宋王朝一统天下，宋仁宗命天下人探寻传奇石鼓的下落——彼时，石鼓又已消失百年。
最终，凤翔知府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终于找回九鼓，而仍不知下落的第六鼓，直到宋皇佑四年才总算找到——但已被老百姓凿成了米臼，面目全非，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仅余下半部的四行文字。
为了避免摹拓对石鼓再度凿成损坏，宋徽宗时，他特意明人用金填入石鼓字口。然金人破宋，石鼓被运至燕京国子监后被剔去黄金又重新弃至荒野，直到宋元联军攻破燕京，这才让石鼓再次重见天日，此后明清二代，石鼓被一直安放在国子监内。
经历了千年沧桑的石鼓，目睹了此间长长短短的朝代更迭，所以也就有了“国运昌，石鼓安”这样的说法。
历代学者依着每一件石鼓上所刻文字的前两字，为它们取了各自专属的名字：
汧沔鼓、吾车鼓、田车鼓、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师鼓、马荐鼓、吾水鼓、吴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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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原石（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翻拍自《石鼓墨影》版权来自©故宫博物院
就像是古人留下的密码，在没有纸张的年代，人们在这些石块上一笔一划地凿刻记录下彼时的故事，他们可曾想到，两千多年后的子子孙孙还能看到这些斑驳的文字？
从文学意义来说，郭沫若曾将石鼓文比作诗歌，他说：
“石鼓文是诗，两千六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四言，遣词用韵，情调风格，都和 《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 《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 《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 《小雅》、《大雅》以十首为 ‘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为丰富的宝藏。”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石鼓上所刻文字，又被认为是“篆书之祖”，他们的笔法近似于西周金文，但又比金文更规范。应是大篆至小篆时期，文字统一前的过渡性文字，有些字形与籀文——也就是大篆相同。
康有为这样描述石鼓文：“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明清以来，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习篆多从中取法，尤其是清嘉庆年间至民国。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吴昌硕。
吴昌硕深研石鼓文，其书画中的篆籀之气，便来自于此。他曾说过：“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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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抚临北宋石鼓附释文
上海图书馆藏
2.
为了保留石鼓上文字的面貌，历朝历代的人们将《石鼓文》拓印下来制成拓本。
因其年代久远，版本丰富，作伪甚多，使得《石鼓文》拓片的研究与鉴定，成了碑帖中最“难啃的骨头”。
即便是碑帖界的专家，能完全搞懂《石鼓文》的也寥寥无几。
仲威说，第一次接触《石鼓文》大约是十年前，为编写《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开篇先秦首先便是石鼓文，于是开始系统梳理《石鼓文》拓片及其考据。
“平常一个碑帖一周就搞清了，写那本书的时候，费了最大功夫的就是《石鼓文》。”
在这次展览里，他将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这些年的研究，首次正式对外集中展出25件《石鼓文》相关藏品，带大家搞懂《石鼓文》善本碑帖。
整场展览分为七大板块，分别为：黄帛本、銮车鼓石花未连本、氐鲜五字本、乾嘉以來拓本、国子监监拓本、重刻石鼓拓本、石鼓作伪本——这些概念都与石鼓上的文字紧密相关，比如“黄帛”，指的就是石鼓上的两个文字。
此次展品包括明代中期“黄帛本”3件。“黄帛本”是国内明拓《石鼓文》最早者，已知海内外传本只有5件，本次展出3件，极为难得——其中2件来自上博，1件来自上图；
明代后期“銮车鼓石花未连本”2件，这是明代后期善本，传世数量亦相当罕见；以及清代初期“氐鲜五字本”4件，这是清代金石学兴起之后金石收藏家的最爱，是版本研究的“标准件”，也是《石鼓文》善本与普本的分界线。
此外，本次展览还将乾嘉以来各种《石鼓文》原石拓本，翻刻拓本，临摹拓本、国子监监拓本等相关资料一并汇总展出，可谓是一场《石鼓文》拓本的“饕餮盛宴”。
这些展品，都是仲威多年过目海量碑帖后，从中研究拣选的。
篆刻家、书法家童衍方先生，是今年这场大展的学术顾问。
去年1月，童先生在宁波天一阁成功举办了“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展”，引起各方关注。展后又获悉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黄帛本”，使得传世“黄帛本”从原先已知的三件（故宫博物院两件，上海图书馆一件）变成五件，与此同时，上海图书馆又最新发现三件“四鼓石花未连本”，这才有了今年这场集中正式的展览。
对于喜欢书法和碑帖的观众而言，这场大展是必看的——这甚至意味着，以后步入一个重要的书法史大展，或是翻开碑帖的书籍，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观众或读者。
但展览有一定的欣赏难度——尽管展出分类清晰，都是国内著名传本，或版本研究的“标准件”，但像古文字毕竟晦涩艰深的题材，需要有所准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做功课。
3.
一月初，展玩第一时间跟着仲威老师预览了重点展品，在上图二楼会议室整整泡了一天。
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石鼓文》拓本，从仲威手中一件件亮出来。
究竟该如何辨别不同版本的石鼓文拓片？他将自己对石鼓文多年研究的考据点毫无保留地倾囊而出。
对碑帖专家而言，相比文字，“石花”是更首要的信息。
唐代韦应物的《石鼓歌》中曾写：“雨缺讹苔藓涩”，由于石鼓年代久远，千百年来经历了日晒雨淋、风霜雨雪，石面上便逐渐风化剥蚀，加之人为破坏便形成了斑驳缺损的状态。当年，故宫文物大迁徙时将纸覆于石鼓纸上，就是担心上面的字在途中被磕碰损坏。
这些损泐部分在拓印时，便会在拓片上留下斑驳的白色花纹——即“石花”。随着时间的推移，石花也会逐渐扩大，一些关键文字处的石花状况，就成了最重要的考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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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花纹即“石花”
仲威曾在《碑帖鉴定概论》中专门详细地写过“碑帖鉴定的参照点”，第一个便是石花。
“前人校碑随笔、题记所牵涉的’考据点’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集中在拓片的石花上，诸多约定俗成的’考据文字’亦常在石花所侵蚀文字的笔画处，因此，碑帖收藏界常以’某字不损’、’某笔不损’、’某笔与石花不连’等术语来作为校碑的常用标准。”
《石鼓文》善拓本的命名，也由此而来。例如，某一鼓中某处字尚未被石花侵蚀，便称其为“某字未损本”或“某字本”。
他特别提示，要区别明清时期的拓本版本，最重要的就是看“第二鼓”和“第四鼓”；而区别宋拓和明拓，则主要看第八鼓。
先按时间顺序来看一些《石鼓文》的重要版本。
传世所存最早的《石鼓文》善本，当属安思远所藏宋元拓本，此次虽未能出现在展览中，但已完整收录在展览同名图录之中。
此拓本的特点在于，第二鼓第六行首字“有鳑有鲌”之“鲌”字完好，于是称之“鲌字本”。其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两字左侧未见丝毫石花。
另一件海外收藏的《石鼓文》著名善本，是日本民间所藏明代初期拓本，第二鼓首行“汧殹”之“汧”字不损，被称为“汧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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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远旧藏本
第二鼓第六行首字“有鳑有鲌”之“鲌”字完好
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两字左侧未见丝毫石花
此次展出的《石鼓文》拓本，几乎全数来自重要收藏家的旧藏。
在了解如何辨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石鼓文》拓本的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你的是，这些藏本上也留下了非常多有价值的收藏信息。
黄帛本 明代中期拓本
目前国内所藏最旧的《石鼓文》善本为明代中期拓本，传世仅五件：
两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有两件藏于上海博物馆，分别为戚叔玉藏本和项源藏本，以及上海图书馆的王楠藏本——这是仲威在整理工作中发现的。
此时，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二字尚完整不损，因此被称为“黄帛本”。
上博所藏“项源藏本”是传世五本“黄帛本”中传拓时间最早的一本，第二鼓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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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帛本 项源藏本
项源小天籁阁藏本，后附石鼓文音训，字侧或有朱笔释文。
卷末存江藩、何绍业题跋，现藏上海博物馆。
第二鼓第二行“鰋鲤处之”之“鰋”字“鱼”部不损 →
上图所藏的“黄帛本”为金石收藏家王楠的话雨楼旧藏，曾被双钩摹入《话雨楼所藏金石录》。
当年，王楠父亲王濂的话雨楼以收藏之富名闻江南，王楠继承之后，先后搜集到前代千余种金石碑帖，将话雨楼经营至鼎盛。
此黄帛本后归吴昌硕，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楠木板上有朱孝臧题签：“明拓周宣王石鼓文，缶卢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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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帛本 王楠藏本
王楠、吴昌硕递藏，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前有顾麟士手绘《缶庐校碑图》，后有释达受、杨岘、潘钟瑞、王国维、程镕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二字不损
彼时，过云楼顾文彬之孙顾麟士与吴昌硕一同参与怡园雅集，为此还手绘了《缶卢校碑图》，画里的小人就是吴昌硕得到此本后“宝而临之”的模样：
“仓石先生所获吴江王氏话雨楼所藏猎碣是四百年前拓，古色古香，得未曾有，宝而临之，属作此图，用志古欢，即乞正画。”
顾麟士手绘《缶卢校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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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帛本 戚叔玉藏本
王瓘、戚叔玉递藏，有江标题签。
存胡义赞手绘《波仑山馆鉴古图》及王懿荣观款，现藏上海博物馆。
后来的拓本中，此处石花已越来越大，逐渐将“黄帛”二字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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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帛”从不损至渐损
上方清初的《石鼓文》拓本中“黄帛”二字已被侵蚀
銮车鼓石花未连本 明代后期拓本
“黄帛本”之后，较早的便是明代后期的“銮车鼓石花未连本”。銮车鼓是第四鼓，顾名思义，这一阶段的拓本主要看第四鼓——第三行“写六辔”与第六行“原隰阴”之间的石花，呈上下两块，中间有黑块分割，尚未泐连成一体。
銮车鼓此处石花未连
銮车鼓此处石花连起来的版本
“銮车鼓石花未连本”亦罕见，已知传本不超过十件。仲威说，过去一直与后来的“氐鲜五字本”混为一谈，其实前者是明拓，后者是清拓。
此次将展出两件“銮车鼓石花未连本”都是相当重要的佳拓藏本：
一件是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藏本，一件是湘潭大儒、陈寅恪儒师周大烈藏本。
张廷济的收藏很了不得，上自商周下至近代，其中不少鼎彝碑版及青铜器是珍贵的罕见品。他尤其擅长文物鉴赏，一碑一器都能辨其真伪，别其源流。当年一代文宗阮元督学浙江时，极为推重张廷济，不仅来往密切，更订下金石之交。
张廷济此本明末《石鼓文》佳拓是送给其侄子张辛的，张辛帮他刻了三方非常好的仿汉佩戴印，于是张廷济便将此本赠与了张辛。
从拓工来说，此本有些擦拓的痕迹，说明这很可能是当时比较高档的人所拓，比如国子监里的祭酒（相当于现在最高学府的校长）一方面职务比较高摹拓没人管，另一方面文化人不擅拓。
除了张廷济，彼时擅金石或收藏的大家，张开福、端方、周大烈都在这本《石鼓文》上留下了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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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济藏本
庄味琴、张廷济、张辛、王瓘、陈敬民、希陶递藏。
有张廷济、张开福、端方、周大烈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周大烈题跋
▽ 第四鼓 ▽
銮车鼓石花未连细节
擦拓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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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烈藏本
后附元至元五年《石鼓文音训》，现藏上海图书馆。
▽ 第四鼓 ▽
銮车鼓石花未连细节
氐鲜五字本 清代早期拓本
清初《石鼓文》传世善本仍然稀见。
这一时期，以第二鼓，第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等五字尚未损坏为特点，称为“氐鲜五字本”。
仲威告诉我们，“氐鲜五字本” 过去一直视为明拓善本的标准件，其实其上限为明代末期，下限为乾隆初期。
此次共展出上海图书馆所藏四件“氐鲜五字本”，分别为徐渭仁藏本、顾大昌藏本、姚广平藏本、何瑗玉藏本——它们的主人，都是清时著名的金石家、藏家或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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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仁藏本
徐渭仁、谭泽闿递藏，有张廷济题签、曾熙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 第二鼓 ▽
氐鲜五字未损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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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昌藏本
彭蕴章、顾大昌递藏，有顾大昌题诗，现藏上海图书馆。
▽ 第二鼓 ▽
氐鲜五字未损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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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平藏本
姚广平、惠兆壬、陆玑、吴承溥递藏，有张廷济、姚广平、陆玑、吴让之、吴承溥题跋。册中朱笔临摹之字，为道光廿四年（1844）姚广平据范氏天一阁宋拓本补录，现藏上海图书馆。
▽ 第二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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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瑗玉藏本
何瑗玉旧藏，十鼓非原配，内有后配补全者。
有陈孝泳、程璆、许瀚题跋，另有王芑孙、郭绍廉、龙文杰观款，现藏上海图书馆。
▽ 第二鼓 ▽
氐鲜五字未损细节
4.
通常，“氐鲜”五字被视作《石鼓文》善拓本和普通拓本的分水岭，此后，这五字也逐渐无法辨认。
由此，乾隆中期之后“氐鲜”五字逐渐损坏的版本被统称为“氐鲜五字已损本”，也是藏界流传比较多的拓本。
这些拓本差异非常接近，对一般人来说难以辨别。
仲威告诉了我们一个诀窍——看第四鼓“允”字的损泐程度来定先后，可分“嘉庆道光拓本”“咸丰同治拓本”“光绪初年拓本”“光绪后期拓本”等。
“允”字看起来就如同天鹅的形状，夹与上下两片石花之间，差别非常微小，但却是决定拓本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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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以来拓本
▲ “氐鲜”五字已损，四鼓“允”字石花損泐逐渐扩大，至光绪十一年以后，“允”字上下石花彻底泐穿。
第四鼓的“允”字部分
乾嘉以来的拓本
例如乾隆早期的拓本，“允”字基本尚可辨别，再来看乾隆晚期的拓本，“允”字右上角已经损去了一点。
到了光绪乙亥（1875）年间这这件吴昌硕跋本，“允”字右侧上下石花已经相连，但“允”字尚未被穿透，有一丝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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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佐廷跋本
嘉庆道光拓本，“氐鲜”五字已损，四鼓“允”字损泐较小。
胡震、钱松、范稺禾、应燡之、丁辅之、王维季、王福庵等人递藏，有陆佐廷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氐鲜”五字已损
四鼓“允”字损泐较小
陆佐廷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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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海藏本
咸丰年间拓本，四鼓“允”字损泐增大。
刘喜海旧藏，每纸钤有“东武刘喜海燕庭审定金石文字之记”，现藏上海图书馆。
四鼓“允”字损泐增大
刘喜海是一位清代金石收藏家，在四川曾收藏了许多保存于巴蜀的历代碑刻拓本，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据说，他所得的古器物和拓本之多，在清代后期是不多见的。
刘喜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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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跋本
光绪乙亥（1875）汪鸣銮监拓本，张炳翔、潘志万递藏。
四鼓“允”字未穿（一丝相连）。
有潘志万考释题记，吴昌硕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四鼓“允”字未穿（一丝相连）
吴昌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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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钰跋本
光绪中期黄士陵手拓本，施在钰、包容递藏本。
四鼓“允”字未穿（一丝相连），有施在钰释文和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国子监监拓本
晚清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的石鼓拓本——光绪年间，北京国子监曾对石鼓有过三次监拓，分别为光绪元年（1875）汪鸣銮监拓本、光绪十一年（1885）盛昱属蔡赓年监拓本、光绪十九年（1893）陆润庠监拓本。
这三种监拓本是《石鼓文》晚清拓本中的一个经典代表，存世数量有限，成为继“氐鲜五字本”之后的又一收藏与研究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状元陆润庠的监拓本，还附有乾隆御题石鼓诗，可见石鼓也没有逃过盖章狂魔乾隆的“题字”。乾隆八十岁时研究石鼓入迷，特别是那件被造成了米臼的“作原鼓”，于是便特别题了一首诗，凿刻于此鼓顶部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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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润庠监拓本
光绪十九年（1893）陆润庠监拓本，四鼓“允”字已穿。
钤有“光绪十九年国子监祭酒陆润庠监拓”印章，附乾隆御题石鼓诗，现藏上海图书馆。
乾隆御题石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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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鸣銮监拓本
光绪元年（1875）汪鸣銮监拓本，四鼓“允”字未穿（一丝相连）。
钤有：“光绪乙亥八月上丁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省石监拓”印章，现藏上海图书馆。
“光绪乙亥八月上丁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省石监拓”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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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昱属蔡赓年监拓本
重刻石鼓拓本
事实上，《石鼓文》在唐代就有拓本了，只是如今已不得见。
此后，又以四明范钦“天一阁”所藏赵松雪家的北宋拓本为最善，声名显赫——此本不但字口圆润、损泐较少，存字更达到四百六十二，只可惜毁于战乱之中。
好在，清代杭州学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曾翻刻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相当于为其留下了“底片”，让我们尚可一睹北宋本风采之一二。
阮元的摹刻本影响巨大，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天一阁本”的存在 ，以此为对照补录手中缺失的晚期拓本。后世书家临写《石鼓文》，也多以阮元摹本作为参照。
至光绪十二年（1886），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盛昱又根据阮元摹刻的“天一阁本”再次摹刻，此时，“天一阁本”已毁。
后世翻刻《石鼓文》，主要翻刻的都是天一阁所藏宋拓本，除了上面提到的集中翻刻本之外，常见的有嘉庆十一年（1806）扬州伊秉绶刻本，此外还有《乾隆重订石鼓》和各种名家临摹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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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文选楼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
嘉庆二年（1797）重刻，又名“杭州府学本”，尾有阮元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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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文选楼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
嘉庆十一年（1806）重刻，又名“扬州府学本”，尾有嘉庆十一年伊秉绶题刻。
《石鼓文》善拓本经历代藏家珍藏，上面所留下的题跋同样相当值得玩味。
尤其乾嘉以来，训诂学的成就为金石学、文字考证奠定了基础，众多金石家投入《石鼓文》摹拓、校勘、研究之中。
张廷济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如仲威所说：“他是一个多方位的专家，许多重要的碑帖都绕不开他。”不少碑帖上都留下了他的题签。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件张廷济旧藏“銮车鼓石花未连本”，开卷便有张廷济题签及题首，接着，他又在二纸上再题字。
童衍方先生曾写专文谈及此作，写到其中红笺题曰：“石鼓文，氐鲜字有，有鱄字有，明拓也。庄味琴秀才昔年索余写对，而因见贻者，承摹汉佩印三品甚佳，奉检赠。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五月十九日，叔未书与受之。”这一年，张廷济67岁。
“另一签题共三行，约八十字，记与翁方纲、赵魏等相考《石鼓文》之景，也甚有史料价值。”这两位都比张廷济年长，但均好金石鉴赏、收藏，“地位、年龄之隔，均随金石之乐而融为一体矣。”
5.
清代乾嘉以后，碑帖鉴藏家以收藏“氐鲜五字本”为荣，民间曾诞生大量伪本。例如，作伪者会在“氐鲜五字已损本”中重新拓上伪刻的“氐鲜五字”，从而冒充较早的“氐鲜五字本”，更增加了辨别的难度。
伪本多到什么程度？仲威说，“氐鲜五字本90%都是造假”。
所以，这次展览中还同时展出了几件“氐鲜五字伪饰本”供观众辨别。
这些造假者手段高明，指纹、石花都做得相当隐蔽。整幅的拓本都比较难辨别，剪裱本更是几可乱真。
有时，就算是专家也会不小心被蒙骗过去。仲威向我们展示了一件阮元文选楼所藏的“作伪銮车鼓石花未连本”，做得和真的几乎没有差别。
但还是会露出马脚。作伪者限于当时的认知，往往会忽略第四鼓“允”字的考据。
再比如，造假人用晚期的本子作伪，另刻一块石头去补拓细节，墨色因不是同一时期的显然会不同。
又或者，造假做出的石花，是非常不自然的。
作伪的石花
就像仲威说的，石头就像指纹，若是造假瞎刻往往容易做得如蚯蚓虫一样不自然，总会留下破绽。
展出的三件作伪“氐鲜五字本”，看似第二鼓第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字未损，却忽略了“允”字与石花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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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甄藏本
第二鼓第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字看似未损，然第四鼓末行“允”字右侧石花稍大，留下破绽，故知是以咸丰同治间拓本伪饰成“氐鲜五字本”。
“允”字右侧石花稍大
正因《石鼓文》版本之复杂，所以必须去现场看展。
镇国之宝石鼓上古文字里究竟深藏着什么奥妙，看完展览，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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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汇观》
上海图书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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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资 料
本文图片©上海图书馆 / 部分图片由展玩摄
《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
童衍方《明清以来〈石鼓文〉拓本与传承》
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
仲威《碑帖鉴定概论》
等
墨影斑斓 石鼓齐鸣
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
📍 上海图书馆 西区第一展厅
🕛 2019年2月1日-2月15日（周一不闭馆）
2月1日 14：00开幕
○ 上海图书馆 ○
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
🔑开馆时间：
9:00 - 17:00（16:30停止入场）
🚇交通信息：
· 公交车：淮海中路高安路 26 / 926 /920 / 911路
· 轨交：地铁十号线上海图书馆站三号出口
🎫门票价格：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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