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 | 傅无为：追寻一种象征性艺术：阿比·瓦尔堡在美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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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瓦尔堡的美国之行，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整个艺术史学科的发展，都意义深远。1923年这位学者回顾那次远行，在讲座中说道：“对美国东海岸上的文明的无知非常令我不快……我已对美学化的艺术史真心地感到厌恶。对于图像的形式研究方法——对它作为宗教与艺术之间的产物的生物学的必要性缺乏理解——……在我看来只会导致无聊的舞文弄墨……”关于此，贡布里希有一句评述：“必须将去普韦布洛人和纳瓦霍人那里的短途旅行看作瓦尔堡为突破艺术史研究的狭隘领域所做努力的一个高潮。”
上述瓦尔堡讲座的讲稿在1939年以英文的形式发表，由扎克斯尔、格特鲁德·宾与温德根据瓦尔堡的笔记汇编而成。傅无为认为这一版本并不可靠，远不足以让人们了解瓦尔堡旅程的诸多细节。傅无为收集、整理大量资料，撰写了《追寻一种象征性艺术：阿比·瓦尔堡在美国》。由于此文较长，我们将之分为上下两篇。本期推送的是上篇的中译文。

《新美术》授权转发

追寻一种象征性艺术：

阿比·瓦尔堡在美国

傅无为  撰

李文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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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于1895年9月启程前往美国时，他并未料想自己此次对于艺术象征性基本原理的追寻，将成为艺术史科学化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因素并非他于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Pueblo］地区的旅行，也不是他回来后写成的早期旅行报告，而是旅程结束二十五年后的1923年，瓦尔堡作为一名康复患者，于克罗伊茨林根［Kreuzlingen］贝尔维［Bellevue］疗养院举行的关于所谓“蛇舞”［Snake Dance］的讲座。并且，几十年后，该讲座不仅足以证明瓦尔堡作为文化史乃至文化心理学先驱的地位，还将有助于在国际上提升瓦尔堡的学术声誉。

在2018年重新编纂瓦尔堡文集时，不仅收录了该讲座早期和后期文本的各种版本，还附以瓦尔堡所拍照片以及他于当地所获印第安艺术品收藏的图像及相关信息。但无法忽视的是，许多误解、错讹和传说仍持续影响着我们对瓦尔堡此次美国之旅的认知。[1] 随着《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领地的图像》［Bilder aus dem Gebiet der Pueblo-Indianer in Nord-Amerika］的出版，这位艺术史家的文本如今有了一个可靠且图文并茂的注释版；虽然识别他在美国所摄照片的主题通常是一项困难的研究工作，却也使得我们在材料分析方面取得了必要进展。不过就此次旅行而言，对于瓦尔堡文本与照片的出版商以及大多数艺术史家来说，仍有很多并不清楚甚至不为人知的内容：该旅程最基本的细节；瓦尔堡在旅行和科学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为瓦尔堡研究提供综合性图景的大量艺术、文化、宗教、历史参考材料。[2]

此次旅行，使得这位汉堡艺术史家从美国东海岸来到了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村落，这是艺术史科学化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图1）。[3] 时至今日，瓦尔堡1923年4月于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举办的关于他在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及亚利桑那州考察的讲座，无疑是他对19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发展中的艺术史学科，最重要且最广受讨论的贡献之一；虽然他谦虚地将该讲座称为“附有文字的图像”，但这却对全球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4] 然而，所谓的讲座稿是在瓦尔堡逝世后很久才由其前同事编辑整理，并以英文译本刊发。此后的几十年里，关于该讲座稿的新版本和译文依照的都是这一问题重重的译本。[5] 该版本以“蛇仪”［Serpent Ritual］为标题，瓦尔堡本人从未想过使用这一具有暗示性的题目，但该版本却自诩是对其旅行印象理论性回顾的可信依据。

图1  Unknown photographer (probably Frank Allen, using Aby Warburg’s camera). Aby Warburg in front of his coach horses in a sandstorm. between Bitahochee and Keams Canyon. 1896.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然而，这段旅程的许多细节直到最近（某些细节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知。除了已公布的少数照片以外，几十年来，人们只能在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档案馆中找到瓦尔堡在美国拍摄的照片；而且照片中的内容不是尚未被识别，就是识别有误。[6] 此外，瓦尔堡在美国绘制或获赠的大量图画［drawings］也只是被零星地公布，而且迄今为止顶多勉强被研究人员所理解。连他的讲座稿都没有可靠版本发表，遑论其早期旅行报告，这些都是直到几年前才出了可信的版本。[7] 众所周知，瓦尔堡还收集了相当数量的陶瓷制品、舞蹈用具、卡奇纳神像［Katsina figures］以及其他物品，并在回国后捐赠给了汉堡民族学博物馆［Hamburg Museum of Ethnology］，但这些物品的性质、数量、出处、图像志以及确切年代，仍像该馆储藏室中无人关注的绝大多数文物一样并不确定。[8] 最新的研究开始整理该馆收藏的瓦尔堡捐赠物品，重建全面检索藏品的路径，并将其在馆藏展品清单中公布，这些成果最终呈现于2022—2023年举办的有关瓦尔堡及其美国之旅与收藏的大型展览（图2、图3）。[9]

图2  Unknown woman artist. Clay dish (ascribed to Nampeyo). c. 1890-1895. index-card drawing. after 1907. Hamburg,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图3  Unknown woman artist. Katsina figure (Si’osa’lako tihu). c. 1890-1896 (purchased by Aby Warburg from Thomas Varker Keam). index-card drawing. after 1907. Hamburg,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然而，此次旅行在艺术史科学化过程中的意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艺术史家的瓦尔堡与科奇蒂［Cochiti］、祖尼［Zuni］、特瓦［Tewa］、霍皮［Hopi］这些印第安族群的艺术和文化邂逅，人们通常认为正是这些邂逅让瓦尔堡得以摆脱自身研究兴趣与方法的束缚。而他此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关注，以及对西欧艺术中“古典时代的遗存”［the afterlife of antiquity］的观念，也在美国西南部获得了关键性的拓展。[10] 此外，瓦尔堡在普韦布洛的开创性工作，也相应地克服了艺术史研究的种族中心主义，取而代之的则是比较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从汉堡到奥赖比［Oraibi］ 

1895年9月，阿比·瓦尔堡登上一艘德国轮船，开启了美国之旅的第一程，他首先参加了弟弟保罗［Paul］和银行家所罗门·洛布［Solomon Loeb］之女尼娜［Nina］在新泽西的婚礼。这一私人活动使他得以接触美国犹太裔富豪权贵的最高阶层。他还将此程与科学兴趣相结合，参观了东海岸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访问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该学会于1879年成立了民族学局［Bureau of Ethnology］（1897年更名为美国民族学局），并建有大量北美原住民语言和文化档案。[11] 瓦尔堡与一群最杰出的学者进行了接触，其中包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以及语言和宗教历史学家，诸如赛勒斯·阿德勒［Cyrus Adler］、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杰西·沃尔特·菲克斯［Jesse Walter Fewkes］、弗雷德里克·韦布·霍奇［Frederick Webb Hodge］、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等人。瓦尔堡与这些学者的交流，还有他关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以及普韦布洛聚落的手工艺品、装饰品和仪式的谈话，都坚定了他的决心——正如他在1923年回顾时写道的那样，出于对“美学化的艺术史”［aestheticizing art history］“由衷反感”，在到达华盛顿时他已经决定前往西南部，以便“参观美国西部，这里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又有处于社会底层的西裔—印第安［Hispano-Indian］阶层”。[12]

瓦尔堡从芝加哥出发，在那里他收到了重要的推荐信和一张可供整个铁路网使用的免费车票。1895年11月下旬，瓦尔堡乘火车抵达科罗拉多。[13] 12月初，他在阿拉莫牧场［Alamo Ranch］的曼科斯峡谷［Mancos Canyon］逗留了几天，该牧场为理查德·韦瑟里尔［Richard Wetherill］家族所有，此人是发现位于弗德台地的前哥伦布时期崖居［pre-Columbian cliff dwellings at Mesa Verde］的人之一。在马上骑行数小时后，瓦尔堡到达了该崖居遗址，这些古崖居始建于12世纪，此前他曾借助出版物对这些废墟有过研究，但当真正面对它们时，瓦尔堡惊叹地称之为“美国的庞贝古城”。[14] 而后，瓦尔堡继续前往圣菲［Santa Fe］，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该镇的主要人物，以及来自普韦布洛科奇蒂［Pueblo de Cochiti］的克里托·尤里纳［Cleto Yurina］，此人据说是“基瓦守护者”［kiva guard］（也是宗教文物的伪造者），还有克里托的儿子阿纳斯塔西奥［Anastacio］，他参照一些图画，向瓦尔堡解释了当地的舞蹈仪式、宇宙世界观以及文化空间的陈设（图4、图5）。[15] 从圣菲出发，瓦尔堡对周围地区进行了广泛考察，并于12月底之前，访问了他此行的第一个普韦布洛村庄：圣胡安［San Juan］，这里现在被称为奥凯奥温盖［Ohkay Owingeh］。在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遗址附近，他与德裔美国神学家、诗人戈特霍尔德·奥古斯特·尼夫［Gotthold August Neef］一起研究早期岩画和雕刻图像，并且探索了其他一些普韦布洛聚落的定居点，如阿科马［Acoma］悬崖村，在那里瓦尔堡第一次看到舞蹈仪式，并于1896年1月1日参加了一次天主教弥撒。该月，在科奇蒂和拉古纳［Laguna］还举行了更多的舞蹈仪式，特别是在圣伊尔德丰索普韦布洛［San Ildefonso Pueblo］，瓦尔堡在那里用一系列照片记录了当地的“野牛与鹿之舞”［Buffalo Deer Dance］（图6、图7）。

图4  Anastacio Yurina (with comments by Aby Warburg). Katsina dancer (“Running Man”). 1896. ink on paper. 14.2 × 8.9 cm.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5  Anastacio Yurina (with comments by Aby Warburg). Dance mask with cloud symbols. 1896. ink and pencil on paper. 14.2 × 8.9 cm.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6  Aby Warburg. Woman dancer from Pueblo de Cochiti and costume features. 1896. pencil and ink on paper. 9.6 × 15.6 cm.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7  Aby Warburg. Dancer from Isleta or Laguna. 1896. pencil and ink on paper. 26 × 12.3 cm.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2月，瓦尔堡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Pasadena］，从艰苦的鞍马劳顿和同样煎熬的公共马车旅程中恢复过来。然后，于洛杉矶逗留之后，瓦尔堡在圣地亚哥的科罗纳多海滩［Coronado Beach］度假，他总是住最好的酒店，并到所访问城市的周边地区游览，还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应邀参加数场晚宴和一次狩猎旅行。该月底，瓦尔堡继续前往旧金山，他在那里再次参与了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社交生活，并参观了酒店附近的唐人街。于此，他还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并且计划继续前往日本，甚至还上了数小时的日语课以做准备。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长途旅行计划，转而前往美国西南地区：4月初，在大峡谷旅行之后，瓦尔堡经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和温格特堡［Fort Wingate］到祖尼普韦布洛［Zuni Pueblo］，最后从霍尔布鲁克［Holbrook］到亚利桑那州的基姆斯峡谷［Keams Canyon］。在那里，瓦尔堡遇到了托马斯·瓦克·基姆［Thomas Varker Keam］，基姆从1874年起就在印第安事务局许可下从事普韦布洛陶瓷交易，并且积累了大量手工艺品收藏，其中一些属于前哥伦布时期，这些手工艺品后来被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博物馆收藏。瓦尔堡从基姆那里购买了一系列物品，回国后他将这些物品以及从其他商人那里获得的手工艺品，一起捐赠给了汉堡民族学博物馆。

1896年4月下旬，瓦尔堡终于到达了第三台地［Third Mesa］（一座平顶山）上的奥赖比，这才是他此行真正的目的地：“……因为这里离铁路最远（离基姆斯峡谷也有七十公里），我希望能于此找到原始状态。”[16] 然而，这种“原始状态”不过是这位汉堡艺术史家的一厢情愿。因为霍皮人已经在基督教传教和现代学校教育的影响下生活了一段时间，而许多霍皮人都认为这些是压迫他们的枷锁，并由此及其他一些原因陷入了激烈的政治冲突中，但瓦尔堡显然并未注意到这一点。[17] 尽管地处偏远，但到了19世纪中期，奥赖比作为霍皮族濒危文化的中心，无数探险家与旅行者来到这里，他们与瓦尔堡一样，被霍皮人的舞蹈仪式所深深吸引：“我来奥赖比就是为了能够看到这样的舞蹈，这对于民族学而言无疑意义非凡。”[18]瓦尔堡与研究霍皮族宗教、文化、语言，并从事当地手工艺品交易的门诺派［Mennonite］传教士亨利·R. 沃斯［Henry R. Voth］一起，在奥赖比体验了当地春季舞蹈的准备工作，并获准进入一个“基瓦”［kiva］（用于准备和举行神圣仪式的礼仪空间），并在那里咨询了舞蹈面具装饰符号的意义。[19] 1896年5月1日，他亲眼目睹了赫米斯卡奇纳［Hemiskatsina］仪式，并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将其记录下来。然而，瓦尔堡并未全程观看表演，他与沃斯都提前离开了舞蹈现场，因为他们认为托斯库提兄弟会［Tohskutifraternity］衣着暴露的舞者，即神圣的小丑，姿势“极度淫秽”。[20] 瓦尔堡始终未曾亲眼看到真正的“蛇仪”——这是一种为期数天，最后以与活蛇共舞和祈雨为高潮的仪式。[21]

 “介于身体上抓住的人 

和智性上把握的人之间……” 

正如我们所见，瓦尔堡的美国之行使他有机会彻底摆脱“美学化的艺术史”以及全然专注于图像的“形式方法”且“无益的文字卖弄”，他认为更应该从“作为宗教和艺术之间的产物的生物学必要性”［biological necessity］[22] 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受到德国广泛流传的美洲原住民形象启发，当然也受到他童年时阅读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影响，瓦尔堡最初希望通过研究游牧部落的艺术来获得这种理解，“真正‘好战’的流浪印第安人”似乎符合这些浪漫化的观念。[23] 然而，在史密森图书馆的研究，以及与普韦布洛文化前沿学者的交谈，迅速使瓦尔堡认为，在美国西南部他将遇到遗存有古老艺术和文化的定居聚落，这里的艺术和文化介于原始巫术观念和象征性之间，而这种象征性是逐步发展且已然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和沉思的。“有意识地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无疑可以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行为”，这是瓦尔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文明发展的洞见，他在研究普韦布洛聚落时就已经得出这种见解，在他看来，象征性的艺术形式正是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4]

作为一位研究文艺复兴艺术中古代图式“遗存”［afterlife］的历史学家，瓦尔堡相信在美国能亲身体验这种象征化的过程：“作为艺术史家，我之所以要专程访问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群体，是因为若要考察异教思想［pagan religious ideas］和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没有比研究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更容易获得理解，在他们的文化中可以找到研究象征性艺术如何出现的丰富材料。”[25] 因此，他不仅利用普韦布洛陶瓷制品、壁画、舞蹈服装和道具上的各种装饰形式，还参加真实的舞蹈仪式，试图切身理解对自然现象的恐惧或渴望，是如何在艺术中表现：圣伊尔德丰索普韦布洛的“野牛与鹿之舞”中，他注意到了舞者对动物的模仿；奥赖比赫米斯卡奇纳仪式的面具舞中，他看到了对丰收所需雨水的象征性祈求；而真实的蛇舞（他只是从描述和照片中得知）是“所有仪式中最具异教性质的”，因为仪式中的动物和舞者仍然被视作一种“巫术组合”［magical unit］（图8—图10）。[26]

图8  Aby Warburg. The Buffalo Deer Dance. San Ildefonso Pueblo. 1896. photograph.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9  Aby Warburg. Hemiskatsinam during the spring dance. Oraibi. 1896. photograph.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10  George Wharton James. Hóveima and other Snake fraternity priests during the dance ritual. Oraibi. 1898. photograph.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然而，这位艺术史家回国后于1897年在柏林和汉堡的讲座仅涉及这些方面。他只在1923年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的讲座才全面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发现。当时，处于自我精神与威胁恐惧的幻觉“失去距离”的状态下，瓦尔堡试图通过研究在美国收集的资料向自己和医生证明，他已经克服了自身躁郁症和无法自控的巫术原始主义臆想。[27] 在讲座稿中，瓦尔堡以其写作时典型的双关语总结了他对普韦布洛人象征性文化的思考：“他们介于巫术与逻各斯［logos］之间，象征性符号是他们用以定向［orientation］的工具。在身体上‘抓住’的人［Greifmenschen］和智性上‘把握’的人［Begriffsmenschen］之间，存在着以象征性符号方式相联系的人。”[28]

从异教/原始文化，经普韦布洛聚落所体现的象征性文化，到启蒙的/技术化的文化［enlightened/technologized culture］发展过程，是一种按时间顺序的构想，这样的构想甚至可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然而，多年来瓦尔堡对启蒙的/技术化的文化越来越持批评态度，这也表明，瓦尔堡注意到了“介于触觉和智性之间”的普韦布洛存在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他将自己在美国西南部看到的文明成就，诸如铁路、电报和学校系统，都视作是破坏“思维空间”［conceptual space］的殖民化手段。[29] 而“思维空间”是人类与环境之间必要的精神距离，对此，普韦布洛的艺术和文化使用大量的疏离性象征符号［distancing symbols］来表现。[30] 早在1896年2月，当《旧金山呼声报》［The San Francisco Call］采访瓦尔堡旅行目的时，他即表达了以下担忧：“若干年后，印第安人将全部接受美国式的教育，而印第安艺术也将不复存在。”[31]

 从种族中心主义到文化心理学的 

自我反思 

然而，在美国旅行期间，瓦尔堡并非总是对途中所遇者的文化特殊性表现出如此严谨的考虑。在试图与普韦布洛人接触的过程中，他偶尔也违背了对这种接触的限制，并且未能体现出应有的尊重。尽管他很清楚“几乎所有印第安人都对被拍照怀有迷信的恐惧”，但瓦尔堡并未始终遵守这些限制。[32] 他的评论也往往带有成见，例如他提及在圣菲市场上晒太阳的“懒惰的墨西哥人”；他嘲讽等候中的墨西哥人和普韦布洛人“如野兽般游荡”，并认为纳瓦霍男人［Navajo men］是“活泼而狡黠的小伙”；一位祖尼祭司被讽刺为“典型的老奸巨猾的酋长”；他在旧金山唐人街附近拍摄的两名中国工人被描述为“不许人家打搅自己休息的天朝之子（图11、图12）。[33] 在类似措辞的段落中，我们无疑很难辨认出这竟是那位坚决反对“边界监察”［border surveillance］的瓦尔堡。[34] 正是他引领了文化研究的后殖民全球化［postcolonial globalization］，使之成为当今艺术史写作的一种重要方式。[35]

图11  Aby Warburg. Waiting Mexicans and a woman passerby in the arcades of the Palace of the Governors. Palace Avenue, Santa Fe. 1895-96.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图12  Aby Warburg. Two Chinese workers and Euro-American passers-by, San Francisco. 1896.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然而，早期讲座稿中出现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应该从当时非常典型的学术观念角度来看待，瓦尔堡与其他旅行考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有类似观念。尽管在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位年轻艺术史家作为一名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旅行者，才刚刚开始深入探索普韦布洛人的艺术与文化，但他对霍皮人宗教象征主义知识的迅速积累，将为他此后基于比较文化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关键推动力：“我坚信对一个‘原始’民族生活和艺术的切身理解，无疑可以为所有艺术研究提供宝贵的修正。”[36]

但直到1923年，瓦尔堡在极不稳定的身体状态下重审这些研究材料，于平等基础上将美洲土著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材料并列比较时，才得以充分利用他实地考察的所获：深入分析在美国积累的笔记、图画和照片，不仅让这位艺术史家得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也让其进一步理解了自身的文化与精神；在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的最后阶段，他恢复了沉思的“距离感”——“人与客体之间的思维空间”，这对于瓦尔堡无疑极为重要。[37] 普韦布洛人的文化介于“身体上抓住的人”［physically grasping men］和“智性上把握的人”［intellectually grasping men］之间，因而对于这种混合且濒危的文化进行调查，也使瓦尔堡对介于巫术和逻各斯之间的欧洲文化成就产生了追忆，并最终反思自身受威胁的存在：因此，对于普韦布洛聚落艺术和文化的探索对他来说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的自我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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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 Aby Warburg: Bilder aus dem Gebiet der Pueblo-Indianer in Nord-Amerika. Vorträge und Fotografien (ed. by Uwe Fleckner), Berlin and Boston 2018 (Gesammelte Schriften. Studienausgabe, vol. III. 2)。

[2] 有关该主题的最新研究，参见 Uwe Fleckner: The Snake and the Lightning. Aby Warburg’s American Journey, Berlin 2023。

[3] 关于以下内容，另见 Uwe Fleckner: Aby Warburgs amerikanische Reise. Vom “illustrierten Tagebuch” zur kulturpsychologischen (Selbst) Betrachtung, in: Warburg 2018, pp. 1-23。“pueblos”（西班牙语，意为“村庄”）指的是美国西南部定居原住民的聚落，而“Pueblo”这个概括性术语目前被用来指当地居民。

[4] Aby Warburg: Entwurf zu »Eine Reise durch das Gebiet der Pueblo-Indianer in New Mexico und Arizona«, 1897, in: Warburg 2018, pp. 57-64, p. 65; 另见该书 pp. 25-55, p. 25 (“illustrated diary”)。

[5] 瓦尔堡1923年的讲座虽然是即兴演讲，但他却准备了讲稿。瓦尔堡逝后，这份讲稿于1939年首次出版，由瓦尔堡原同事弗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与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合作，根据瓦尔堡的笔记汇编而成；见于 Aby Warburg: A Lecture on Serpent Ritual,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II /1938-1939, pp. 277-292 and plates 44-48; 新版见 Warburg 2018, pp. 129-150; see also idem: Schlangenritual. Ein Reisebericht. Mit einem Nachwort von Ulrich Raulff, Berlin 1988 (Klein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vol. 7); idem: Images from the Region of the Pueblo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ed. by Michael P. Steinberg), Ithaca and London 1995; idem: Il rituale del serpente. Una relazione di viaggio, Milan 1998; idem: Le Rituel du serpent. Récit d’un voyage en pays pueblo, Paris 2003; idem: El ritual de la serpiente, Mexico City 2004。第一个包含所有插图的可靠版本是Aby Warburg: Bilder aus dem Gebiet der Pueblo-Indianer in Nord-Amerika, 1923, in: Warburg 2018, pp. 65-104。关于“蛇仪”［Serpent Ritual］ 讲座的研究选集见 Fleckner 2018, p. 23 (note 64)。

[6]  除零星发表的个别照片外，瓦尔堡北美之行的照片选集最早是由贝妮代塔·切斯泰利·吉迪［Benedetta Cestelli Guidi］和尼古拉斯·曼［Nicholas Mann］编辑出版: Photographs at the Frontier. Aby Warburg in America 1895-1896, London 1998。北美之行所有照片则收录出版于 Warburg 2018, pp. 153-348 (picture W 1-196)，并附有照片主题相关说明。

[7] 参见Aby Warburg: Werke in einem Band (ed. by Martin Treml, Sigrid Weigel and Perdita Ladewig), Berlin 2010, pp. 508-600; idem 2018, pp. 25-127（包含瓦尔堡使用的所有幻灯片）。

[8] 译者按：卡奇纳 Katsina（另一种更常见的英文拼写为 kachina）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宗教信仰中的一种精神存在（类似神灵，或神灵的化身与中介，不同的部落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别），当地部落经常举行向 Katsina 祈祷的舞蹈仪式。Katsina 通常被具像化为戴着面具、身穿奇异服装的形象，每个 Katsina 都有其独特的外形、象征意义，以及神圣意涵。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中，Katsina 概念包括三种含义：1. 超自然的精神存在；2. Katsina 仪式中的舞者（在仪式中扮演 Katsina）；3. Katsina 形象化的玩偶。而后文含有 Katsina（卡奇纳）的词汇，具体所指可参见这三种含义，不再另作说明。此外后文的 Katsinam 则是 Katsina 的复数形式。

[9]  参见 Uwe Fleckner: Aby Warburgs Schenkungen an das Hamburger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1899-1902, in: Warburg 2018, pp. 355-455; 关于瓦尔堡收藏的更多信息，另见于 Lightning Symbol and Snake Dance. Aby Warburg and Pueblo Art (ed. by Christine Chávez and Uwe Fleckner)，exhibition catalogue,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Hamburg 2022-2023。

[10] 译者按：“the afterlife of antiquity”是瓦尔堡核心学术命题之一，即德语“das Nachleben der Antike”的英译。若中文直译为“古代/古物/古典的来世”，则难以理解其深意。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6页涉及此短语的翻译与学术意涵，贡氏指出“Nachleben”最接近英语“survival” 而非直译“afterlife”，故将该此翻译为“遗存”。另外吴琼在《阿比·瓦尔堡的幽灵学》（《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期）一文中，专门指出“das Nachleben der Antike”的翻译问题，并进一步阐释了该短语的意涵。

[11] 见于阿比·瓦尔堡写给卡尔·兰普雷克特 ［Karl Lamprecht］信件的草稿，1895年8月12日，伦敦瓦尔堡研究院档案馆（WIA），一般信件（GC）：“在那逗留之后，我……可能想去北美其他城市进行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部分原因是想了解那里的大学和图书馆。”

[12] 引自Ernst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70, p. 88（译者按：中译见《瓦尔堡思想传记》，第98页）。关于瓦尔堡在美国学术交流的更多信息，参见Cestelli Guidi and Mann 1998, pp. 30 ff. 。

[13] 关于瓦尔堡旅程各阶段的更多信息，参见 Aby Warburg: Ricordi, London, WIA, III.10.1 (excerpts in Cestelli Guidi and Mann 1998, pp. 150-155) 。

[14] 阿比·瓦尔堡写给（父亲）莫里茨·瓦尔堡［Moritz Warburg］家的信，1895年12月14日，伦敦，WIA, GC；参见Gustaf Nordenskiöld: The Cliff Dwellers of the Mesa Verde, Southwestern Colorado. Their Pottery and Implements, Stockholm and Chicago 1893。

[15] 译者按：kiva，亦译作“基瓦会堂”“大地穴”或“地下礼堂”，是美国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用以举行宗教仪式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空间。参见注19。

[16] Warburg 2018, p. 36.

[17] 参见 Peter M. Whiteley: Deliberate Acts. Changing Hopi Culture through the Oraibi Split, Tucson 1988; David Freedberg: Pathos a Oraibi. Ciò che Warburg non vide, in: Claudia Cieri Via and Pietro Montani (eds.): Lo sguardo di Giano. Aby Warburg fra tempo e memoria, Turin 2004, pp. 569-611。

[18] Warburg 2018, p. 40.

[19] Kiva［基瓦］是普韦布洛人一种神圣的集会场所，通常为圆形，由粘土建造，并有一个木制屋顶。全部或部分建在地面以下，可通过梯子进入。Kiva 用于举行或准备各种宗教仪式，如霍皮族的舞蹈仪式。有些 Kiva 在地板上有一个可关闭的孔隙［sípàapuni］，象征着地下世界的祖先可以由此进入尘世。

[20] Aby Warburg: Ricordi, London, WIA, III.10.1, folio 58v (entry dated May 1, 1896); see Martha and Henry R. Voth’s diary, North Newton, Bethel College, Mennonite Library and Archives, Ms. 21 (entry dated May 1, 1896); see ibid. (entries dated April 28-30, 1896).

[21] 参见 Cora Bender, Thomas Hensel and Erhard Schüttpelz (eds.): Schlangenritual. Der Transfer der Wissensformen vom Tsu’ti’kive der Hopi bis zu Warburgs Kreuzlinger Vortrag, Berlin 2007 (Wissenskultu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vol. 16) 。

[22] 引自 Gombrich 1970, pp. 88-89。译者按：此引文可参见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译本，第99页。关于“biological necessity”的理解，亦可参见《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译本第80、246、279页。

[23] 阿比·瓦尔堡写给（父亲）莫里茨·瓦尔堡［Moritz Warburg］家的信，1895年12月14日，伦敦，WIA, GC。

[24] Warburg 2000, p. 3.

[25] Warburg 2018, p. 25。译者按：关于瓦尔堡所谓的“异教”观念，可参见《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译本第4、17、80、101、309、337、350、352等页。

[26] Warburg 2018, p. 84.

[27] 此外，瓦尔堡在其手稿《作为范围定义的象征主义》［Symbolismus als Umfangsbestimmung］的片段和箴言中，为他的象征主义概念（在美国已经开始）勾勒出一个系统的哲学基础；参见 Aby Warburg: Fragmente zur Ausdruckskunde (ed. by Ulrich Pfisterer and Hans Christian Hönes), Berlin and Boston 2015 (Gesammelte Schriften. Studienausgabe, vol. IV), pp. 295-320。

[28] Warburg 2018, p. 74。译者按：关于瓦尔堡“抓”［grasping］的双关性意涵及其相关学术背景，参见《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译本，第288、289、330、331、345页。

[29] 译者按：关于“conceptual space”这一瓦尔堡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参见注63。

[30] Warburg 2018, p. 94; 关于瓦尔堡象征主义概念的更多信息，也见于 Cornelia Zumbusch: Wissenschaft in Bildern. Symbol und dialektisches Bild in Aby Warburgs Mnemosyne-Atlas und Walter Benjamins Passagen-Werk, Berlin 2004 (Studien aus dem Warburg-Haus, vol. 8)。

[31] Anonymous: Art of the Pueblos. Dr. A. M. Warburg, a Noted Florence Investigator, in the City, in: The San Francisco Call, No. 86, February 24, 1896.

[32] Warburg 2018, p. 26; 参见 Uwe Fleckner: “Almost No Picture Is Free of Errors...”. Distance and Its Loss in Aby Warburg’s Photographic Practice, in Lightning Symbol and Snake Dance 2022-2023, pp. 140-145。

[33] Warburg 2018, p. 28; ibid., p. 62; 最后一句引自 Cestelli Guidi and Mann 1998, p. 151。

[34] 译者按：“border surveillance”在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英文原书中称为 “frontier police”，这里所谓的边界都是指学术领域的边界，具体可参见《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译本第366页。

[35] Aby Warburg: Arbeitende Bauern auf burgundischen Teppichen [1907], in: idem: Die Erneuerung der heidnischen Antik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Renaissance (ed. by Horst Bredekamp and Michael Diers), Berlin 1998 (Gesammelte Schriften. Studienausgabe, Vol. I.1-2), 2 volumes, vol. I.1, pp. 221-229, p. 227; idem: Italienische Kunst und internationale Astrologie im Palazzo Schifanoja zu Ferrara [1912], in: idem 1998, vol. I.2, pp. 459-481, p. 478.

[36] 阿比·瓦尔堡写给（父亲）莫里茨·瓦尔堡［Moritz Warburg］家的信，1895年12月14日，伦敦，WIA, GC。

[37] Aby Warburg: Heidnisch-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 [1920], in: idem 1998, vol. I.2, pp. 487-558, p. 534.

［本文原载于《新美术》，2023年第3期，

第46—56页］

（请看下期）

傅无为

作者简介：傅无为（Uwe Fleckner），曾在波鸿和汉堡学习艺术史、哲学和德语，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2年，担任巴黎德国艺术史论坛（DFK Paris）副主席；2002年至2004年，任柏林自由大学副教授。自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瓦尔堡中心主任。此外，他还合作出版了卡尔·爱因斯坦和阿比·瓦尔堡的文集，并撰写了多部关于18世纪至今的艺术史的出版物。2023年3月，受聘于中国美术学院，任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李文昌

译者简介：李文昌，中国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绘画史与绘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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