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展述源：有没有过一个“广东群体”？
2019年8月3日至10月7日，《顿——广东摄影群体展》在广州当代美术馆举行，它有一个长长的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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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饭桌上，只谈摄影
1990年代初，于摄影而言，我认为，仍如漫漫长夜。而广东改革开放，必然引爆艺术上的突破，而且，以摄影为最。
最早是1980年代，深圳特区，《现代摄影》聚合了一批外省青年，后来以1990初叶的W群体为首，在纪实摄影上比较落力。另外，广州的安哥与张海儿形成两枝渐亮的烛光。可以说，这是新广东与新摄影的准备时期，说是中国新型摄影的童年，也不为过。
1992年，小平南来。之后，广东这片热土，如同打了鸡血，千方百计，千奇百怪，一时奔涌而出，可以说，广东在中国独树一帜，自由放飞，如同当年中国只有延安。我们的青春恰好与广东的青春合拍而颤动，个人的荷尔蒙与土地的荷尔蒙合而为一，思想解放，个性迸发，大家过山车似地在时代的巅峰上快活着。
当时的广州，就是新型传媒唯一的中心，当时的广州，应该称得上报道摄影以至个性影像的最高之地。回想起来，1995年前后，哥们儿搞了一些事情，我心中有一个个重要节点：比如安哥、宋布军等召开的报道摄影“南会”；比如安哥从香港调回广州；比如《现代摄影》搬到广州改成《焦点》；比如王宁德来到广州加盟《羊城晚报》……
1996年，安哥在“南会”
也正是我与罗焕灵、王宁德共同工作的《百粤来风》版，在1996年，重金买照片，平均三百元一张，重视照片超过头条，瞬间团结了当年的新锐们——在广州，曾忆城、陈海平等大学生借此开始了创作历程，李洁军、方迎忠等外报记者也暗暗供稿，而深圳摄影家们，也成为常往来的朋友，相当于宁汉合流。一时空前。此后，张小文主持的《南方周末》成为全国报道摄影的重要平台。我那平台弱化后，到了新世纪，《城市画报》也成为新的阵地。这种以平台聚合同道的流风所及，后来广州创办的《生活月刊》算是最后的集合。
对我来说，广东群体就是桌子边上的一众哥们，被共同的摄影理想召唤：
杨延康工作室的大桌，当我一进门，就看到他们都等着我，而桌上摆开了上百幅作品，任我来选，这让我这个当时的门外汉受宠若惊，深圳广州其实由此合体；
更多的是大排档的桌子。深圳帮请我们吃饭，是在空地上，三轮酒下去，王凡就说一声“那我们开始吧”，拎起筷子敲碗以《编花篮》起头，然后轰地一声，老杨等所有人抡起筷子砸碗合唱，两个小时不绝，最后以《社会主义好》的“高潮”结束。生命力狂放如斯。后来我多次想重复这一美妙场景，可再也不能。那就是狂的时代，就那几年。
在广州，是福今路的桌子，是五羊新城的桌子。多少次我与王宁德、罗长禄、罗焕灵在夜色街边吃喝，杨延康、张新民、韩磊等人也时常往来。那时，饭桌边只谈摄影，日复一日，以至于我到了北方，发现他们饭桌上只说段子，倍感吃惊。
深圳哥们儿来我暗房，杨延康拿着纸人照片。大约1999年
这样的饭局，已很难复制。它属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也记得一次次外出摄影。那和王宁德在珠三角荒诞不经的采访拍摄经历比较难忘。还有和他与许培武去拍洪灾，我和宁德在夜晚的墓园办公室投宿，次日在无人区中行走拍摄，地荒荒，天蓝蓝。
以我1996年初学摄影为例，可看出当时气氛。李媚大姐扔两张大师原片和一个T-max胶卷，开始让我疯狂发烧；李洁军老拉我去他的暗房；不久拍了《纸人》，深圳朋友们来我家作客，在我小暗房里参观，杨延康赞赏了最初的纸人照片，张新民肯定了我的照片层次；再往后曾翰将《城市画报》的新120相机借我拍纸人……可以说，围绕着我的作品，就可看出广东摄影群体的激情与友情。
这种气氛不再。确实，它属于那个时代，我们正在时代的风口，我们被时代造就，是猪都可以飞起来。
这种先行一步的市场经济下一群年轻人的天真探索，没多少先例，有不少创新，很是重要，一旦整体亮相，就出尽风头，加上北方的“新摄影”，可以说，中国摄影同以往突然不一样了，标志着中国个性化摄影时代来临。
2002年平遥，巩俐给安哥、亚牛颁奖
2001-2003 平遥节上的广东帮
平遥初创，广东登顶。
头三届的平遥，是最好的平遥，也是评奖最少也最公正的摄影节。2002年与2003年，安哥策划，以“南方”的名义集群式进入。那时，“南方”就是指广东，在广东的心目中，出了广东就是北方。现在，全国都平均了点，当初的“南方摄影势力”，我看叫广东群体，比较合于现在的认知吧。
2002年，亚牛与安哥获得银奖铜奖，2003年，我获得铜奖。一个节就三四个奖，可以说万众瞩目。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宁德的《SOMEDAYS》，因故不让展出，我们最敬重的阿兰朱利安先生在他的房间挂了一下。评委们说，如果让它展出，就没我什么事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广东摄影宣告了摄影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现在回看，可以说，我们不少人开创了中国摄影的一个小小门派。我的《纸人》，是最早的个人意义上的玩偶置景式摄影；宁德则是继北方刘铮之后，比较早的真人演出影像；曾忆城的《从来没有牵手旅行》，是最早的“私摄影”；亚牛的深圳照片，意境超卓那是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较早用PS并且风格化；曾翰，则是景观摄影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还有魏壁、罗凯星，此时及以后，是中国乡愁影像的代表。
亚牛的得奖系列中的一幅。现在他主要做木工了
一帮认真玩的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住四合院，天天啸聚来往。那是中国摄影的春天，人人都挂着笑脸。咱们还不时得奖，得奖时就搞怪，像歌迷一样起哄，在古老的街头歌唱而过。这让江湖侧目。广东这帮子人太狂了。只是老大哥安哥也是老顽童，闹得越欢他越高兴。他的策展，很有意思，就是把大家拢堆，都来都来，是没啥学术主题，都去就对了，反正都厉害。
2002年我是坐司苏实先生开的轿车夜入古城的。进了城门洞，没有声息，古宅老巷阵列，如同重回大清国，实在难以形容。
我第一次参展的是《纸人》，场子差，效果差，搞得我灰头土脸。不久和宁德、安哥走进县衙看展，碰到一群鲁美的学生。宁德介绍安哥，学生们“啊”一声，介绍到我，没人知道，又说了句“他的作品是《纸人》”，学生们瞬间同时惊叹，“啊”声可比对安哥的大了许多。到底是年轻人。这比什么奖都好。
我来得晚了点，安哥告诉我，前一天被请去参加对话会，一看高波和他策的《新摄影》那帮人，会议要求分体制内外的，分别两边坐。他说得绘声绘色，好像咱们也没输。又过了几年，当时语气很冲的邵逸农到了广州，请安哥和我们吃饭，表示了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认为这是可以进入摄影史的一场对话。它是错误的对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代表当代艺术对摄影的进入，而安哥领着的新锐是摄影本体语言的自我发展，路子不一样，都很新。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都跨越这两种，只不过，我们可能还有对相纸与银盐的温润感觉。
2003年，广东团包下的大宅院中，月光之下，我和许培武摔跤，也算是一佳话。
第二次参加，都说我《夜间动物园》有戏，快揭晓时是午后吧，我在天元奎馆中假睡，其实心里很紧张。不久大家摇醒我，告诉我获铜奖的消息，我假装不明白，其实内心已醉。
当时艺术世界与中国摄影对咱们都有专题介绍
大家起哄，晚上，我搞了个酒会。古宅，宫灯，牛肉，啤酒，天下英雄都来了。内地一些朋友不服气，说些指桑骂槐的怪话，场子幸好还没给砸。大约是我们广东影坛受香港乐坛影响，太快乐的原因吧，不懂收敛。还有一些外国朋友不请自到，走得最晚，在古老的屋檐下细细说到一两点。
城墙上颁奖。少年合唱团捧着蜡烛鱼贯而上点将台，夜空下弥漫“轻轻地吻着你的脸……”。很是圣洁。再也没见过这么浪漫的颁奖。比前一年，县衙里巩俐给安哥亚牛发奖，也不差太多。
那个天元奎饭馆，贵是贵一点，但老板两口子形象好，又极绵，极温暖，有古风，称得上天下第一。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当时我一时之兴，送了一张动物园照片给他们，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诸如此类。
那么有趣的小集体生活，再也没有过。大多是个人的生灭历史了。
2010 大理，平遥记忆的回光返照
中国这三十年的翻天覆地，正好和我们的成年与中年时期雷同。一个国家和一代青年同步成长，经历青春洋溢，也继而青春残酷，然后物质丰富，意义颓唐。这就是运程。
记得小时候有一部很惊心动魄的电影，叫《大浪淘沙》，影片的开头，那三位青年，在船上结为兄弟：“不为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声音悲壮响亮。只是，大难之际，理想各异，叛变的叛变，革命的革命，颓唐的颓唐。最后，只有无人的沙滩，惊涛拍岸。人世一场，个人如沙子般无足轻重。
2003年后，广东帮对两位平遥节创始人讲义气，就没再去平遥了。之后，我们也散了，有的走了，有的离了。开始了我们的中年，少有欢聚一堂。春风满面好几年的大侃爷安哥也很失落。这，我也有责任。然而人生无可后悔的，在这个狂暴的时代中，风吹我们上了天，可也落了地。其实，在新世纪中国进入意义失落的时期，我们终究不能例外。
不久连州节创办，大家也有参与，但广东帮也慢慢消融于后起的全国新锐之中了。有些也北上了，北上的王宁德更是转向装置了。
2010年，鲍利辉弄起大理影会。安哥终于又让平遥帮集在了大理。此时，我感觉平遥已是遥远的记忆了。
丘的纪事系列之一，就摄自平遥
《从平遥到大理——南方十六人》这个来自广东的群展。展场就在城中红龙井的两座仿古二层小楼里，被小酒吧拥着，也不显眼。小楼房间很多，十来间吧，因此也谈不上很好的整体感。但是，当年在平遥就很有影响的这群人，作品的质量又有进步，以前偏重个人感受，现在则重在审视中国现实。加上装裱用心，引起了广泛注意。
我们的布展在细节上很好，这个不用多说，而作品整体上应该是比平遥要强一些，如前所说，我们可以看出这群人、每个人都是当代摄影的一个脉络，这个脉络的现在，我感觉还是振奋人心的，是有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的，是更有内在力量的。
当然，不会是每个观众都这样想。让人意外的是，那日松在闭幕时发出的一篇博文，语气比较怪异，说这次广东的哥儿们不知怎么退步了，比起平遥，不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大意如此。
我想，这正是没看到内在，只看到表面。一则，耳目一新那属于当代个性摄影刚刚井喷的平遥，发展十年了，还让人惊奇万端是不可能的；二则，由青年而中年，中国摄影和中国这一批摄影师，都不应也不会停留在影像惊奇和本真演出，真正的艺术与艺术家都要前进到内在力量和理性创作之路上。比如，现在我们相对重视景观摄影，看似朴实，实则沉雄；看似简单，实则很难。评论者对艺术与社会的理解不到一种深度，是难以接受的。我对此相当有感触。
2010在大理的展览
我对所谓影像，是有自己的看法的，简单说，就是对摄影效果外露的作品已谈不上喜欢。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像当年那样充满刺点了。那就该转瞬即过，如同青春。
以理性的态度与静穆的气质，借肯定古典与批判现实两条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生长出一种富有审美自觉与高贵人格的生命空间。
这话有点大。不过，如果不是志向远大，我们何必干这个。
安哥亮出三四张照片。有当年的一张老照片，还有现在的重逢合影，还有一张他在当年好友墓前紧绷着光膀子身体的愤怒留影。这不是很影像化的作品，不管不顾什么专业性了，只想用最简明的几颗炮弹（虽然画面平静的多），吼出他半辈子、几本书都没表达出的情感，那就是“命”啊，他作出了“人证”，让自个走上前台。直指人心，立见性命。连他也转向了，大佬终于帮我证明了一个观点：
当年广东兄弟们的内驱力就是生命的直觉。
当年的原作，充满着我们的记忆，也一同展出
2019，广州，《顿》展来个总结
安哥的再度聚合也是昙花一现。大家想做的《从平遥到大理》的南方十年纪念画册，也一直没做出来。我们之后，现今广东的摄影现实并不乐观，再也没有井喷现象。
转眼2019年了。经王庆松提议，广东当代美术馆决定为广东本地摄影家作一次志在回顾与展望的展览。
我看只能是做一个广东群体的鉴定展。到底有没有这个群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实力，我想应该有个展览来引发这话题。我当然是相信有的。
办展只能办这个。这是安哥的等待，也是在任省摄协主席李洁军的期待。去年，曾翰曾做了一个同样的计划，也是如此，就是研究2000年前后的这帮子人。
如果我们再不做一做这个，说不过去。对不起历史。我莫名其妙又被情怀砸中了，就接了这活，和小丘干起来。我这个人莽撞，其实只有一个月了，也敢弄。
张海儿也拿出了作品，他差不多是前辈了，难得
六月二十号左右，我正在日本旅游过程中，想着回来就要做这个事了。展览叫啥呢，凌晨早醒了，就半梦半醒地想，想出“顿”这个字眼，想到六祖这位广东佬，心生欢喜。就想用这个字作展名。清醒了又怕自己过分，好在小丘也觉得很好，就用了。
很累，不无后悔，但终究是一口气，坚持下来。7月20号开始，又编画册《南方二十年》，那大理剩下的奖金，安哥一直存着，终于等到这天可以用了。三天弄好，三天排版，印刷也快，前后仅十天吧。
魏壁说我就是一口气。而我也知道，这次不干，这几年必干一次。这是个机会，让我交待一下。老了，上有老下有小，下次真不干了。
大理那次，编个画册，大家并不齐心，只编了八九个人。这次展览被我狂热地扩张到二十一人，没一个人不答应，总体上作品稿件都来得很快。也许，都开始觉得当年珍贵。
布展。王刚张伟清与张兰坡展区
王宁德也很热情，不过展览作品因故被我放弃了。这时我想起罗焕灵。焕灵说他当年留下了不少原作。我得用另一种形式证明宁德、韩磊这些人的存在。
没时间，晚上找了个空档，在员村破烂的街道与焕灵会面，他一幅沧桑的样子，手里拿个大信封袋。找个小面馆坐下，他弄了碗面当晚餐，我看照片，都是二十多年前，手工银盐的名作。那年月就栩栩如生在眼前了。有广东哥们儿的不奇怪，连柴继军等北方同行的都有。这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8月3日，我们又会聚合到一起，从咱们兴旺的时候算起，现在不是十年，是二十年了，再不总结一下肯定一下，那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摄影，只当粗略地给中国摄影史提供一点资料吧。
是时候了，我大胆地提出几个结论：
广东群体未正式地提出过——当然姜纬兄前天说，叫南方摄影势力更舒坦；
但确实存在过一个广东的摄影群体，现在这群人还在；
广东群体是时代造就的一个炸裂现象；
广东群体主要是媒介出身的摄影师为主，以当代艺术进入的艺术家也当重视；
广东群体在中国摄影史上不可绕开，有重重一笔。
王宁德2002平遥亮相的作品。这次因我的原因未参展，等待下回吧
展览将于8月3日下午三时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