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 | 1928—1929年绥远省鼠疫疫情及其治理
作者简介
翁有为，法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省区治理。
1928—1929年绥远省鼠疫疫情及其治理
文/翁有为
摘要：1928年秋冬至1929年春,绥远发生了一次鼠疫疫情。此前,1918年该地就曾经 发生过一次十分严重的鼠疫,而1928—1929年这次鼠疫疫情的结果与上次却大不相同,主要原 因就在于这次疫情初期虽有所蔓延,但由特别区域改制为省的省政机构成立后,即在卫生部支持下开始了有效治理。针对疫情,绥远省当局建立了省及县级专门防疫网络,省防疫主要领导人员亲临防疫前线调研、指导,省当局依靠并利用卫生部援派防疫专家的技术、建议和药品等重要资源,还采取了科学、严格、有效的禁掘鼠粮、消毒、施医、隔离、宣传等防疫治疫措施,由此使疫情控制在“点”,未普遍蔓延,以至在1929年3月初消失。“人和”、“和平稳定的环境”、“科学防 治”是此次疫情防控治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绥远鼠疫;疫情治理;科学防治;人和;和平稳定环境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1928年秋冬至1929年春,绥远发生了一次鼠疫疫情。对于鼠疫，绥远人并不陌生，因为1918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十分严重的鼠疫，人们记忆犹新。而1928年这次鼠疫疫情结果与上次却大不相同。以往学术界对绥远1928—1929年鼠疫问题研究较少，仅有范庆峰探讨过绥远鼠疫流行对经济的影响,而对此次绥远鼠疫流行的过程、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应对等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不少问题尚不清楚。通过梳理史料发现，1928—1929年鼠疫恰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个案，疫情的发展过程和疫情治理都比较清晰。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急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如何防疫、治疫颇启示价值。故本文根据当时有关史料，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鼠疫是烈性流行传染病，对人类危害极大,因而防疫成为人类“保卫众生”的任务，此亦“卫生”之要义。在1910—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曾流行并波及华北,造成死亡数万人的重大损失,这尚是当时清政府在危机时刻启用具有现代医学防疫专门知识的伍连德博士，果断采取隔离措施而较为有效控制疫情情况下的结果。1918年绥远发生了鼠疫，疫情亦十分严重，但没有在邻近的山西省大面积蔓延,这是由于晋督阎锡山采取了堵隔措施，防治比较得力，遏制了鼠疫的进一步蔓延。鼠疫一旦发生,能否在各地及时采用堵隔措施是疫情是否扩散蔓延的关键因素。但是,当一种传染病最初发生时,由于技术条件所限、信息沟通限制等原因，其早期并不易被发现与确定，这往往使它在一定范围传播开来后才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加以防治。
1928—1929年的绥远鼠疫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其传播路径如何？当时材料的说法并不相同。我们试比对几种材料的观点。
据当时卫生部呈行政院的材料称：“绥远鼠疫经过情形起自去年9 月初发现于包头县境之河西……10月初旬东胜县乡人因迫于饥荒，捕鼠为食，遂致发疫……10月下旬萨拉齐县境之沙尔沁、东园、公积板等村鼠疫相继发现……托克托县鼠疫之生，系于去年11月中旬有商人由河西染疫回县，因致蔓延。”由此可知，其传染源发生于9月初河西之地，传染路径似由9，初包头河西，经10月初东胜、10月下旬萨拉齐县到11月中旬托克托县。值得注意的是,东胜县虽然在时间上与包头县境河西有序列关系，但在病源学上，东胜似是本自内生，因为东胜县乡人“捕鼠为食,遂致发疫”。
当时卫生部所派赴绥远防疫专员周文达技正的电文材料与卫生部的材料内容相似，不过有些情况描述得更为具体：1928年9月包头县境河西发现“急性疫症”；10月初东胜县杜乡皂火村有人感染发疫而死，原因是人民掘鼠粮、食鼠肉以致“发疫”;10月下旬萨县西乡沙尔沁村之东西园发现疫情,据称“由黄河西传来，十一月上旬由沙尔沁之东园沿铁路东传入该县所属之公积板”。但公积板的疫情非单线传播,具有交叉性:“杨娃由包头县之黄河南岸达拉特旗营回县传来”，亦由“两医生赴萨县沙尔沁之东园诊病传来”。除了萨县疫情外,托克托县的疫情也是由包头县河西传染的。1928年11月中旬,“该县东南乡毛不拉 地方商人自黄河西岸染疫回家而亡，十二月初旬 由毛不拉传入城内”。疫情又从该县传“北村、祝乐沁村”,“更由该村北延三间房、账房坪、徐家窑子等”,一月“又传至东乡南火盘”,“二月传至东北 乡百几村、宝号营”。此材料也表明，绥远疫情发于9月的河西之地,萨县 的疫情发现于10月下旬，既有最初县内的交叉传播，又有直接源于河西的感染传播两种状况，不过其根源仍为河西之地是清晰的。托县也是由河西之地传染的。东胜县疫情亦被认为是内生的。与卫生部呈行政院的材料相比,周技正的材料补充了萨县传染的两种路径，并详细列举了托县感染传播的具体路线。周技正的材料是他亲赴疫区调查所得，更为准确和详细。
当时绥远临时防疫处的调查材料称：萨县公积板疫症“系由河西人传染而来”。至萨县属东园村之代州营鼠疫病状“一如公积板头，由该村传染无疑”; 如该县毛岱新莹村、黑马板村、沙尔沁村“亦均由公积板传染而来”。而包头城内的传染“亦系由公积板传染”。托县疫情，也被认为是由河西之地传播的。
上述材料有不一致以至相互矛盾之处。周技正的调查材料则认为萨县公积板并非萨县疫情的最早发生地，公积板的疫情反而是由沙尔沁之东园沿铁路传染来的，甚至还由医生到东园“诊病传来”。后来周技正在给卫生部的报告中把托克托县鼠疫发生的时间进一步确定为1928年11月12日，当时东南区毛不拉的“王秀润之妻从黄河西岸准格尔旗回家发病而死”。周文达技正是卫生部派往绥远疫区指导并协助扑灭疫情的专员，他的这次调查，是疫情结束之际呈给卫生部的报告，应该说，报告中提供的关于托县疫情发生的时间，是准确的。材料中的黄河西，指的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及其附近地区。疫情发源地进一步明确了。根据有关乡土资料,萨县东园的最初发病者和毛岱新营子的最初发病者均未外出,由此在县 内引起传染。其病源似乎难以捉摸，这和当时调查萨县疫情由黄河西传来的说法不合。这似乎体现了疫情发生的多源性。但当地乡土资料显示, 1928年伊盟居民生活困难，“猎食野生动物被传染 腺鼠疫，后变为肺鼠疫，发现患者五百名”。准格尔旗归伊盟管辖,因此,河西之地的伊盟疫情地, 又可证是绥远鼠疫的病源地。另外当时卫生部的鼠疫疫情报告也明确指出:“此次鼠疫发源地”, “据各方报告 及亲自调查，确为河套以内鄂尔多 (Ordas)区域即伊克昭盟之地,而绥远各县汉人通称之为河西地方者是也”。其“疫之起因”,“据因该省叠年旱拔为灾，人民艰于得食，去年秋间河西一带之人，搜掘野鼠窝获夺鼠粮并食鼠肉因而得疙瘩(淋巴腺肿)发热数日而死，如此者甚众，入冬则转为肺炎型”。因此，从整体上看，各县疫情有内生的情况，但伊盟的河西之地当是疫情的主要发源地。
绥远鼠疫发生后,绥远当局对疫情传播的应 对与治理状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绥远建省前,1928年9—10月疫情被发现阶段。有关乡土材料显示，疫情被发现前，实际上已经在民间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关键问题是疫情何时被“发现”了。1928年9月，包头县境河西地区鼠疫因蔓延被发现,“曾经呈报，其时，都统李培基派宋医官前往调查,为匪所阻, 毫无结果”。根据有关资料，李培基于1928年6月被任命为绥远热河都统，9月疫情发生时，他尚在绥远都统任上，故他派宋医官前往调查,应该说 是疫情被“发现”后当局的应对,时间上尚是及时的。但是,由于“为匪所阻”未得结果,“匪情”阻碍了对“疫情”的及时控制。随之,1928年10月绥远特别行政区改为省制，李培基的绥远都统机构不 复存在,他也不再担任绥远都统。10月20日，徐永昌被任命为新的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特区改制为省，省甫成立，省政府机构的设置、省政府 要员的上任，都需要一个准备与过渡时期，因而关于包头县境河西的鼠疫一事，一度未见绥远当局的应对信息。
第二阶段，从1928年11月至12月底,绥远省政府机构及人事安排齐备后，根据萨县、包头等地疫情再起状况，防疫事宜提上议事日程。省政府主席徐永昌一面致电卫生部请派防疫专家赴绥防疫，一面饬令地方采取严格防治措施。
根据卫生部呈行政院文中有“查去年十一月准绥远省政府电报该省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东胜等县发现鼠疫，势甚剧烈”的文字，可知绥远省政府1928年11月给卫生部汇报了发疫各县的疫情状况。11月是萨县、托县相继发生疫情之际，也是绥远省政府机构筹建阶段。绥远省政府各机关与人事准备就绪后，已到12月份。12月8日上午，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省政府委员冯曦等正式就职。这就是说，省政府人员在正式就职前，已向卫生部汇报了绥远疫情状况，已在做疫情防控的准备工作。12月19日,徐永昌再次致电卫生部，报告萨县发现疫情，称“惟绥远僻处边地,各 种防疫器具药品多不完备，现在疫势甫经发现，亟应早日制止，俾防蔓延。拟请大部转饬北平中央防疫处立即派相当人员携带血清疫苗各药品，迅速来绥，组设防疫队，会同扑灭，此外，更有何防止办法，敬请示及”。省政府要求卫生部紧急支援；而此时，防疫专家伍连德也致电卫生部报告绥远萨县疫情为肺鼠疫蔓延并表示将派员前往当地调查。接着，北平中央防疫处的严智钟司长同卫生部协商派员与旅费等问题，卫生部乃派北平防疫处技正侯毓汶、技士杨澄漳赴绥。侯、杨即于12月29日乘车赴绥，但因中途侯技正生病发烧回津治疗,杨技士则继续赴绥疫区调查。
这段时间，省政府针对疫情采取了必要的隔离与防护措施。徐永昌在给卫生部的电文中一方面汇报了萨县疫情的严重状况，指出:“该县属境沙尔沁东园村于十月间发生疫疸，先是腋部、蹊部生核，肿胀潮热谵语，四五日而死，继又于十一月二十八九等日有莨病起之，初眩晕、咳嗽、呼吸困难、咯血，二三日而死者。附近该处各村因来往亲友传染死亡有五十余人之多”，以求得卫生部援助；一方面汇报了绥远省方的应对措施:“当派专员前往考查，又请绥远各医院研究办法，并令饬该县克日设法防止，已病者赶紧隔离，未病者从速预防，村民外出，倘需食物,由县购送,并置备护面器具以免呼吸传染”。应该说，省政府在布置对内严防和向国民政府卫生部寻求援助方面，大体尚为得当。这些举措，尤其是隔离和预防措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29年1月至3月，绥远省政府为应对托克托等县的疫情，一方面建立建制性防疫体系，采取法制性防疫措施及办法；一面请求卫生部加派防疫力量，全面遏制疫情发展。
1928年12月底，萨县和包头两县的疫情渐熄。而此时，托克托县的疫情却严重起来。为有效遏止疫情，绥远省政府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第一，成立由省至疫区各县的防疫机构，采取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
面对疫情的蔓延,绥远成立了省临时防疫处。这种建制性组织的设立,标志着防疫成为绥远省一个时期内持续性的重要常规工作。省临时防疫处于1929年1月3日正式成立,省民政厅厅长陈 宾寅就任省临时防疫处处长。陈宾寅在就职布告中指出:“近日以来，迭据萨、包、东、托各县先后呈报发现鼠疔各疫，死亡枕藉，请求救治……前经省政府议决,设立临时防疫处，专司其事。本厅长奉令兼任处长，遵于1月3日宣告就职，分股办事，积极进行。除呈报暨令行各县，切实奉行；并由本处 遴派专员，分赴各县，实地调查，沿途讲演，延聘专门医生研讨救治,冀早扑灭……布告全省人民一体周知，特此布告。”陈宾寅发布的就职布告表明了该处成立的时间、组成和使命。该临时防疫处委任民政厅秘书主任朱建勋为防疫处总务主任；慈善医院院长苏瑞三任防疫处医务主任；设事务员4人，分别负责办理文牍、收发、庶务和药品管理事宜；设调查员4人，前往疫区调查疫情；设防疫队员1人，办理防疫事宜；设宣传员8人,负责防疫宣传、演讲和动员等工作。
在绥远省临时防疫处统一指挥省防疫工作的同时，绥远疫区各县也设立防疫分处。临时防疫处成立后的第二号训令，就是“令发各县临时防疫分处”，并制《绥远各县临时防疫分处简章》,令各县长迅即遵照办理,“以资防治而免传染”。分处简章规定，各分处受省政府临时防疫处之指挥，办理全县防疫事宜；各分处设处长一人由县长兼任综理全处事务。各分处设总务、医务两股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分任本股事务，总务主任应由公安局局长兼。同时，省临时防疫处制定了15条具有法律效力的防疫办法,全面规定了对疫情的隔离、预防以及卫生防护等具体措施，主要有：其一，规定“办理疫务应由县长、公安局长完全负责，并须亲自到村检查”。其二，制定了防疫以隔离为要的具体详细预防方法；“凡有疫之村，应派临时防疫巡警六人至十人办理防疫事宜，各村及各家之隔离，均由巡警昼夜监察、指导”；还规定了因发疫病死亡者的严格处理办法。其三,规定“多派临时宣讲员,人数以多为妙，分赴各村讲演, 使人民知某村有疫不敢前往,各项服务人员由各机关团体人员兼任,每月酌给津贴数元。其四，规定“凡有疫村所有公共团体 (如学校、工厂、戏园等)应一律暂行解散，以防传染”。应该说，这些防疫办法简单易行，符合农村防疫特点;措施要求具体到位，对于防止疫情的扩散，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省临时防疫处处长陈宾寅一面亲自到各县调查督导，一面与卫生部联系请派防疫专家赴绥并会同他们调查防治。
省民政厅厅长兼临时防疫处处长陈宾寅，恰在1918年山西鼠疫流行时任山西省山阴县县令，在该县防疫治疫时,“不避艰险，激励有功，约四阅月而疫告肃清”，事后上级对 “山阴勉慰备至”而“得一番办事经验”。因而他在就职临时防疫处处长后,深知“疫情忽炽，且将蔓延为患”的危险后果，在制定防疫法规、遴选防疫干员的同时，不避疫情危险，亲自迅速前往疫情一线实地调查、督察。省临时防疫处于1929年1月3日正式成立，陈宾寅便于“四日午夜率同医务主任、防疫队长员 及各调查员出发，五日车抵公积板调查疫症发生原因”,了解发病状态、发病周期和疫情死亡人口状况，并掌握“疫症发生原因系由河西人传染而来”。接着他们到“萨县属东园村之代州营张才家”，了解其“于十余日前死亡”，计死亡30余人；又查毛岱新营村计死亡32人；7日到达包头县调查，了解“城内有一家八口均告死亡,并传染一医士”; 9日调查“一家两口均染，一已死亡，一在病中”,由 卫生部派去的北平中央防疫处的杨技士“前往病家实地查验，拟取已死之血及既病之痰，详为化验”；9日“回省垣”，但“派医务主任暨防疫队长仍驻包头，会同杨技士办理，并派医士携带药料驰往托县设法救治”。陈宾寅通过“亲往绥西萨拉齐县有疫各村切实检查”，一方面了解了疫区各县疫情、发病原因，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做到了对疫情心中有数；另一方面亲临萨县和包头县与当地县防疫人员接洽，既是对当地防疫的督促,也是现场办公和就地指导。正是这次实地调查与督察，通过监督指导，使疫区各县防疫分处先后成立，“积极防治，并由职处分派医士员警前往各该有疫区域，实地检查……职处医务主任苏瑞三……同中央防疫处杨技士镜检实系鼠疫”。经过对鼠疫疫情的隔离和防治，萨县和包头县的疫情逐渐被遏制。省临时防疫处的下一步防疫重点，是控制托克托县的疫情。在此期间，中央防疫处的杨技士继调查与指导萨县、包头两县疫情后，又于15日抵托县展开调查，并“取染疫者之血痰”于22日“携回”省城经“显微镜检查确系鼠疫”。由于对萨县、包头和托县三县感染者的救治，杨技士所带“药品用罄”于1月25日返回北平中央防疫处。杨技士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指导作用。
鉴于托县疫情蔓延，而绥远医疗设备、药品不足，技术相对落后，绥远省再次请求卫生部加派支援防疫力量，卫生部给予积极回应并作了部署。1月29日，卫生部复电绥远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称: “绥远徐主席勋鉴：……托县疫情猛烈，除电饬杨技士澄漳预备各种防疫药品，协同办理，并准备加添人员，候示出发。”卫生部复电的电文表明，徐永昌请求给予药品及派遣第二批防疫专家赴绥支援，卫生部予以大力支持。卫生部还致电绥远省临时防疫处处长陈宾寅交待绥远所需药品筹办情况:“所需鼠疫疫苗，业已电饬中央防疫处照发。疫苗用费，由本部筹付，请即派员赴平领用，数量报部备查。”该电文表明防疫疫苗费用,此次亦不需绥远支付而由卫生部筹付。1月30日，徐永昌再次致电卫生部，强调“托县疫势尚甚盛”,请求卫生部饬中央防疫处“就近派员，多带药品材料来绥指导协助”。1月31日，陈宾寅也致电卫生部，报告“萨包两县疫势尚不盛，惟托克托县属之祝乐沁等村先后疫死百余人之多”的情况。鉴于此，卫生部决定“续派技正周文达为办理绥远防疫事务主任，偕同科长景恩棫，技士马志道、曾普等，携带防疫药品器具,星夜驰抵绥远疫区”。
2月2日，卫生部决定派员。援绥人员计划于2月4日乘火车出发。为使援绥人员尽快到达绥远，卫生部部长薛笃弼不仅亲自与铁路机关联系 安排车辆，而且鉴于绥远匪情严重，请绥远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及太原政治分会主任阎锡山等军政首脑派武力保护卫生部防疫人员顺利赴绥。由此可 见薛笃弼考虑之周、之细。防疫专家临行前，薛笃弼又当面提出“赴绥远原为救民而牺牲,勿以火车 未备而延搁途中”、“革除一切官场旧习惯，表明中央纯为救人而尽职之至意”等具体要求，可谓语重心长，激励用意甚深。
2月7日，周文达等到达北平，因北平防疫处的防疫服及有关设备老化失效,遂在北平于8日添置应急药品、定制防疫衣及食物,经与绥远接洽, 12日乘车出发，14日晚抵达绥远省城，与绥远临时防疫处处长接洽。15、16两日，卫生部防疫专家调阅绥远疫区卷宗材料；17日下午,“召集绥垣各法团机关及各医院院长于防疫处，讨论保护绥垣 (归绥)事宜”。欲保护绥垣，必须尽早扑灭托县疫情。于是，18日早，卫生部专家周文达技正、景恩棫科长、马志道技士等即同陈宾寅等人赴托克托疫区，所带药械由马队保护同行；同时，留曾普技士等于省垣归绥办理后方防疫事务。周文达、陈宾寅于19日途中险遇匪百余，幸因军队已有戒备而“未遭劫掠”，是日晚抵达托县县城防疫分处。20日，周文达、陈宾寅召集托县党政商学各界人士开会，宣讲鼠疫预防办法、鼠类扑灭办法及简易消毒办法。马志道技士又在防疫分处设两室分别陈 列药品及各项器械,建立细菌检查室。21日，周文达等同卫生警察着防疫装束前往托县隔离所检查病人并取痰液带回检查。接着几日，周文达等向邻闾长发放疫情调查单并要求及时回收，印制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区,缮写标语分贴城乡，并根据病情报告赴患者处检查。至24日，托县未再发现新的疫情，亦无死亡病例。于是，周文达等3月1日起程返回省垣，3月2日下午抵达省城归绥。接着，周文达又转赴包、萨两县调 查疫情。他于4日到达包头，知包头县已无新疫病发生, 又到萨县调查,亦无新疫发生，遂于3月8日回到归绥。
图4 绥远省防疫处处长会同卫生部特派专员前赴托萨包东等县防疫出发时摄影（1929年2月18日）
这一阶段，部防疫专家周文达等在疫区可谓马不停蹄转，战各处，工作紧凑，日程安排密集，和绥远省当局紧密合作，就地指导，防疫效果显著，顺利完成了支援绥远防疫治疫的工作。
绥远自1928年9月出现疫情，至1929年3月，在绥远省政府主持与卫生部支持下，内外协力，疫情乃得肃清。绥远的防疫治疫工作，第一阶段只是一个展开的背景，第二阶段各县局部防疫，第三阶段在省政府统一指挥下工作方全面展开，乃至一鼓作气完成。绥远鼠疫未进一步蔓延，最终得到了有效控制。整体看来,可以说,绥远防疫治疫工作是成功的。
绥远鼠疫之所以能在第三阶段未再有蔓延、 扩散以至于2月下旬被肃清，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设立机构、建立制度、请求外援等重要措施外,还 有如下诸因素值得进一步分析。
其一，严禁人民掘取鼠粮、妄食鼠肉。省临时防疫处成立后,即发布禁止训令称:“疫氛流行，最易传染，稍一不慎，立见蔓延。本届绥西各县疫毒发生，固由兵燹之余疏于防范，要亦人民，不知摄生任性妄为有以致之。兹访闻萨该县一带往往有民众持械掘取鼠粮情事，既得鼠而烹，复取粮而饱，相习成风，恬不为怪，并不计及利害之所在。此风一长，何堪设想! 亟应严行禁止，以肃疫氛而重民命……倘敢故违，仰即从严惩办毋稍放纵，务期家喻户晓。”就鼠疫病源是掘取鼠粮、妄食鼠肉来说，杜绝掘取鼠粮、妄食鼠肉这一措施，当然是从根源上防止鼠疫发生的治本之策。省临时防疫处成立后，很快发布了这一训令。后来，防疫处又发训令，禁食鼠粮鼠肉并须火化死鼠。这些措施，对杜绝鼠疫发生可谓“釜底抽薪”。
其二，规定因防疫必要时须实施消毒。规定“地方行政长官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时，得于一定之区域内指示该区域之住民实行清洁及消 毒方法”。凡患传染病之家，须注意对患病者之居室及病毒污染可疑之地方施行消毒，须于消毒后加以扫除；消毒方法为烧毁、蒸汽消毒、煮沸消毒、药物消毒几种。对舟车等交通工具中有可能被污染之处用药物消毒处理。绥远省临时防疫处指出,“先施消毒得便易疗治”,“急性传染病，最注预防不尽心，传播自易流行，愈广扑灭愈难”。消毒对于改善形成疫情的“疫氛”环境，防止被动感染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防治传染疾病的基本手段和得力举措。
其三,施用必要药品预防与救治。一般认为, 近代疫情主要是有防而无治，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绥远此次疫情防、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绥远临时防疫处成立后，针对疫情，积极采取防、治结合的措施。绥远临时防疫处在给萨县分处应对 疫情的训令中明确给予“赶紧救治疫症，早日扑灭”的指示。疫情防治不是靠说空话就能解决问题的,要科学防治并要有实际效用。一是必要药品的施用。是时，绥远省积极购置防疫药品,后来 卫生部也曾支援药品，这为遏制疫情的蔓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1月,省临时防疫处在要求各县分处及时领回药品的训令中指出:“本处前由北平所购一切防疫药品，现已陆续运回。自应酌发各处以资运用”，要求各县根据“该县所发疫症情形，如需何种药品，应开具请单,派员来处具领，以资应用,而事预防”。据当时记载，赴平购买之防疫药品“计装长木箱二件、方木箱二件、小布包一件，大小共计五件”。如省临时防疫处1月指示萨县分处领“石碳酸二磅、疫苗三大瓶、佛儿麻林一磅、那夫笃儿半磅、避疫水三磅、棉花一磅、棉纱一磅并交由来警”。2月卫生部周文达技正赴绥时又带来一批药品。省临时防疫处2月指示包头分处具领“各种药品业已如数照发”，并要求其“妥为预防”。同月，省临时防疫处又指示托县分处派领“石碳酸六磅、疫苗二瓶、佛儿麻林二磅、棉花二磅、棉纱二磅一并交由来警”。这表明，防疫处根据疫情状况在不同时间点分批次发放药品。这些药品有疫苗、避疫药、消毒药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大力推广注射疫苗的防治手段。不仅对民众施用必要的药物予以防治，对于绥远军警，亦有施治。据记载，省临时防疫处给绥远警备司令部“送上鼠疫疫苗六大瓶”，要求“转发注射”。由此可见省临时防疫处对疫情施药防治考虑之周备。
其四，坚持隔离。隔离既是防，也是治。发现疫情后，只有及时地认真实施隔离措施，才能避免疫情的蔓延。绥远省规定的隔离办法主要有:“防疫以隔离为要，无疫之家不准到有疫之家，无疫之村不准到有疫之村；有疫之家或村其家人村人不准出外；倘需米面时应由县派巡警代购，至米面价格，有钱者由其自备，极贫者先由县垫发，事后在赈款内补之”;“无疫之村民倘到有疫村时，即不准再回无疫之村，应设置隔离所隔离7日无病时再准回村。其在隔离期内伙食由县发给，每人每日以二角为限”;“有疫无疫村人对人说话均须相隔在五尺以外；凡有疫村均用口鼻罩自防之”,“非吃饭时不准卸去”。这些规定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疫情的防治与控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实践中，隔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病人隔离起来给予必要的救治并避免病人的传染，此种隔离，是设立隔离所。据周文达了解，托县原设立了三个隔离所，当他们到托县时，因疫情得到控制，已减少为一个隔离所。在托县账房坪发生疫情后，省临时防疫处立即指令“设立临时防疫隔离所”。隔离所是专门设立对病人进行必要的集中隔离的场所,给患者施以必要的救治和隔离，由警察守护。二是为防止病毒由疫情村镇向 非疫情村镇的扩散，对村庄和交通要道进行堵村和阻断交通的隔离。如省临时防疫处得知托县西北和东南两区发生疫情后，立即指示托县分处迅即派得力员警分赴办理，“将邻近各村暂断交通，俾免蔓延”；在托县账房坪发生疫症后，省临时防疫处亦指令该县分处“仰暂绝交通”。暂绝交通，既包括疫村与非疫村之间的交通，还包括有疫情的县与无疫情的县之间的交通。如周文达发现，归化县与托县分界处，“设检疫处与其间，以防疫毒侵入之虞”。三是封堵疫情村社。如当萨县疫 情发生时，绥远省政府经研究后令该县“已病者赶紧隔离，未病者从速预防，村民外出，倘需食物，由县购送”。从材料看，显然是将有疫情的村庄封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无症状村民带病外出扩散疫情。后来萨县沁东园村一带及托县、包头县相继发生疫情时,省政府在给卫生部的电报中表示“即经饬令该村人民暂停行动,赶紧隔离”, 并要求“电令各该县督饬防疫人员迅将无疫处所慎加防御,有染地方赶紧隔离”。所谓“该村人民暂停行动，赶紧隔离”和“有染地方赶紧隔离”，就是将发生疫情的村社进行封堵，实际上是“居家隔离”和“封村”隔离。以上各种形式的隔离，均带有强制性，对民众的出行、活动乃至经济发展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这些又都是为防治疫情扩散必 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及时隔离，对于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具有根本性意义，否则后果更为严重、更危险，付出的代价更巨大。隔离是此次 绥远防疫整体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五，积极运用宣传手段,对民众进行防疫心理动员。绥远防疫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特别重视宣传和动员。绥远省临时防疫处设置了宣传员8人, 专门负责宣传事宜。县临时防疫分处,也设置宣传员。绥远省临时防疫处就曾指令“萨县分处呈报宣传员赴第四区宣传防疫情形”，并明确要求“认真赓续宣传，并将所到地点、宣传情形分别列表、编词随时迳呈本处，以期敏速而免延误”。省临时防疫处在给包头县宣传员郭子文指令中先肯 定了其呈报的“宣传日期、地点暨演讲大意各情办 理甚是”,继而指出“惟疫氛旋起旋灭,端赖预防，稍不经意,一纵即逝,仰加意调查,竭力宣传,随时 详细具报备核”。可见，省临时防疫处对宣传事宜随时指导、督察。不仅如此，宣传工作还分阶段进行。如归绥县宣传员张聚星、韩勇给省临时防疫处呈报了“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宣传防疫 情形”及演讲“编词”；继之，张韩二人向省临时防疫处呈送了第二次宣传报告情况；随后他们向省临时防疫处报告了二月六日至十五日“第三次工作报告”；后来，张韩二人又向省方函送了第四次工作报告。其后，归绥宣传员又根据要求函送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工作报告。可见宣传工作是有计划、分阶段有序展开的。
县宣传员在宣传时深入乡村基层，面向村民，如萨县在给省临时防疫处的呈报中就叙及“宣传员马登云、张光汉赴各村宣传”的情形。宣传就是告知民众鼠疫的来源和危害、预防的措施和方法，告知民众要学会预防。演讲是宣传的基本方式。归化县宣传员韩芳在其演讲中通俗、形象地讲解了鼠疫病毒的致命性危害、病毒致病的原理和预防的方法，其中讲道:“瘟疫是什么?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它发生的原因有好几种。有的人吃了老鼠吃过的食物所发生，有的老鼠本身上的虱子跳到空间集聚一处发生的。但最普通的是由肮脏的地方发生，因为一肮脏，就容易发虫子。厕坑内的毛虫，便是一证”。“预防的时候，第一饮食起居要小心，第二要拿石炭酸水或臭油时常洒在屋内，第三拿石灰涂抹厕所墙壁，第四不要接近有疫病的人，第五如有急病赶快报告防 疫处检验”。包头县宣传员郭子文的演讲则利用病毒的严重危害来劝说人们进行防疫,他说:“这宗病比别的病大不一样，要是一个人得了，就要传染一家,甚至四邻全街，或一村，都要毙命，你看这疫病,可怕不可怕呢?”因此他规劝“无疫的地方，切莫要到有疫的地方，最怕被他们有疫的人传染，再者：有疫地方的人，不准教他来无疫的地方”。郭子文又讲了戴口罩和注射疫苗的必要性:“疫毒是菌虫，这个东西极微细，人是看不见他的，若要吸入口鼻以内，人就头疼，咳嗽，吐痰，唾血，性命就不容易保的，所以要赶快设法防范，教这宗毒菌，不能让他，钻入人的口鼻，就是每人用个口鼻罩，像兄弟带的这东西就是，要是到了有疫的地方，可把他带上，非到吃饭时候解下来不可，多制几个，互相替带，将带过的，放在极沸的水里煮之，或用笼饭蒸之,以扑灭菌虫。又有一宗防疫的法子，实在好的很，就是疫苗，在人身上用针注射，预先能防疫毒，不害其身，你们如果预防的时候，赶快到县政府防疫分处，注射疫苗，疫苗及手续费都是不要钱的,这机会也是很好,切不要错过。”
除了宣传员在乡村基层演讲宣传防疫外，绥远省临时防疫处官员及卫生部专家每到达疫情县后，也要召集地方士绅及各界人士演讲疫情的危害和防疫方法。如2月20日，省临时防疫处官员和卫生部专家到达托县后,县长请陈宾寅厅长及周文达技正等给县党部、商会各界代表、各区区长及各闾邻长300余人演讲报告。卫生部专家到绥远省城及疫区各县，也都就疫情及其防治进行演讲与民众动员。县宣传员除了演讲外，还担任调查本县疫情动向、应对措施并向省政府直接汇报的任务。如省临时防疫处在给东胜县防疫宣传员梁省瑞的指令中就叙及梁呈报中“称断绝有疫村民往来,俾免传染,办理甚是”,这表明梁省瑞向省方汇报了上述情况，而省临时防疫处给梁省瑞的任务是“仰仍加紧宣传，确实查察，随时列表具报”。由此可见宣传员承担了将省和卫生部的防疫政策、措施和方法向基层“宣传”，并将在基层“查察”到的防疫状况或问题及时向省方上报的信息沟通的任务。除了演讲外,发布布告和传单也是当时重要的宣传手段。限于篇幅，兹不絮叙。宣传初看起来不如救治和隔离等那样直接和重要，其实，通过宣传将鼠疫的危害性和可预防性两方面的知识告知民众,使防疫事宜家喻户晓，从而使广大民众自觉参与防疫，其效力并不亚于救治和隔离。其六,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一是此次疫情防治过程中一再特别强调的急迫性和时间性。如省临时防疫处令“前往托县携药施救”中所称“星夜 携往驰救”的急迫性；令“萨县分处督同员警赶速 防疫以免蔓延”中所要求的时间性;令萨县“赶紧救治疫症，早日扑灭”中所强调的急切性;因托县疫情蔓延令“苏主任于最短期间在托救治矣”中所强调的急切性，等等，都显示了省临时防疫处成立后，把防疫工作作为中心急迫工作，整个工作中有着一定抓住防疫时机、否则“稍不经意,一纵即逝”的明确危机应对意识。这是对疫区人民生命的尊重和负责。在防治烈性传染病问题上,抓住有效防治的时间与防疫效果有很大关系。有很多传染病之所以造成大面积传染的严重后果，就在于早期没有果断抓住关键时期以致失去了防疫的大好时机。绥远省政府正式成立后设置的临时防疫处,及时全面地开展了防疫工作，基本上在短时间控制并肃清了疫情。在疫情尚未大面积扩散前进行及时全面防治，是防疫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原因。二是充分调动和利用各方力量共同防疫。除了省临时防疫处和各县临时防疫分处这个主要防疫网络外，其他力量也参与了防疫工作。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绥远的基层网络中的区村闾邻基层组织和当地的警察组织。这两个组织具体承担防堵隔离的主要工作。警察是政府的正式组 织网络,负责维护区域秩序、承担防控疫情的重要 任务,但往往是外在于乡村的力量,而区、村、闾、邻则是乡民的“在地”组织，警察力量乃至防疫专家的救治都要通过与基层组织的闾邻长结合而得到落实。因此，警察力量网络和乡村基层权力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参与力量。当然还有绥远医疗界、商界的积极参与。三是必要的惩奖措施。防疫如战场,面临疫情严重的危险,为战胜疫情,推 进防疫工作的有效、有序进行,必须惩治防疫不力 者,奖励出力、有功者。省临时防疫处对托县公安 局局长冯树勋因“事前既办理失当,事后复裹足不 前,近日并畏传染称病不出”,立即“撤差示儆”,并令各县分处知照；对因匪情未能及时到任的东胜县长，严加督察，令其认真办理防疫，指出“该县长，对于防疫事宜，迄今竟无只字报告，殊属玩忽已极”，饬令其“速查照迭次电令，认真办理，随时呈报核转，勿再仍前忽视于咎，切切此令”,予以严肃督促、警告；在疫情结束之际，则给予出力、有功人员以奖叙,“在事异常出力员警，不无征劳，足录自应分别择尤(优)奖叙，以资鼓励”。这些措施，对于维护防疫工作纪律，增强防疫责任意识，促使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地投入防疫工作,是必要的;对于以后防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图5 绥远省防疫处处长会同卫生部特派专员前赴托萨包东等县防疫出发时摄影（1929年2月18日）
这次疫情控制如何? 有何需要特别注意之处? 通过以上对绥远1928—1929年疫情的发生、应对治理过程及控制疫情的诸因素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次疫情传播、治理的大致状况。如果把此次疫情放到近代中国疫情发生史的背景下观察，对这次疫情的控制状况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近代中国鼠疫疫情影响最大的一次，当属1910年东北鼠疫。据载它最初在满洲里发生，后传染黑、吉、辽三省及关内河北等地，计 死亡6 万多人。可见鼠疫如果控制不当,会导致大量人口感染和死亡的严重后果。而1918年绥远地区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鼠疫，当时绥远还是特别区域，由于控制不力导致“全区八县蔓延殆遍”。据当时调查 “疫亡人数一万三千余人”，实际疫亡远不止调查所得人数，负责办 理此疫的官员估计因“隐匿不报，暨调查未周者，其数约三万余人”,仅萨县一县 据报告疫亡“约计一万三千人”。而与前两次疫情相比，1928—1929年绥远鼠疫染病者据统计有2000人，死亡者据官方称有500余人，实际上不止此数。有材料显示，1928年腺鼠疫死亡500人 和1929年肺鼠疫死亡667人，两类鼠疫死亡共约1160多人。应该说，疫情扩及萨县、包头、东胜和托县四县，疫情范围并不小，但与1918年的绥远疫情“全区八县蔓延殆遍”、死亡数万人的严重情况相比，这次疫情在四县并没有普遍蔓延开来，基本上能控制在“点”的状况,这就大大地控制和减少了传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就此而言，1928—1929年绥远疫情的治理，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有效的。
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如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人 和”是关键。就绥远省情况看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省民政厅厅长兼省临时防疫处处长陈宾寅及其所属广大防疫人员的共同努力，加之卫生部部长薛笃弼的大力支持，以及他所派两批防疫专家不畏疫情危险赶赴疫区支援指导并参与防治，上下一心，这是战胜疫情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其中，徐永昌、陈宾寅和薛笃弼三人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徐永昌于1928年10月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徐是山西崞县人，做派务实。省政府成立后他为应对疫情成立了省临时防疫处专负其责，这一做法非常及时有效。疫情危机之际受命肩负此重任的省民政厅厅长陈宾寅，1918年山西鼠疫流行时任山阴县县令,当时他防疫治疫即颇为得力。有此经验与经历，故而他被任命为省临时防疫处处长后，面对疫情迅速行动，对外频频联络卫生部求得支援,对内组织有序、有力，并亲临疫区指挥处理。但绥远地区偏僻,防疫技术落后，防疫力量薄弱，物资供应不足，徐永昌和陈宾寅认识到仅凭己力有诸多困难，因而及时向卫生部薛笃弼求援。薛笃弼和徐永昌都曾为原国民军系统出身，有相近的历史渊源，徐属于国民二军系列，薛属于冯玉祥国民军一军系列，其时被冯玉祥推荐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薛务实精干，新任部长不久，正图进取，因而得知绥远疫情后特别关注，及时派防疫专员、专家前往绥远疫区奔驰支援。这就使得在绥远疫情危急之际，能得到卫生部有力支持，防疫工作得以及时、全面、有序展开，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很快肃清了疫情。这里突出徐、陈、薛三个人的重要性，并未有否定其他力量重要的意思,而是说明这三个人是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没有这样的人物，疫情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二是和平稳定环境最宝贵。疫情爆发的1928年底至1929年初，正是连年战乱的中国北方难得的一段平静时期。此 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第二次北伐统一北方，正值蒋、冯、阎三巨头尚处于蜜月期，虽有分歧但大体上还保持合作，但随后蒋与阎、冯又起冲突并爆发了“中原大战”。正是在这个难得的和平期，绥远疫情爆发后才能上下一心全力防治。这和1918年中国当时的南北分裂状况不同,当时皖系控制北京政府，正力图以武力统一南方。政府的注意力在国内军事纷争，因而对偏处西北的绥远一区疫情关注不够，待绥远疫情四处蔓延后再出援手，为时已晚，从而造成数万人因疫症死亡的严重后果。而此次疫情恰恰躲过了此前和此后的战争期这一劫。此宝贵环境可谓为“天时”。三是科学防治最有效。此次疫情防治主要是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防堵和隔离等有针对性的措施。这些办法，表面看很平常，却是防治急性传染病迅速扩散的科学有效的不二良方，是前人总结出来的防疫的宝贵经验。在实行防堵和隔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卫生警察制度对于在疫区切实推行严格的防堵和隔离措施,维护防堵纪律与民众生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工作是由警察负责实施的，公共卫生部门与警察部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做既便于维护防堵与隔离秩序，又便于专业性防疫工作的开展。此外，基层闾邻制度，也是实施防堵和隔离的重要保障。这些制度安排,对于规模性、群体性的广大乡村基层民众传染病的防堵、隔离和防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细微区间管理的地方性权力网络，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基础性保障作用。有些流行病之所以蔓延, 就在于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堵和隔离,而防堵和隔离能够有效实施,在近代卫生知识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具有强制力的卫生警察制和闾邻制的作用就是必要的了。防堵和隔离之所以能够有效实施，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绥远省决策层的科学决策和在实行上的果断有力。
当然，从疫情的实际发展来看，以后见之明而论，如果1928年9月绥远特别区改制前,绥远都统李培基当时能够及时控制疫情于萌发之时,那就是最佳状态了。然而历史往往会留下遗憾。彼时疫情之所以没有被及时控制, 一是当时河西地区有匪患, 李都统派遣的医官不能前往调查,无法了 解疫情实际状况; 二是随后绥远改制，绥远权力系统出现了短暂的空当期。这些都是客观条件的制约，并非完全由得个人意志，但却使疫情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受到应有重视。这段时间从9月到11月，有近两个月。它导致了疫情由9月初的包头一个县扩到东胜、萨县和托县计达 四县范围内。应该说，最初的疫情防控耽误了相当多的宝贵时间，失去了早期的防治机会。从人命关天的疫情防治来说，它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和深深的遗憾。这是研究历史者不能回避的。好在绥远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口流动规模较小，疫情在有限的时间里没有广泛传播。但是，如果在交通快捷、发达的今天，疫情发生后未在第一时间进行防治，待到疫情发展到一定规模再进行控制，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今正在发生的新冠病毒流行状况表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团结合作、共度时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由绥远疫情个案所得出的“人和是关键”、“和平稳定环境最宝贵”、“科学防治最 有效”三点经验,对当今人类应对疫情仍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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