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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谈当代中国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简要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当代中国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二、 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
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这些档案都是原件。在中国方面没有全面开放档案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 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
因为他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但是他的研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以后所编，其中有一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 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
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
五、 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
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
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有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 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在江西瑞金检阅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也都跟着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2. 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抢救史料；3. 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研究建国后基层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六、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