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纳大数据】广州地区行贿罪大数据报告
广州地区行贿罪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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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行贿罪大数据报告
前 言
2016年11月18日,我所推出《广州地区受贿罪大数据报告》，对广州地区的受贿罪案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该报告获得好评。为了更深度地研究贿赂犯罪，同时考虑到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对合犯罪，我所今日推出《广州地区行贿罪大数据报告》，从另一个角度探析广州地区的贿赂犯罪，以期对刑事辩护律师开展更有效、更精准的辩护有所帮助和启发。
本次报告的案例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聚法案例数据库，我所选取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内2006年-2016年期间的142份行贿罪裁判文书，从行贿主体基本情况、行贿对象、律师辩护意见采信情况及二审案件审理情况等维度进行分析，并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对比研究后，最终形成本报告。
一、广州地区行贿案件基本情况
（一）行贿人员行业和职务情况 ——工程相关行业是行贿案件高发区
通过检索行贿人员的行业和职务，可看出工程、业务招投标领域是行贿罪案发重灾区，为了承揽工程或业务向相关负责人行贿的人员占据被分析样本的65%以上；其次是医药、医疗设备销售代表，占比高达7%; 位列第三的为被拆迁户，占比4.2%；而房地产商、房屋中介占比3.5%。
（二）受贿人职务分布——以国家公务员为主，基础党政负责人为受贿主力军
根据统计，受贿人为公务员的共66件，占比46.47%；受贿人为国企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共69件，占比48.59%。
在公务员中，基层（街道、镇街）党政负责人为受贿主力军，与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国家机关部门（如规划、建设、国土部门以及拆迁部门）也是受贿重灾区。
另外，公检法部门人员涉及受贿的数量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此三类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人总数的近七成。
该结论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所形成的结论基本可以吻合。
而在国企、事业单位人员涉及行贿案中，医院、学校为受贿重灾区，占国企、事业单位受贿人员总人数的42%。
二、广州地区行贿案件中行贿对象、行贿数额、行贿原因、取保候审统计分析
（一）行贿对象 —— 以传统的纯现金方式占比最大
根据统计，行贿案件中，以纯现金形式行贿的有130件；现金+购物卡形式的有5件；股权方式行贿的有2件；通过银行转账完成行贿的有2件；以现金+实物形式行贿的有3件。
（二）行贿数额 —— 主要集中在3万-20万、20万-100万两个区间
根据统计，行贿数额在3万元以下的有4件；行贿数额在3万元不满20万元的有82件；行贿数额在20万元不满100万元的有45件；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不满300万元的有9件；行贿数额超过300万的有2件。
上述数据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中的受贿金额数据基本吻合。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分析样本中，行贿数额最高的行贿人为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前律师。该被告人为了取得良好案件效果，在前后长达10几年间，多次行贿某法官，总金额达600多万元。
（三）行贿原因分析 —— 多为承揽或投标工程项目而行贿，其次为销售或医疗设备而行贿
为承揽或投标项目、工程或优质地块： 94件
为销售医药或医疗设备：10件
为犯罪或违法逃避惩罚： 3件
为少缴或不缴社保： 3件
为多拿征地补偿款或青苗费： 6件
为取得特许经营资质： 3件
为承租低价或优质物业： 5件
为避免违章建筑被拆除： 3件
为取得购房资格违法过户：3件
其他原因: 12件
（四）取保候审情况
1、取保情况 —— 取保成功率高达65%
行贿罪中，成功取保的案件有92件，未能取保的案件有50件。从数据上分析，行贿罪的取保成功率较高，可达65%。
这跟受贿罪的取保成功率恰好相反。在受贿罪大数据报告中，受贿罪取保候审成功率不到37%。
2、取保机关 —— 以检察院批准取保为主。
根据统计，92件批准取保候审的案件中，检察院批准取保候审的有71件，占77.17%；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的有2件，占2.17%；检察院和法院同时批准取保候审的有19件。
其中有1件的犯罪嫌疑人先被检察院批准取保，后又被检察院以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刑事拘留。
三、广州地区受贿案件刑事责任情况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总体情况
142件行贿案件中，无罪的只有1件；免于处罚的只有1件（主要原因是行贿金额小，且主动交代罪行）；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件；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87件；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2件；而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只有1件。
（二）缓刑情况
在被分析的样本中，缓刑案件比例高达80.2%。
3年以下有期徒刑共129件，其中判处缓刑的有114件，占据刑期在3年以下案件的88.37%。
（三）取保候审与缓刑的关系
一般来说，取保候审的案件都可以判处缓刑，本次分析样本中，92件被取保案件中，90件经法院审理后被判处缓刑；1件被免于刑事处罚；1件被判处实刑。
（四）行贿罪与受贿罪量刑对比
从这一组定罪量刑数据来看，虽然行贿罪与受贿罪为对合罪，但是从数据上明显的体现，国家对于受贿罪的惩处力度远远大于对于行贿罪的惩处力度。
（五）数罪并罚
在142件案件中，涉及数罪并罚的案件为14件，占比9.85％。
而在14件涉及数罪并罚的案件中，同时犯受贿罪的有8件，占比57.12％；同时犯贪污罪的有1件，占比7.14％；同时犯挪用公款罪的有1件，占比7.14％；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为4件，占比28.6％。
（六）自首、立功对量刑的影响
自首、立功对量刑有重大影响，但是自首、立功在行贿罪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大提高了缓刑的几率。
在行贿罪案件中，自首案件多达107件，未自首的为35件。存在自首且法定刑在3年以下的，90%可以判处缓刑。
被认定为立功的案件数量极少，在142件中，只有5件被认定为立功。一旦被认定为立功，对量刑极为有利。
四、广州地区受贿案件辩护情况及辩护意见采纳情况的相关统计分析
（一）受贿案件聘请律师的基本情况
在142件案件中，聘请律师的案件为99件，高达69.7%，远远高于全国的刑事辩护率25%。而在聘请律师的99件案件中， 有2位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有45件，1位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有54件。
（二）律师辩护意见被法院采信的情况
在99件有辩护人的案件中，除极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对定罪大多无异议；辩护律师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量刑，辩护意见主要如下：
五、广州地区行贿案件中二审审理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行贿罪的二审现状，我所特意下载了威科先行、聚法、无讼、裁判文书网等几个数据库内现有的广州地区的全部行贿罪二审文书，并通过逐篇筛选，删除重复文书，最后收集到35份有效裁判文书，从改判情况、改判原因等多维度进行分析。
（一）二审启动原因
二审启动的原因主要有3种：
1、被告人上诉，33件；
2、公诉机关抗诉，1件；
3、被告人上诉和公诉机关同时抗诉，1件。
（二）二审审理结果
二审维持原判 20件；准许撤回上诉或抗诉 3件；发回重审1件；直接改判11件。
从目前的数据看，改判率相对比较高，超过30%。但鉴于本次收集的样本数量有限，尚无法确认该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三）上诉原因分析
在33件因上诉启动二审的案件中，上诉原因主要如下：
（四）改判情况及改判理由分析
1、二审改判中，改判不构成行贿罪，构成共同受贿罪的1件；免予刑事处罚的1件；刑期不变，改判缓刑的2件；其他7件均是改判量刑。
2、减轻刑期幅度 【调低幅度=（一审刑期 - 二审刑期）/一审刑期*100%】
改判减轻量刑的7件案中，减轻幅度最高的为60% ，由一审的5年改判为2年。
减轻刑期幅度最低的为20%，由一审的5年改判为4年。
减轻幅度在20-30%的为3件；减轻幅度在30%-50%的为1件；减轻幅度在50-60%的为3件。
3、通过分析11份因上诉而改判的裁判文书，改判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直接以一审量刑过重减轻刑期 7件，占比63.6%；
（2） 一审遗漏确认自首事实，二审改判缓刑 1件 ；
（3）数罪并罚中，不构成行贿罪，构成他罪 1件 ；
（4）一审查明数额有误，二审予以调整 1件；
（5）因上诉人身体原因，改判缓刑 1件。
（五）公诉机关抗诉情况
在本次分析样本中，公诉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有2件，1件以公诉机关撤回抗诉结案；1件是由于抗诉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定罪错误，对被告人判处了轻罪，量刑过轻。二审法院支持了公诉机关的抗诉，予以改判，但因该案被告人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在定罪上支持了抗诉意见，量刑反倒有所降低。
（六）小结
通过分析二审审理情况，二审案件有几个特点：
1、只以不构成行贿，而是正常经济来往作为主要上诉理由的，二审驳回上诉的可能性非常高，无罪辩护难度非常大；
2、 如以量刑过重，数额有异议作为主要上诉理由的，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是判决书也未能详细说明改判原因，更多依赖于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3、在新旧法律变更时，辩护人要善于利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角度为被告人争取权益。
六、结论
通过对行贿罪和受贿罪进行大数据对比分析，2种罪名在实务中的共同点：1、自首比例高；2、辩护率高；3、行贿数额和受贿数额是控辩双方的重要争议焦点；4、辩方主要做罪轻辩护。
同一案件中，行贿案件的处罚力度相对轻于受贿案件，行贿案件的取保和缓刑条件相对较宽松。作为行贿罪案件的家属，如需取得良好辩护效果，应尽量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争取更多取保候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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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法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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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 ——艾伦·德肖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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