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没有陆家嘴：澳洲金融圈男子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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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李说，他真的受不了上海陆家嘴的生活了。

十多年前，当“大李”还只是“小李”的时候。

来悉尼前曾在一家中资资管公司上班的他，回忆当时同事间闲下来的时候，就坐着聊天开始盘对方的底，“哎，小李你今天带的表不错啊。”

“还好，五万多吧。” 

“那你这表挑得有水平，毕竟是不能比我们经理那只八万多的贵嘛。”

事实上，似乎对于许多出没在陆家嘴的男子来说，衬衫袖子永远不会嫌短，且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卡在半截手腕的“关键部位”——或许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裁缝。

大李早年间来悉尼留学，又自嘲以“金融民工”的身份在陆家嘴待了几年，最后还是颠颠地回了悉尼。

而对于前阵子引起热议的码农“996”工作日常，大李心生感慨，想着可能是现在时代变了：

毕竟自己当年，每天基本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七天，一半时间是在出差，还得时时刻刻怀揣着KPI的压力。

眼看着公司年薪400万（港币）的高管离职了，某某董事会女秘书又和银行行长好上了、最后东窗事发拿了100万（人民币）“分手费”；

可自己却在三十多岁的“中年危机”降临时，仍然徘徊在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年终奖还只有20万（人民币）——连买辆凯迪拉克都不够。

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大李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悉尼。

现在的他，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上了4：30pm就可以下班回家岁月静好的生活。

2

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在解除管制后疯狂扩张的阶段，在90年代保持了继续增长，步伐也逐渐与世界金融市场更加一致。

1995年，澳洲证券交易所的营业额达到创纪录的1330亿澳元，即每天5亿澳元，这是三年前水平的两倍有余；1995年底的总市值为5460亿澳元，是十年前的5倍有余。

澳洲金融市场的繁荣，使许多人都踏入了这个行业，那时刚从中国来到澳洲不久的John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在澳洲有很多华人在做这行。只是入门很容易，生存却很难。”

这些年，他见到有人成为了亿万富翁功成身退，选择在某个东南亚小岛上安享余生；也有坊间传奇王牌基金经理，却因某次判断失误遇上暴雷而再难翻身。

已在悉尼做了近三十年的财富顾问的他，按照他的原话说，等做到他这个年龄，其实对名利早已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了。

这期间，虽然换过三家不同的公司，但反正做这行的，走了客户也跟着走。其中有不少老客户，跟了他十来年。

说实话，其实本来John约了我8：30am吃早饭——这其实也是身边金融男女的一般作息习惯。只是我家地处偏僻，虽然也在悉尼，但每次去市区就好像从上海闵行区到陆家嘴的距离一样，于是我们就改到了下午见面。

John当日的穿搭示意图 （图文无关）

见面时，他穿着一身休闲的衬衫毛衣与牛仔裤，只是在发型上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

而当我了他为什么今天穿得这么随意的困惑时，他反而笑着卖起了关子：你知道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都装了什么吗？

不过他倒是痛快地揭开了谜底：

一套全套的西服，一件衬衫，一双鞋子，几条领带，几对袖扣。

袖扣对于男人来说，可能就好像是耳环对于女人（图文无关）

他表示，其实这还要感谢当初硅谷发起的“Casual Friday”（周五随意穿搭），现在大家基本穿得都比较随意，也没人打领带。就是见客户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正式打扮一下。

当然，我还是八卦问了John悉尼的同事会不会像陆家嘴的一样，盘问他戴什么表花多少钱买的。

他云淡风轻地笑了笑：“不会。”

他补充，如果说非要有什么Old School悉尼金融男们的“标配”，那可能就是一双鞋、一支笔。

鞋就一双澳洲百年老牌R.M.Williams的靴子，由于经常需要到处跑见客户，所以穿得舒服非常重要，他说他穿着的那双甚至已经送去换过几次鞋底，但是鞋面却仍然完好且越穿越软；

笔则是一支MontBlanc的笔，给客户拿来签字行云流水。

越来越年轻化的Montblanc也开始紧跟时尚潮流，这款是与潮牌vetement的联名款，加上税约2200澳元 / 来源：The List

“只是现在也都是电子签名了。我抽屉里原先放着好几支，如今早都荒废了。” 

John感叹道，他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化。

随着证券交易逐渐开始走向电子化，曾经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在证券交易自动交易系统（简称：SEATS）登陆澳洲三年以后，澳交所交易大厅在1990年正式关闭。

与时俱进的电脑技术，最终取代了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黑板粉笔”交易大厅时代。

1987年10月20日开盘前布里斯班证券交易所(Brisbane Stock Exchange)交易大厅里的寂静 / 来源：couriermail

1997年SEATS 97系统的推广，则使股票经纪人能够进入他们自己的交易系统，并允许其在国际上以及在澳大利亚各地访问，使订单和交易确认在客户之间的流动实现了自动化。

John在当年亲眼见证了这个巨大的改变。他说，“原来公司都是一张张长条桌子，桌子上放满了电脑，电脑前坐满了人。那时做了什么交易都是喊出来的，周围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图文无关） / 来源：GlassDoor

他对此有些心生感慨，“再之后，有些同事就消失了——反正在家或咖啡馆都能远程工作，现在有人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吧。”

他说起当年公司最忙碌的时候，座机上十条电话线都是满线，闹心的是这端一个2000澳元业务的客户偏偏问题问个不停，另外一端有个20万的大客户还在电话那端等着。客户虽小，却不敢得罪，只得好声好气地说麻烦您再等等，按了Hold这才可以稍稍脱身处理大客户的事。

John说自己还得感谢互联网的进步。

虽然这些变化，使他需要适应新的操作方式，也需要适应市场上散户给市场上带来更大的流动性，但同时这也大大提高了他的效率，也节省下了许多原本“吃力不讨好”的精力。

再遇到一些资金量比较小的客户，他就婉言拒绝并推荐对方去在线平台，操作简单收费率也低——毕竟这笔资金在他这儿有可能赚来的几百块，或许还比不上付给他的咨询费贵。

他指出，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其实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秩序与环境，因此虽然在澳洲金融业丑闻也有，但相对中国国内还是好多了——在这点上，身在澳洲的投资者就幸运多了。

John一脸正经地表示，他其实现在都理解不了中国的“非法融资”是什么意思，“融资就融资好了，为什么说是非法”。

他补充，陆家嘴的一些“歪风邪气”其实说到底，都是被东南亚、香港、台湾的证券市场从业人士“带偏”的。

而对于我本来想象中澳洲金融圈“声色犬马”的生活，他自嘲自己其实早已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轨迹：

一般早上7点半到公司看一看新闻，9点左右晨会，给客户打几个电话，10点开盘4点收盘，基本停盘后就回家了，有什么事也会留到次日再处理。

他说起其实当年也曾有过上班下班天天泡在酒吧的生活，不过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沉淀下来，有了孩子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上一次见到John的时候还是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公司酒会，那天他喝了两杯红酒之后就匆匆告辞回了家。他看见我杯子里的香槟，颇有些大智若愚地说道:

“可能你还没有到可以真正品味红酒的年龄。”

John说以前也曾经每天都会和同事去Establishment Bar喝几杯/ 来源：Urban List

虽然也时不时会听到一些桃色新闻，他倒对此看得比较透彻，“倒也不一定就是出轨——只是做这行的，往往聚少离多，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另一半自然会不满。”

3

在一家资管公司上班的小唐，虽然年纪比John小了几乎整整两轮——但他低调简约的着装风格与生活轨迹，却几乎与正处“半退休”状态的John几乎雷同。

当问起他的业余爱好时，他的回答是：

回家做饭、打篮球、健身（一周三次的频率）。

他说自己一般尽量会约在早上或中午见人，这样一下班就能回家陪妻子孩子。

我突然意识到，或许在悉尼的金融圈华男们，可能一个个都像公司冰柜里的依云矿泉水一般纯净。

小唐说，周末一般还得陪孩子去打球，自己除了打篮球之外也基本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了——但最近他在研究品鉴红酒（红酒×2），可能会考一个WSET品酒师证书（据称只由英国伦敦总部颁发）。

来源：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

其实我本来想劝小唐，我见过了太多大佬们喝红酒时手都直接搁酒杯杯壁上，然后两年的酒还要醒一醒——有时候，还是少懂点酒，就是少给自己添点堵。

当然，这些话我没敢和小唐当面交流（虽然估计现在也看到了）。

由于工作需要，小唐常常与各大企业高管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而如何成功地打开话题，曾是他刚入行不久遇到的最大障碍。

他虽然在高中时代就来到澳洲，但仍然不能否认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为自己所带来的交流障碍，而且很多时候，澳洲本地人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截然不同，也会给“破冰”带来一些困难。

不过发展到后来，小唐连对澳洲最近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甚至各个区支持的澳式橄榄球队都了然于胸。

传说中土澳气息最浓厚的装修主题电视节目The Block（图文无关）/ 来源：宣传照

小唐表示，其实金融圈的范围很广，银行柜员是在圈里，分分钟出手上亿资金的基金经理也在圈里。

他说，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他的生活是表面光鲜的，比如出行商务舱入住五星级酒店，但是其实这个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

他补充，其实要在金融圈里想要观察一个人生活质量如何，也并非看他穿戴是否讲究——而是看他住在哪个区，有几个孩子，都上的什么私立学校，学校又安排了什么活动。

事实上，在过去6年里，澳洲顶级私立学校的学费上涨了25%以上，这也标志着孩子进入七年级的家长人数自2013年相比大幅增加。

比如著名的SCEGGS Darlinghurst女校，十二年级的学费已经涨至了每年3.8万余澳元。

SCEGGS Darlinghurst / 来源：News Limited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高级讲师戴维·津吉尔(David Zyngier)指出，学费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生活成本，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截至2018年9月的12个月里上涨1.9%，在过去6年内上涨9%。

津吉尔表示，“这些家长们为每个孩子的一生其实花费了50万澳元的私立学校学费。”

当然戏剧化的故事也永远在朋友圈中传说。

比如某某行长和PA好了，某个美国商业背景的伊朗人在新加坡娶了三个老婆，某个游戏公司包了一个小岛开庆功宴，还总有人在酒吧几个shot下肚就开始就地做俯卧撑。

但是这是别人的世界。小唐说，“与其有时间喝酒，我还不如做些有意思的事情。”

采访的最后，小唐对于无法向我提供预想中更为劲爆的悉尼金融圈爆料连连抱歉，“真不好意思，我的生活比较无聊。”

4

采访完这几位金融男，我突然意识到，照这样岁月静好的写，《澳洲财经见闻》的读者可能会大感失望。

毕竟，网络上关于陆家嘴的热文，都是“前女基金经理控诉渣男：投行爱约炮，券商爱嫖娼，基金喜欢睡前台和销售，体制内容易和同事闹闹婚外恋，外资行和私募基金的同业对外围女的行情了如指掌”这类风格。

但是大李说，悉尼其实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陆家嘴渣男”。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也不一定非要用你的道德观念去审判他人。

正当我苦于没有思路的时候，热心肠的John指点我说，或许我应该去附近的Establishment和Republic酒吧坐一坐“寻找灵感”。

我本来还想去看看大家比赛喝酒做俯卧撑的盛况——但是小沈及时阻止了我，他说那两个地方都太挤了，带我去了GPO地下一层。

GPO Building / 来源：Tripadviser

其实对于一个周五晚上来说，酒吧当晚的情况并不算十分繁忙。很多卡座都空着，大多数人也只是静静坐着和身边朋友轻声细语地聊天而已。

我还观察到隔壁桌的4个散发着金融圈气场的男子，一人叫了一杯生啤，然后一杯喝了足足近两个小时之后离场。

其实本来我们约的咖啡，但小沈说咖啡太没意思了——不出意料地，他也和我说起自己很喜欢红酒（红酒X3）。

但我说这样喝红酒太没意思了，我们还是喝Tequila Shot吧。

小沈自年幼时就从香港到了澳洲，中文还带着一点点不流利的港普风格。虽然严谨地说他并不算金融圈从业人士，但是由于工作需要会经常接触。他表示自己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可能每天在公司的时间也就一两个小时，处理一些文件。

与小唐一样，小沈也保持着定期去健身房的习惯；不过，他透露自己的另一个爱好倒是比较特别：

气功。

只是酒吧里太吵了，我也未曾打听到关于神秘大师传授气功的更多细节。

——不过4个Tequila shot之后，平时做事滴水不漏的小沈，竟然有些醉意地开始喃喃自语，“我其实只正经谈过一个女朋友”，接着又话风一转：

“我的三大爱好就是赚钱、喝酒，还有美女。”

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小沈神情中闪过的一丝恍惚。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有点伤感，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中的那一段话：

“他说了许多往事，我估摸着他是想要找回什么东西，大概是那个曾投身于爱着黛西的自己。他的生命从此无头无绪，但是若让他回到某个起点，一切从头，慢慢来过，他或许能找到那东西是什么。”

来源：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我们终其一生追逐的，究竟是什么呢？

某大佬曾在一场投资峰会上这样说：“对于我来说，其实钱已经赚够了，但是支撑我每天醒来的是赚钱的快感。”

其实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本身就像是一个用资本筑就的梦。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只是有人仍然沉醉在这个梦里，有的人已经梦醒，还有一些人只能无奈接受半路梦碎的事实。

5

有时候我觉得悉尼很大，有时候又觉得悉尼很小。

曾经每次走进那些摩天大楼的电梯的时候，还时不时会生出一刹那的错觉——似乎像是走入了一个通向未知宝藏的传送门。

可是我发现在这里待得时间越久，生活轨迹来来去去也就总是那么几个地方，见过很多热闹，但还是总免不了觉得孤独。

但不论如何，当你选择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必然也需要承受着另外一些东西的失去。

所以有人会选择海归回国，有人却选择了逃离陆家嘴来到悉尼工作生活。

而在下班高峰期从那些办公楼中鱼贯而出的人群当中，你往往可以看到：

有人难掩常年宿醉带来的疲惫与风霜，却仍然眼底有光；有人靠墙侧着头通着电话小声地说自己一会儿就到家了；还有人只是在角落低着头沉默地刷着手机。

我想，或许悉尼这个城市特有的温柔，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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