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女性之间，有纯友谊么？
再望荐书
《我的天才女友》
作者: [意] 埃莱娜·费兰特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副标题: 那不勒斯四部曲-01
原作名: L'amica geniale
译者: 陈英
出版年: 2017-1
页数: 330
定价: 42.00元
丛书: 那不勒斯四部曲
ISBN: 9787020120130
“只有身为女人才会知道这些丑陋的秘密。
两个女人，50年的友谊和战争。”
这句话正写在近日由九久读书人出版的中文版《我的天才女友》的宣传页上。
作为意大利最著名的“隐身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全球畅销书“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和其后三部作品《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一起，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女人史诗，讲述了两个生活在那不勒斯穷困地区的“庶民女孩”莉拉和埃莱娜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当之无愧的环球畅销书，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销量过百万册。去年，《我的天才女友》在德国仅仅上市两个月，销量就突破20万册。
在编辑手记中，编辑索马里充满激情地写道，在她“短暂的出版生涯”中，出版费兰特让她特别有“归属感”，有“创造动人历史”的感觉。她认为费兰特的作品早就应该在中国出版了，但她不确定的是，中国的读者有没有准备好阅读这部作品：一方面，整本书最为核心的部分——“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模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确实不太好懂，可能有着文化和习俗方面的隔阂；另一方面，这本书对于情感和情欲的描写，采用的是完全的女性视角，“男性变成了一个结构性、伴随着警惕和爱意的观察对象”，对中国读者而言或许也存在着观念上的挑战。
然而，从目前的反响来看，这本全球销量过百万的畅销小说在中国的表现十分乐观。截至发稿，豆瓣上共有224人评价这本书，评分高达9.0，连续一周热度第一，人们纷纷称赞着它的“好看”和“太好看”，并认为那不勒斯的庶民生活与中国“小县城生活经验“不谋而合。
关于作者 - 一个缺席的女人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
与这个系列无处不在的女性视角、女性人物、女性情感稍显矛盾的是，作者费兰特本人是一位“缺席的女人”。她用笔名写作24年，从第一部作品《讨厌的爱》（1995）到小说《被抛弃的日子》（2002）《迷失的女儿》（2006）《夜晚的沙滩》（2007），始终无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她的匿名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在她的处女作《讨厌的爱》出版时，她就对出版社明确表示：“我不会为这本书做任何事，因为我已经把它写完了，我不会参加会议、回应讨论，也不会接受任何颁奖，我只接受书面采访；书写完之后，就不再需要作者了，而且推销这些书也挺贵的，我会是你们最省钱的作者。”
费兰特持续多年保持神秘，却让人们更加好奇，甚至尝试窥视她的真实身份，包括《金融时报》《纽约客》《纽约时报》《卫报》在内的媒体都在猜测：她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她从事何种行业？或者她根本就是个男人？还有人带着强烈的窥伺欲，急切地想要知道，作者本人是否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经历过丈夫抛弃、情绪疯癫……
直到2016年10月2日，意大利记者Claudio Gatti在《纽约书评》发表了《费兰特是谁，终于有答案了》一文，他通过查询房产记录和出版商的付款记录，发现了跟费兰特的出版商Edizione E/O联系紧密的一对夫妇Domenico Starnone和Anita Raja，并怀疑Anita Raja就是这位隐身作家的真实身份。后来有人注册了推特账号@ @AnitaRajaStarn，发布消息称自己就是费兰特本人，并请大家不要打扰自己。费兰特的出版商随即出面辟谣，这一自称Anita Raja的推特账号也很快被注销了。
既然无法破解费兰特真实身份之谜，我们不如干脆好好享受她的作品吧。
书评 - 无处不在的女人
“天才女友”的故事开始于意大利1950年代，“天才女友”莉拉是鞋匠的女儿，初中就辍学了，聪慧、果敢、粗俗，像个造物主，擅长制造战争和变革；“普通女孩”埃莱娜是门房的女儿，脆弱而真实，羡慕甚至模仿莉拉；这两个女孩形影不离，彼此信赖，但又视彼此为对手、暗暗角力。
“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费兰特在的书信（散文集）《Frantumaglia》中这样解释两个女孩的情谊。
“她拥有的，就是我所失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对另一个同类产生过这样的隐形攻击。但埃莱娜和莉拉最后的互相体认，她们的终战，并非只是矫情的心理和解。
在这部书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作者以女性视角、袒露女性情感，描摹女性隐秘生命经验；正如西方评论界所说，费兰特的笔触从女儿延伸到妻子再到母亲，囊括了女性一生的变化，如同卡夫卡《变形记》的女性版本（《纽约书评》），她擅长以坦诚的笔触将个人的性爱、婚姻、离弃经验描摹得充满感官暴力，真实到令人陌生——“焦虑、疲惫、女性经期……费兰特探索了所有我们恐惧的题材。费兰特笔下的女人们切肤地体验了被抛弃、不公和汹涌的情感——这些不再是被当做弱点，而被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新共和》）
然而，这本书不只属于女人。“在波兰，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丈夫都是看妻子彻夜不睡看‘那不勒斯系列’，然后也跟着看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来自波兰的出版人Izabella Kaluta女士告诉责编索马里。“这看起来不是给男性读者的书，但恰恰如此，这更是男性读者们应该看的书……”费兰特的美国出版人Michael Reynolds也这样说，“（但）他们能从中看到，在和女性相处时，自己是如何滥用了这种关系。”
埃莱娜和莉拉之间那种流动的感觉，是非常暧昧的。每一种反应都伴随着它自身的阴影。这两个女人都从未经历过没有憎恨的爱，没有背叛的忠诚，没有嫉妒的骄傲。莉拉，比她身边的任何人都更有魅力，更有想法，出落成一个有绝美姿色的女人，并且和街区最有钱的年轻人之一结婚。她的个性魅力盖过了埃莱娜，后者经常担心自己只不过是莉拉的一个仿冒品。而同时，埃莱娜受益于莉拉被剥夺的教育机会，逃离了这个社区——莉拉留下了，并成为了莉拉本来注定要成为的作家——或者可以说埃莱娜如此深信。她（埃莱娜）一直觉得自己的成功是以莉拉为代价的，而莉拉时不时地也会有这种想法。这种在明与暗之间的摆动赋予了她们的友谊一种太明显以至于不像是虚构的深度和强度。
小说中的莉拉是一个造物主，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她在小学一年级时进入埃莱娜的生活，完全掌控着自己过人的才华，她如此特立独行，她如此有逐有主见，几乎是内生性的，她读书也要比埃莱娜厉害，一度甚至是班级最好的学生。莉拉在 10 岁时写了一个故事，而埃莱娜将会在22岁时重新读到这个故事，并且发现莉拉的故事就是自己写下的故事的原型——是我那本书的秘密核心。莉拉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她一直努力相信生活有稳定的边界，而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就知道世界并非如此——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她不相信事物可以抵抗被重击、碰撞。
从医学上讲，这听起来并非某种“联觉”，即一种神经质的情况，颜色可能会有味道，声音也许具备了形状等等。“某种触觉可能会溶解成某种视觉，而视觉则会变成嗅觉，”莉拉告诉埃莱娜。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莉拉发现了事物表面之下涌动的那种彻底的不稳定性。“啊，什么才是真实的世界呢，”她对埃莱娜说，“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它就是那样的。”
莉拉和埃莱娜之间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边界，从她们小时候起就没有，从来没有。
就如同从她们一开始相识，埃莱娜开始关注莉拉那一刻起，她们的友谊便已被刻下嫉妒与不甘的烙印，之后的五十年来，不曾被时光抹去，只是愈发顽固 ---
在她们的老师对全班同学表示，莉拉已经可以进行读写了（远远超过了班级其他所有的同学。埃莱娜咽下自己的屈辱，决定“跟着那个女生，盯紧她，即使她会很烦，即使她会把我赶走。”埃莱娜过人的学业注定可以将她从她半文盲的母亲手下解放出来，她母亲，和他们街区其他所有的母亲一样，已经被家庭、孩子和贫穷蹂躏得疲惫不堪。她是个白眼，跛子，而且从莉拉挑战了埃莱娜作为优等生的位置的那天起，“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担忧，“埃莱娜说，”尽管那时候我的腿好着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可能变成跛子……我特别关注莉拉，也许是因为她双腿很瘦，非常灵活，总是在动来动去。”
以下，摘取书中部分精彩
我的话可能让她很受震撼，从那时候开始，她不再谈论我们将来一起上学的事，变得沉默了。最后她忽然又下定了决心，开始折腾她的家人，说她想学拉丁语，就像我和吉耀拉·斯帕纽洛一样。她尤其是生里诺的气，因为他答应帮助她，却没有做到。跟她说什么也没用，她变得很不讲理，很蛮横。
夏天来了，她开始用一种很难形容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她很焦虑，和以前一样有攻击性，我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她，同时我也感觉到，在她那种惯用的方式背后隐藏着痛苦，这让我很难受。她很痛苦，我不喜欢她痛苦。我更喜欢那个和我不一样的她，那个不会有焦虑的莉拉。我发现她的脆弱之处，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暗地里转化成了一种优越感。一有机会，尤其是卡梅拉·佩卢索没和我们在一起时，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我的成绩比她好，我要去上中学了，她却不能去。我不再跟在她后面，而是超越了她。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成功。我能察觉到她比之前更刻薄，不仅仅对我，而且是对她的家人。
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等她，听见她的叫喊声从窗口传了出来。她在骂人，比骂街还难听，还伤人。我听到她那样骂人，想到了规矩和尊敬，我觉得她不应该那样和大人说话，包括和她哥哥。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只有五分钟耐心，之后会发怒，就像其他父亲一样。如果莉拉不惹他的话，他是一个热情、客气的人，一个了不起的鞋匠。他长得像一个叫兰道夫·斯科特的美国演员，但毫不精致，要比那个演员粗糙得多，他不会穿浅色衣服。他留着大胡子，黑色的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他的手很宽大，指甲里全是黑色的污；他很爱开玩笑，有时候我去莉拉家里，他用食指和中指捏住我的鼻子，假装把我的鼻子揪下来了，他想让我相信他偷走了我的鼻子，鼻子在他的手里挣扎，想回到我脸上，我觉得非常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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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
“知道，老师。”
在那一刻,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要比几年前奥利维耶罗老师问我时更加清楚。我们就是庶民,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就是那面肮脏的地板——服务员正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祝酒词。庶民就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现在整个背都靠着我父亲的肩膀上。我父亲一本正经，我母亲张着大嘴在笑，因为佛罗伦萨的古董商人讲了一个淫秽的段子。所有人都在笑，包括莉拉，她看起来像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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