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名家经典选读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作者 梁晓声
一
我的小说创作，从内容上基本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形成的特殊青年群体，都是“文革”亲历者，也是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整个1980年代文学，被概括为新时期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思。我认为，知青经历让一代人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具有特殊时代见证人的切身感受。当年，我作为有知青经历的青年作家，必然会将反思作为文学使命之一。后来，不再年轻的我继续创作了《年轮》《知青》《返城年代》等，既是自己始终放不下的反思使命的延续，也是书写人类正能量的不泯激情的延续。我觉得，人性的美好如善良、正直、诚信等，越是表现在理智塌方的狂热年代，越值得作家发乎真情地大书特书。
我的另一部分小说创作大抵属于“当下”题材，即时代发展到1990年代、2000年代，我的关注视角和创作动念都会伴随时代的进程有所调整。
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一路写来，我渐渐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开始了，时代和时代之间不可能像打隔断墙那样截然分开。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现象、问题、矛盾的部分重叠。诚如我们常说的，旧的问题、矛盾遗留下来，尚未完全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矛盾接踵而来。二者彼此交融，纵横交错，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果都得来不易。
如果要将发展成果讲足，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比较。既要同别国进行横向的比较，也要同自己的从前进行纵向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民间的实际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具有说服力。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
二
当代许多作家都出身农村，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好作品数不胜数，比如《平凡的世界》，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
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有年代感的作品，比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但是创作一部有较强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难，也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不会电脑，只能手写，写第一页时不知道书名，但知道必须写到三千多页才能打住。这是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我说，这不是自己考虑的，我只想完成自己的想做的事。
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最近，我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想到了从前许多事，比如年货、布票、肉票、洗澡票、户口簿、厕所等。我很感慨，中国确实站起来了，确实发展了，各种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特别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小说从1972年冬季写起，当初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一看到这个开篇年代就有些犹豫，我自己甚至也产生顾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有全面把握书稿的水准，给了我很大鼓励，感谢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三
我常常想，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美国拍了《辛德勒的名单》《动物园长的夫人》等一系列表现二战时期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影片。其实，我们国家民间的好人很多，文艺作品中却好像都在斗。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一次，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朋友儿子问，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朋友回答说，别相信，在我们国家人不是那样的。还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战马》。孩子说，妈妈，这几个人真好。孩子的妈妈说，别信，哪儿有什么好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参加《人世间》首发式前，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其中，有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创作完成后，我可以肯定对世界说，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