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 梁晓声：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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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作者 梁晓声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

　　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

　　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

　　“自媒体”乃指网络，也被形容为“大众话筒”。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研究网络文化现象的专家学者们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的比喻和形容生动极了，恰当极了，堪称绝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词范性。

　　自从有了网络，中国人才不再集体是哑巴。

　　比喻网络是“大众话筒”也罢，形容中国网民之网上发声是“自媒体”也罢，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网络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于是中国之世道逐渐改变。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变，诸事皆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谓“道”？人变，即“道”变。人既变，“道”不可能不变。“道”既变，世亦难不变。想想吧，十三亿七千多万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话筒，这是何等宏大壮观的场景？

　　“自媒体”比之于径由媒体被代言，真声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

　　我认为中国网民自己就是潘多拉，也同时是普罗米修斯。他们要找的是自己——自己的理性。并且，已然找到了一部分。

　　潘多拉是善于化身的，她不能被一次找到。但是每找到她的一次化身，就接近了她的真身一次。

　　依我的眼看来，那变形为网络的盒子的下层已然松动，希望的能量已越来越多地释放着了，它正在稀释着冲淡着乌烟瘴气。

　　未来之中国，仍将是乌烟瘴气与希望能量并存的中国。但毕竟，希望是开始出现了。

　　如果仅从网上看中国，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没法让人待，更没法让人爱的国家。但如果睁大眼睛来睽诸现实，又不能不承认——现实确实在渐变着，希望像蒲公英的种子，一些一些地从网上飘飞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可喜地发芽。

　　有多少腐败是在网上被揭露的呵！

　　有多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是在网上被曝光的呵！

　　有多少非正义的事是靠了网上的正义之声才恢复了正义呵！

　　有多少假冒伪劣之行径是被网络戳穿的呵！

　　有多少人民的权益，是经由在网上千呼万唤，终于成为现实呵！

　　有多少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在网络上获得了真诚的同情和实际的帮助呵！

　　有多少人性恶现象在网上受到严厉又强烈的抨击呵！

　　有多少人无畏、无私、坚忍、善良的品行是在网上得到肯定和弘扬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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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蒲公英的种子”飘飞到现实中，怎么能不对中国的现实产生正面影响呢？

　　确乎，网上每凝聚了厚重的郁闷、愤懑、愤怒甚至怒火；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中国的紧张感也总是处于虽存在着却并未迅速膨胀到极限的状态。

　　以我的眼看来，为数不少的同胞，其实表现为双重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现实中郁闷了，愤懑了，愤怒了，怒火中烧了，于是到网上去乱骂一通，宣泄一通；下了网，置身于现实，复适应于现实的种种规则或潜规则。

　　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若有，他对现实的不满也许就不必靠枪去表达了。

　　网络不是万能的。

　　高压锅的排气阀也不是万能的。

　　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而这正是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制定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

　　我认为，对于中国，“抓住机遇”，目前也指这个。

本期编辑  雷雨苗    制作  何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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