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名家经典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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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是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说，如果他或者我生气了，我们的友谊就不会保持到今天。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啰嗦半天，为自己的书辩护，我想马原真是，65岁了，还是没变。那些批评你的人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你搭理他们干吗？你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

　　我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了，读了三天。其实我可以一口气读完，我现在老花眼，读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这本书虽然有300多页，但给我的感觉只有200页，很快读完。几天前马原到北京了给我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的新书很好看。好多年前，马原在北京漂泊的时候，没事干会到我家来，那时我送给他一本《活着》，他看完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这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评价，我们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至于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或者故事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拿这个来批评马原。其实文学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了，什么样主题什么样题材都被写过了，我们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会发现安娜的故事，渥伦斯基的故事，列文的故事里也有我们自己的感受。当然也有读者陌生的故事，每部小说里都有读者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读者陌生的故事，我们先不谈这些。

　　我谈谈我所了解的马原。八十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马原经常过来。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现在北京大了，感觉不远了。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一大盘，晓明很会做菜。不过他很牛，不搞礼尚往来那一套，从来不到鲁迅文学院来看我。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他也不在，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上是半途而废。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我们请过去。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我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他背着铁生上火车，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他比震云更强壮。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们是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马原补充说：就是一个篮筐下面，铁生一个轮椅就已经把它围住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他们不敢往我们的球门踢，他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我们围着他们的球门踢。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去偷黄瓜，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马原去海南了。马原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他个子也高，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马原如获至宝，说：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就到北京来了，工资还有，但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去了很长时间。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晓明说的，要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那时候我已经回嘉兴了，有一次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傻了，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直接上了火车，就找过来了，好像《中国文学梦》是在我家开机的。（马原说：前一段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那本书就是关于我拍的《中国文学梦》的活动，拍了两三年，这个片子开机就在余华家里。）

　　片子在我嘉兴的那个家开机了，马原就把我们三个人先拍了，然后满世界跑去拍其他作家。当时巴老巴金虽然还没有常住华东医院，但是已经年老体弱，要不是因为李小林，他根本拍不到巴老，他拿着那个大灯烤了巴老好几个小时。等到他的片子历尽艰辛，钱花完了也剪完了，可是放不了，为什么放不了？电视台的清晰度不断升格，他用的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马原：原来有4-3的带，大宽带，等我拍完了，那个带变了，制式又变了。）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当时为了让《收获》上《焦点访谈》，这样可以增加发行量，我们去忽悠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最后他们同意了，给《收获》做一个《焦点访谈》。找来找去谁来做这个节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时候在新闻评论部，她是谢冕的博士，是新闻评论部唯一懂文学的。王利芬很关心马原，问他这些年不写东西在做什么？马原说在拍一部《中国文学梦》。王利芬说：你做这个片子干吗？马原说：我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情。王利芬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她说：你要是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就多写几篇小说吧。

　　他后来还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说实话，晓明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合情合理，没有人感到惊讶。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这本《黄棠一家》前面的书名——荒唐。一个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系主任，也好，我以为他从此会安定下来，在上海安家落户了。那时他还请我去同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到了同济的招待所，吃了午饭，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面，坐在两张床上开始聊天，好几年没见了。我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演讲题目是什么，聊的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就去会场。人很多，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面坐着，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等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能说什么啊。往后面看一看，有标题在。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没过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中文系主任了，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他在同济的时候我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骄傲自己的装修，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这也有好处，撞上不会划破皮。

　　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原是上海人时，他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济的一个朋友黄昌勇，当时在同济做宣传部长。黄昌勇找到我，说你能不能给马原打一个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了，他说马原跑了。我说怎么跑了，被通缉跑了？他说生病跑了，肺里有一个肿瘤，非常严重的病，马原不愿意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去了，他很危险，你能不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说服他，让他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病。我想了想，我说我知道你们关系挺好，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电话打过去屁用没有，第一他不一定会接听，即便他接听了，不仅不会回来，还会说你以后生了病也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让他去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几年以后，听说他漂到云南去了，前天他和马大湾（马原的儿子）到我家来，给我看他在云南盖的那些房子，盛情邀请我去。我心里想，希望这是你最后的住处了，别再漂了。

　　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老朋友见面时，经常会提到马原，马原在哪里？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说晓明在哪里，谁都知道晓明在北大，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会说，他昨天刚从上海讲课回来。说到马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么多年来我听到很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知道折腾什么。还有人讽刺马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读完马原这本新书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是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所以我为什么说读完这本书，感觉就是一个江湖中人写的。解放前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刚才晓明谈了不少马原过去的作品，《虚构》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像是一个举人写的，《黄棠一家》则像是一个江湖写的。我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或者举人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如果从社会安定角度看的话，举人多江湖少肯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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