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我的父亲也没有见过我的奶奶。1991年，当我动手写《叙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涌动着的其实是“见一见奶奶”的愿望。想象力是无所不能的，这是人类智性的可贵处，我坚信依靠我的想象力，我的奶奶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靠近一下他的孙子。想象力同时又是一无所能的，因为想象力不及物，你不可能依靠想象力改变生活的基本格局。我不可能知道奶奶的名字，我一厢情愿地认定了她老人家就叫“婉怡”，我就觉得这两个字特别地像。有时候，姓名的字形或发音简直就是你的命运。我所描写的“婉怡”只有17岁，这个年龄是我假定的，我坚信17岁是女性的一生走向悲剧的可能年龄，17岁也是女性一生中最薄弱的生命部分。那是一个夏季，这个季节是我特意安排的，如果一定要发生不幸，夏季一定会安静地等在那儿，像芭蕉巨大而又无力的叶片那样，不声不响地做悲剧的背景。婉怡的一生后来完全被战争搅乱了，她一个人离开了故土，飘零在波涛汹涌的大上海。为了寻找“婉怡”她老人家，“我行走在大上海，我的心思空无一物地浩瀚，没有物质的纷乱如麻，数不尽的悲伤在繁杂的轮子之间四处飞动。我奶奶的头发被我的想象弄得一片花白，她老人家的三寸金莲日复一日丈量着这个东方都市，我在夜上海的南京路上通宵达旦地游荡，尽量多地呼吸我奶奶惯用的空气，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上海自来水里过浓的漂白粉气味，因为寻找，我学会了对自己的感受无微不至，11天的游荡使我的体重下降了4公斤。感觉也死了。我拖着皮鞋，上海在我的脚下最终只成了一张地图，除了抽象的色彩，它一无所有。”我相信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上海只是一张地图。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比例1：1，只有度量，永远失去了地貌意义。”“婉怡”永远是我的谜，在命运面前，我的所有努力都是苍白无用的。可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或有过）这样一个可亲的女性，她是我的奶奶，我永远怀念、永远感谢这个我永远不能见面的女性。我愿意套用张爱玲女士的一句话，在我死去的时候，她将会在我的血液里再死一次。
筱燕秋是《青衣》里的人物，一个青衣行当里的中年女性。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可是我一点也不恨她。筱燕秋是一个我必须面对的女人，对我个人而言，无视了筱燕秋，就是无视了生活。 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然而，我看得最多的恰恰是心想事不成。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在哪儿出了问题，它似乎总是与你的意愿拧着来。面对这种“不成”，解决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在自己的内心“内部消化”，所谓“想开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二、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我注意到张艺谋的一些作品，他塑造最多的似乎就是“一根筋”。贾平凹先生说，陕西人在气质上就属于“一根筋”，所以我理解张艺谋的“一根筋”，甚至赞赏他的那些“一根筋”。可是有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秋菊们一个劲地要“说法”，最后总能碰到“神仙显灵”，了却心愿般地有了“说法”。生活里的“大多数”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命运正相反：你要说法，偏偏就不给你说法。筱燕秋也是一根筋。遗憾的是，她没有遇上“神灵”，她永远也不会有“说法”。这既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命运。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性格即命运。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某种时候，命运才是性格。在最后的失败准时正点地来临之后，她只能伫立在冬天的风中，让漫天的雪花抒发她无声无泪的哭诉。 如果我还算尊重生活的话，我必须说，在我的身边，在许多人的骨子里，在生活隐蔽处，筱燕秋无所不在。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做出某种努力的时候，通身洋溢出无力回天还挣扎、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悲剧气氛。我们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实在是令人心碎。所以我要说，我不喜欢筱燕秋，也不恨筱燕秋，我唯一能做的是面对筱燕秋。我面对，不是我勇敢，是因为她们就在我的身边，甚至，弄不好，筱燕秋就是我自己。 1995年的那一场意外使我在病床上躺了16天。严格地说，《哺乳期的女人》就是在病床上的16天里“写”出来的。慧嫂是《哺乳期的女人》里头那个年轻的、正在哺乳的母亲。我要说的是，我写的不是母亲、母爱，而是母性，男性的直觉，以及由这种直觉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感人心脾的理解力。我常说，人身上最具魅力的东西有三样：性格、智商、理解力。它们彼此联系，却又不能替代。理解力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人们格外的热爱母亲，并不是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给予，是母亲对我们因为血肉相连而与生俱来的理解。“知子莫如父”，其实只是用父亲做了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母亲是撇不开的。想一想吧，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超过母亲的不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呢？我注意到一些征婚广告，许多男人都有这样的“要求”，女方能“善解人意”。尽管做起来难，但是，作为男人，我想说，这个要求实在是合理的，一点都不过分，我不是男权主义者，我只是强调，男人和女人其实都是脆弱的，都有权渴望理解。 慧嫂的理解是针对5岁的男孩旺旺而去的。旺旺的父母挣钱去了，把他留在了乡下。对一个5岁的孩子、一个物质时代的孤独者来说，母性（未必是母亲）是他的天使。应当说，“慧嫂”也是我们的天使。不幸的是，她的理解力扑了一个空。取而代之的是禁忌、蛮横、画地为牢。一些优秀的女人在那里呼吁“女权”，如果有一天，那些优秀的女人们开始扞卫“母权”了，我个人以为，在当今的中国，会有它超乎寻常的意义。对男人们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呢。“女权”意味着平等与独立，而“母权”不只是这些，它更具备沟通、包容、合作与共建的现代意味。 我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傻乎乎的、蛮不讲理的儿子。如果我有一个女儿的话，也许我会很自私。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分地理解别人。不管她未来面对的是她的同事、上级、手下、丈夫或公婆。出色的理解力会给她带来别人的赞许，然而，她的一生将永远背负着一种痛。理解力是一把多情的、绝情的双刃剑，它给别人送去了温暖，却总是给自己带来划痕。理解力尤其喜爱善良的女性，它在善良女性的内心嗜血成性。说到底理解力不来自于性格，不来自于智商，而来自你心底的善良。 林瑶是小镇上的一个智障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花痴”。她整天捧着琼瑶女士的书，给自己起名字，给自己谋划天上人间。她嫁给了同样智障的乡村青年阿木，他们一起生活在他们的梦里，如痴如醉。但是，人们不答应。在“正常人”的眼里，他们必须是人们的“小品”与“段子”，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他们有义务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赵本山和宋丹丹那样为人们“搞笑”，如果你不搞笑，我们就有必要把你的老底全翻出来，让你吃不了全兜着走。 我在《阿木的婚事》里描写了这两个智障的青年男女。我的朋友批评过我，说我太残酷了。我承认我不是东西。但是，如果你目睹了一些人是怎样糟蹋我们的生活的，我渴望有人告诉我，谁是东西？ 我不想打扮我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布道者。可是我实在难以容忍人身上（包括我自己在内）极强的破坏欲。往小处说，如果大街上有一只气球，他拐弯抹角地一定要把它踩炸了；如果他偷一样东西而又偷不走，他宁可把它毁了也不愿把它完整地留下来。往大处说，如果你刚过了两天正常的日子，他就要放妖蛾子，不把你弄得屁滚尿流就绝不撒手。我就想看一看，人的破坏欲对林瑶这样的女人会不会放过一马呢？答案是可疑的，可能会，但更可能不会。 作为一个智障的女人，新婚之后的林瑶开始走上了正常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有时候是有罪的，因为它使我们失去了风景。没有风景怎么办？挖掘、布控、明查、暗访、调查、研究再加发明与创造。 还是让别人活得更好一些吧。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那么至少，不要千方百计地毁坏别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我没有马克思那样的胸襟，可是我明白，只有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了，自己才能够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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