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中美都需要管理民族主义因素，不应让它主宰中美关系

  凤凰网原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宣传对方刻板印象的民族主义论调。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来管理民族主义因素，使它可以被控制，而不是让它主宰中美关系。”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陆克文在主旨演讲时如是表示。

陆克文认为，中美之间竞争和正在展开的对抗具有多面性。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需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致命的潜在冲突,比如战略红线——台湾。其次是非致命的区域竞争，包括外交政策、贸易政策、金融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与人才市场，以及意识形态。这些领域中非致命性的竞争，没有必要成为军事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战略合作是两国交往更好的方式。

以下是演讲全文：

陆克文：谢谢大家，我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刚刚写的一本书，《The Avoidable war》即《可避免的战争》。五年之前我们谈到打仗的可能性，还不算大。现在无论是北京、华盛顿还是地区性的辩论，越来越重视打仗的可能性。这个趋势越来越危险，所以我决定写这本书。

那本书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美关系自二战以来的历史，包括中美双方对于彼此在历史上的各方面评价。第二方面是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众所周知，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不懂中国国内政治，尤其不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所以为了把这本书写好，我介绍了中国领导人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和方针，包括中国国内经济、国防、政治、贸易、投资、意识形态方面的各项内容。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性的竞争。中美应该从以下三点出发制定规则框架，来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两个政府、两个政治系统，各自有它们战略性的红线，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以及领空，都是危险而敏感的领域。

第二点，在五条红线之外，中国、美国两国可以在其他方面进行良性竞争，包括外交、经济、科技、国力、金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比如，中西方对人权有不同的观点，双方可以平和地进行讨论。

第三点，我们应该保护战略性合作的政治空间。比如，全球气候、疫情方面的挑战是政治之外的共同挑战，每个政府都必须合作。而国际性的金融稳定同样需要合作。

以下是问答环节：

提问：您刚刚提到中美两国的战略性竞争要遵守三条规则。那么，能请您分享一下关于台湾问题的核心利益的观点吗？

陆克文：台湾问题是中美双边安全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因此，我们更需要对这个问题的细节严加把控。关于台湾问题，北京和华盛顿尚未协商出明确的标准，双方都在不断推搡。通过这种作用和反应，来试探最终的底线。我对这种做法持批判态度，它使美中关系中不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善意。我提倡尽快确定台湾问题战略红线的具体位置。首先，关于未来两国之间的网络安全，这不仅是横亘在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在针对彼此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问题上，如何划定一条红线? 内部应该如何定义这条红线? （事实上，中方对此早就划出清晰的红线，比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27日就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我们绝不允许也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再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升级台海局势紧张的事情。——编者注）

第二，关于未来美国及其盟友未来是否对台湾采取海上行动，比如贸易封锁或贸易禁令。这些行动在什么时候会变成红线。

第三，关于今后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最后，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政治接触达到何种程度是不可接受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高层私人外交中，应该对这些细节进行商榷。具体的渠道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在中国类似地位的高级官员，比如杨洁篪或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任等。

提问：尊敬的陆克文先生，我叫天宇，是布朗大学的一名学生，主要研究中东和国际关系。请问您对未来5到10年内的美中合作有什么看法？众所周知,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意识形态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作用也截然不同。您提出的管理竞争体系将如何为这两个意识形态下政治体制的共存提供解决方案?

陆克文：我的书里没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仅仅提供了在当前环境下减少危险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两个系统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

这是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两国乃至两大体系间泛化的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管理战略竞争需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致命的潜在冲突,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战略红线——台湾。其次，非致命的区域竞争，包括外交政策、贸易政策、金融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与人才市场，还包括意识形态。这些领域中非致命性的竞争，没有必要成为军事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此外，我认为战略合作是两国交往更好的方式。我已经研究了管理美中关系的所有替代方法。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唯一的抱负是像历史学家一样，通过研究20世纪的历史找到一种温和的出路。然而政客们往往没有温和处理问题的习惯，这正是许多危机的根源。我希望每个人都去买一本《可避免的战争》，这是一本好书。谢谢你！

提问：我叫巴里，也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回顾过往的5到10年，中美双方的民族主义问题反而在不断深化，您认为此种情形扭转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二个问题，国家的内部问题是否会加剧紧张的中美关系问题，或反之亦然?

陆克文：中美之间竞争和正在展开的对抗具有多面性。除了军事力量，还有经济力量的抗衡。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通常被称为国家主义，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消极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爱自己的国家的同时，是否轻视另一个国家。现在我关心的问题是，无论是中国的体制内，还是华盛顿的国会上，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宣传对方刻板印象的民族主义论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来管理民族主义因素，使它可以被控制，而不是让它主宰中美关系。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提问： 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在美中双方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下，其他玩家，比如亚洲的周边国家，以及欧盟，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

陆克文：目前关于第三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通常是指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欧洲。现在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谈论战略自主。我相信，大部分亚欧地区的人民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二元对立。

此外，普京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加剧了全球的二元对立。对此，欧洲认为尽管中国在技术上保持中立，但中方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与莫斯科保持正常的经济政治关系，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最近，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种行为使其他地区在美中关系中发出独立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明显朝着支持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在东京、首尔、堪培拉德里、新加坡还是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都认为未来世界的稳定90%取决于两方：北京和华盛顿。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朋友，而最终决定权在两国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