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政浙江
习近平在福建政坛走向成熟,积累了地方各个行政层级的工作经验。2002年10月12日，在知天命之年前夕习近平从福建到浙江接替柴松岳任浙江省代省长，踏上浙江新的征途。2002年11月21日，习近平接替张德江任浙江省委书记。“没想到，一点都没想到。”习近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如是评价中央这一决定。2003年1月23日,习近平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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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八八战略”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而习也确实践行了这一原则，“他接任省委书记，9个月的时间就跑了69个县(市、区)”。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2003年7月，习近平提出了“发挥八大优势，实施八大举措”这一统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决策(简称“八八战略”)。这是习近平主政浙江的一大政绩。
“八八战略”是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对浙江发展的模式、方式、方法的重新定位，它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浙江发展的主题。
何为“八八战略”？具体来说就是：
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
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党政领导名录：
化解“成长的烦恼”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
2004年底，习近平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以来，我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由此，“成长的烦恼”一词成为对浙江经济现状的形象概括。
为了应对“成长的烦恼”，浙江省多方行动。习近平曾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60余人赶赴上海，与上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抵达南京，与江苏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004年，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开宗明义地提出，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优势和活力所在，并要求积极推动民营经济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
在总结浙江经济实际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腾笼换鸟”。他多次表示，浙江要在社会经济方面保持优势，重点是要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前者是指要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后者指主动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习近平指出，要“培育吃得少、产蛋高、长得好的俊鸟”，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道路，以“腾笼换鸟”方式为浙江产业高度化腾出一个空间。
在制度方面，浙江也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在市场准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技改立项、用地用电、银行信贷、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做到与国企等其他企业一视同仁。
由于浙江经济自发性强，以县市、乡镇为单元的经济区块特别明显，随着经济的先行快速发展，一些县市、乡镇政府的管理权限已与当地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开始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92年，浙江就曾出台扩大萧山等13个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习近平主政期间，浙江成为“强县扩权”、“强镇扩权”的先行先试者和受益者。
在习近平看来，一切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都必须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都必须坚决革除。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主动为民营经济搞好服务。
实际上，浙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意味着国有经济“靠边站”。习近平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他于2006年初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浙江国有经济总量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增长了42倍，国有资产总额居全国第5位，国有总资产报酬率居全国第1位，国有净资产利润率居全国第2位，国有资产利润总额居全国第3位。
另一组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到2007年，全省GDP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
党政领导名录：
用权要讲官德
2004年10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习近平认为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
从习近平此前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政以德”的脉络。
2003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导向，不要片面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酿成干部当“老好人”的倾向，不敢为工作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贿选。
200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一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从海宁“2·15”特大事故的教训引申开去，语重心长地与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共勉：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话音落地，全场无声。
2004年7月，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在他看来，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2007年3月24日[星期六]上午，宁波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揭牌，习近平以一封贺信的形式，履行完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最后的公务活动。 3月24日下午，上海市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宣布“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所谓“比选”是候选人有几个,“认真”、“反复”、“慎重”三词透露出中央此番定夺上海一把手过程中的反复和不易。25日下午，习近平与浙江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交接工作。 3月26日，习近平开始踏上履新上海的第一步。
政治局常委人生历程：
习近平在浙江[2002.10.12～2007.03.24]的同事
张德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李金明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 后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梁平波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周国富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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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传秀（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现任浙江省政协主席
吕祖善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浙江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 浙江省省长；后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夏宝龙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后任浙江省省长,现任浙江省委书记
袁兴华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
黄兴国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现任天津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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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后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俞国行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 后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
张 曦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后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斯鑫良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陈敏尔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后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现任贵州省省长
马以芝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军区政委
王华元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2010年9月9日,王华元犯受贿罪[771万余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895万余元]，判死缓。
王辉忠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后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宁波市委书记；现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章猛进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后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巴音朝鲁(蒙古族)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宁波市委书记；后任吉林省政协主席,现任吉林省省长
李 强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 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现任浙江省省长
王贺文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叶荣宝(女)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卢文舸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
王永明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后任浙江省人大常务副主任
盛昌黎(女)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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