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葆经: 要趁斜阳赶一程——记张汝舟教授
要趁斜阳赶一程——记张汝舟教授
陈葆经
1982年1月22日，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一位83岁的老人溘然长逝。书法大师林散之为其题写碑铭。同年，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贵州大学由校负责人牵头成立了老人遗著整理小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0期对此作了专题报道。这位老人就是安徽省政协委员、在社会科学领域集多学科研究成果于一身的张汝舟教授。
执教治学，硕果累累
张汝舟原名渡，以字行。1899年2月出生于全椒县原沙河坊(今章辉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聪颖，1912年入下黄小学校，因家庭生活困难，靠一位叫梁白林的老人提供宿食，才把小学读完（该校后经张汝舟建议改名白林小学）。1915年，考入全椒县立中学。1919年毕业，到江浦县三虞村教私塾。当时乌江林散之在家设帐，两人相识并结成终身之交。七年间，在藏书丰富的虞明礼家、林散之家，博览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古籍。他既勤于读，又好深思，写下了一本本读书笔记和一篇篇作品。至1926年秋稍有积蓄，便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业于王伯沆、黄侃、吴梅门下，学业大进。1930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安徽省立六中、省立一临中、国立八中、湖南国立蓝田师院。1946年秋，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贵阳师范学院，1959年复回新贵大。十年浩劫期间，倍受摧残。1971年9月被遣返回乡。粉碎“四人帮”后，被聘为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顾问教授。
（晚年张汝舟与林散之）
张汝舟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勤于治学，著述宏富，学问涉及中国古代文、史、哲各个领域。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属于声韵、训诂、考据等方面，而以声韵见长，继承和发展了国学大师黄侃的音韵学。抗日战争期间，为教学需要，他才开始写语法文章，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语法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研究天文历法，60年代后，集中精力于此。他对古天文历法的研究，独辟蹊径，自树一帜，形成了他自己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他纠正了日本天文学者新城新藏将武王克商时间定为公元前1066年的错误，作《西周考年》论著，认定应为公元前1106年，把中国信史推前了40年，这是他研究古天文历法所得出的最大成果。
他对桐城派古文和古典诗词造诣均深。他生而茹素，少皈佛门，对佛学颇有研究，同时又不废社会科学研究。他说：“要以出世心，行入世法。”他以“二毋室”名其书室，一秉“毋欲速、毋自欺”为治学态度。他在80岁时曾对自己的学术作自我评价说：“我的词不如文，文不如诗。辞章不如考据，考据之中，小学较优；小学之中，声韵较胜。天文历法，技而已矣，何足道哉。”这段话既谦虚，亦颇自信。他把他最大的成果——天文历法，说成“技艺”、“何足道”，是自贬，也是对儒家重道轻艺思想的感慨。
张汝舟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1980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联合发起“中国古代历法讲习会”，邀请张汝舟主讲。张汝舟为了使自己讲授内容通俗易懂，撰写《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历术甲子篇浅释》等，作补充讲义。这时他已82岁高龄，仍精神振奋，全神贯注于时仅数天的讲习会，表现了他对学术的责任感。
张汝舟一生著述，计5类，50余种，约300万字，在学术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生前因迭遭挫折，无机会整理成书出版，曾在一阕《临江仙》中写道：
卅载湘黔空自误，频年伏案低眉。乘风破浪素心违。有身难许国，空下董生帷！
张汝舟逝世后,贵州大学成立的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小组负责整理出版其著作，使他的科研成果受到了肯定和重视。这也是学术界一件盛举。
嫉恶如仇，支持学运
张汝舟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他在全椒中学读书即将毕业的那学期,正是五四运动发生之时,他任学生会《会刊》主编,曾撰文抨击封建丧礼风俗,险些儿被开除出校。1979年他在安师大滁州分校为《酿泉》创刊号撰写的文章中回忆这段事,写道:“会刊连期发,期期讨权奸。一篇最辛辣,余所执笔焉。触动豪门怒,一状轰省垣。省垣黑示下,霜飞六月天。开除米会长（米光炳,学生会会长）,贫儿幸保全。”
他的不屈精神，事例很多。如1938年在湘西永绥国立八中教书时,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华。一天,学校请陈诚来校演讲,张汝舟一早便率得意门生十余人,到野外席地讲学终日,校长慑其威望,无可奈何。不久,便请在湖南省党部做官的一位张汝舟的同学,特地从长沙赶来,劝张加入国民党,他愤然地回答说“君子群而不党。”以示拒绝。
1949年,张汝舟写了一篇清算贵大当局扣发教师薪饱的檄文,在山城一石激起千层浪。6月初,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派大批特务,来校镇压学运,张汝舟乃出面向校长张廷休据理力争,气愤地说：“你们抓了这么多优秀学生,还办什么学校?”随之,便召集进步师生王继衡、金春祺、班必儒、王青白、高朋、胡业明秘密商量,准备对策。大家认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史健可能要遭逮捕,乃立即凑钱让史健离开贵州奔向云南。当晚,特务未抓到史健,便杀了一名工学院学生李光远,又逮捕了王继衡、金春祺等六人。张汝舟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去向社会名流、老进士杨雷生、老举人桂百铸等求援,并与他们一同去面见当时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谷正伦见未抓到这些进步学生任何一“罪证”,又迫于社会压力,只好说:“张先生是学者,令人钦佩,看在张先生面上,把他们放了。”在这场运动中,除史健在安顺被捕遇害,金春祺遭特务暗杀外,余均安然脱险。
愤世嫉俗，针砭时弊
张汝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野蛮侵略,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何应钦同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张汝舟闻讯悲愤不已,在《寇犯平津,和议告成有感》一诗中写道：“飞将何时收版籍,哀鸿无际下平芜。”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表明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鲜明立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不久,长沙、衡阳又相继失陷。张汝舟写了《明思宗论》一文,借古喻今,以明思宗崇祯妄信庸臣,压制贤良,终至丢失江山之事,影射国民党迫害爱国将士、制造磨擦的倒行逆施。文章结尾说：“若明思宗者,可谓至死不悟者矣!”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讽谕、鞭挞。抗战胜利后,他曾回皖探亲。他看到国民党强迫民工无偿修路,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老百姓贫苦交困等现象,曾写下了许多诗篇,如：“筑路千夫尽日劳……谁为千夫拔一毛”、“靡靡新乐桃花扇,浩浩狂澜燕子矶”、“江南君莫间,十室九呼寒。”抒发了他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深恶痛绝和对社会底层穷苦百姓的同情。
忠贞爱国，老而弥坚
全国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认为古书中所称的“仁义之师”、“贤明之治”,只有今天,才真正看到。他更加奋勉,并以此勉励学生,要努力奋进,报效国家。岂料在肃反运动中竟为人所诬。1955年8月2日,被关到贵州省公安厅反省。次年5月28日才被放回校。6月,学校开大会予以平反。他怀着感激之情,会后曾写了一首七绝：急雨风回忽转晴,软泥更觉草鞋轻。行人包裹忙收拾,要趁针阳赶一程。
那知这首诗,又在“反右”运动中被斥为黑诗,定以“极右”。他据理力争说：“‘要趁斜阳赶一程’,就是要趁老年大干一下,怎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1980年2月再获平反之后,他已81岁,仍表示要努力治学教学,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余生。他在《寄黔中友好》一诗中写道：“仰空忽听机梭急,且逐牛郎泛一槎!”其“要趁斜阳赶一程”的精神一如既往。他在给我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要争分夺秒,浪费时间,就是最大的犯罪。”我曾同张汝舟一道参加原滁县地区统战人士会议。会上,他谱了一首《忆江南》：真幸运,三日坐春风。不是党恩深似海,盲翁怎得接群公?助我老还童!他对“老还童”还作了注释:“余上楼行走,不用人扶,腰杆挺直,斗志昂扬。”
张汝舟在滁州期间,各方前来问学者众。他年迈多病,唯一照料他的女儿张叶芬,以其父须静养,常拒人于门外。张汝舟偶有所闻,愤然斥之曰：“愚孝。”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写道：“我年过八十,犹未息肩。我是农村野老,不须静养。叶芬变相抵制我会客,我骂她‘愚孝’,我认为静养不如动养。”
（张汝舟先生墓）
1981年,贵州省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邀张汝舟教授重返贵州大学,他欣然应允,迫不及待地准备前往,不料于动身前遽然去世。张汝舟教授治学愈老愈坚,诲人愈老愈殷。且襟怀坦白,不计毁誉。作为一位学者,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楷模足式。青山不老,师道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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