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开聊】两千年来社会的变与不变
小时候我们都听说过“朝三暮四”的故事。大意是养猴的人每天给猴子们早上吃三颗栗子、晚上吃四颗。猴子们觉得每天太辛苦，闹“涨待遇”。于是养猴的人改成每天早上给猴子们吃四颗栗子、晚上吃三颗，于是猴子们觉得比较满意，又不闹事了。（也许未来某一天，猴子们再次觉得不满时，养猴人会重新改成早上吃三颗、晚上吃四颗）
（本文前面铺垫的内容较多，如果有熟悉历史掌故的读者可自行跳过。）
前言·来自老祖宗的智慧
三千多年前，周部落的首领周武王讨伐商朝成功，开始了华夏族在东亚大规模武装殖民拓展生存圈的创业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建立，中间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华夏文明将今天东亚最适合耕种的一大片土地基本收入囊中。如果把周朝比喻成一家创业公司的话，那大老板周天子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直接转化的资本。无论人口、科技还是组织艺术，都远不如上一任大老板商朝厉害。
周天子想的办法是“分封”，这套制度说穿了就是按一定的亲疏远近功劳大小和其他部落首领实际掌握的实力对比来排序、然后在“周礼”这个基本的秩序框架下明确各级的权力与义务，然后各自打拼、汇总到周朝这个大公司里。周天子别的没有，在打败商朝以后名义上归属于他的土地特别多，比如姜子牙（吕尚）就得到了胶东半岛附近的土地，称之为“齐国”。天子的叔伯兄弟们和周部落的各个创始股东们，也都分到了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土地建立自己的诸侯国。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爵位和土地大小建立相应规模的军队，同时还得对周天子按时上缴贡品输送经济利益，在天子需要的时候为天子发兵打仗。
请记住这套古老的办法，它的精髓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今天。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相当于“大股东”周天子将土地（股份）和爵位（特许经营权）打包批发给其他中小股东，目的是把对周天子来说无用不可直接转化的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权益，包含战争资源、日常开支等物资供应。这招在随后千年中不断被化用、放大，比如国家可能在某个时期将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特许给某个人或者势力，以换取金钱供奉等回报，比如在三国时期魏蜀吴都争相开办的“屯田制”等等。
这套古老的办法化解了统治者“坐在金山上哭穷”的尴尬。周武王偷袭殷商首都朝歌得手，表面上看整个黄河流域已经没有能够与周天子相提并论的对手，但是周天子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资储备去挨个征服其他部落。不仅如此，表面上看起来周天子“富有四海”，其实内在来说他仍旧是过去那个地处岐山的中等部落首领，他没有一个天子真正应该拥有的天文数字级别的物资与人力调配权。直白点说，一个字，“穷”。但自从开始搞特许经营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们从秦朝和西汉开始的这两千多年大一统王朝历史开始看财政，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财政就是玩收入和开支。收入主要盯支柱产业（农业）。课税方案分为直接税（人头税、土地税）、间接税（官办企业盐铁等专营）、金融手段（铸币等）。而开支根据时期特点分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没钱有资源”，则放开特许经营，让下面需要用钱的部门自筹；第二种是“资源不够资产够”，则想方设法加强税收效率、在各级部门展开‘精兵简政’的缩容工程来提升专业化降低开支。
然后两千年来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就是在上述条条框框里玩排列组合，并且是循环往复的排列组合。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一向对百官高薪优待、对有功将士厚加抚恤的皇帝接到报告说政府的各个府库都被征收上来的财务装满了，他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隋书·食货志》：（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隋文）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
根据《通典》的记载，隋朝耕地面积达到惊人的十九亿四千万亩。古代各个时期的计量单位不同，按隋朝的算法，这相当于今天二十一亿亩的耕地。要知道，隋朝时期对江南的开发远不如后世、国土疆域面积更远小于新中国，但它在纸面上的耕地面积竟然如此多，而这些纸面上的土地最终都是要被征税的。
皇帝当然不会觉得自己在“横征暴敛”，但每当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初，国家社会都往往经历了数百年的内乱战争破坏、民力凋敝、人口大量逃亡躲起来玩“桃花源”。这种时候社会的存量财富非常少，征税力度大则会迅速导致民怨沸腾。隋文帝是世界主流观点里认为中国排得上前几名的好皇帝，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国家会“经历二世而亡”，同样想不通的还有秦始皇。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每每想到秦朝和隋朝这种极端优秀的开创性王朝总免不了短命的悲剧，就会产生一种惋惜感、甚至会有宿命论的怀疑，貌似是一种中国历史特有的诅咒，其实我们看原理就会明白没有那么玄妙。群雄逐鹿时期，所有的名将都只不过是点缀，真正脱颖而出的胜利者总是掌握和调动了最多战争资源的那个政权，因此，汉朝建立的时候论功行赏，汉高祖刘邦将丞相萧何排名功臣第一，很多大将都表示不服，可事实上萧何在后勤上的贡献才是刘邦得以战胜项羽的基石。
乱世朝不保夕、人民吃不饱饭，要提升后勤实力则必须想尽办法搜刮民力，同时还得安抚住百姓不造反。秦国因此打败六国一统天下、刘邦集团因此击败诸侯建立汉朝、隋文帝因此灭南陈统一中国，这种案例太多，每一次统一都不例外。但是每当战乱结束，老百姓的要求就会提升，不再有人仅仅满足“可以活下来”。可是提供给政府征税的经济基础仍旧源于战争破坏后凋敝的经济，一旦新王朝还按照兼并战争时期的财政思路来执政，那国家很难长命。
相反，当新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积蓄民力的重要性之后，他们都会开始尽可能不折腾、以牺牲财政收入为代价给民间争取个两三代人的时间“喘口气”。对汉朝来说这叫“无为而治”，对后世很多王朝都有类似的操作，但也有王朝纯粹因为征税效率低下因此以一种奇葩姿态达成让民间休息的客观结果。无为而治并非想用就能用，这时候需要把三千年前周王朝老祖宗的智慧搬出来，放开一定的特许经营权让基层自己养活自己，从而达到节省国家开支的目的。
反过来讲，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挺过两代人之后，那说明进入了“非短命周期”。于是我们可以把上文提到的“排列组合”拿出来研究了。
古代社会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因此，统治者主要从农业税上做文章。汉高祖刘邦初建汉朝，定土地税为十五分之一，其后因平叛战争及对匈奴战争等开支过大，又将税率提高。吕后执政时期再次将税率降回十五分之一。等到刘邦的儿子刘恒在诸吕之乱后回到长安成为新皇帝以后，他敏锐意识到整个国家除了外敌匈奴和内部诸侯国势力的不稳定以外，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财政。没有财政就供养不起直达基层的官僚体系、也养不起多少军队，但是提高财政收入的第一步并非扩大税源，而是积蓄民力。
《汉书》：（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除了暂时将土地税再次降低一半至三十分之一，文帝还将人头税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即每年只需缴纳四十钱，男丁每三年只用出一次役。
税收变少，与民休息。但是政府的开支就会受到重大影响。史记里记载文帝出行竟然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匹来拉车，这还算是小事。大制度方面，汉初采取三公九卿制，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加上九个各领域辅佐皇帝发布政策的卿以及他们的僚属，就构成了几乎整个中央官僚体系。由于职位少，因此按《史记·平准书》里面的说法来看，养活这些人每年仅需消耗的物资折合粮食几十万石。结合汉代一亩年产粮食一石的生产效率，这就相当于几十万亩耕地，约占当时总耕地面积的千分之一不到。
地方仅设置郡县两级，县以下基本不管、由地方乡老自治。函谷关以东的广大领地交由各刘姓诸侯国协同管理，又省下一笔中央财政开支。
同样有趣的还有唐高祖李渊。这位出身贵族家庭的开国皇帝熟知前朝利弊，因此为了避免像隋朝那样亡国，他设立了一套“公廨钱+职田+府兵制”的体系来省钱、与民休息。按这套模式运作，政府几乎所有重大开支项目都能实现“营收自支”、不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如此一来收税的尺度松一点紧一点都无所谓，反正花钱的地方少，也就不必学习前文里隋文帝那样征税，把老百姓逼得造反。
公廨钱不是唐高祖的发明，它首创于北周末年。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朝廷的官员从五胡十六国时期那种不拿工资、自行掠夺的模式进化到朝廷发放固定俸禄作为基本待遇。可是之前乱世时期那种自行掠夺的事情并没有因此停止，到了唐朝更是成为制度，这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放高利贷和炒地皮。由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配备一定的货币作为启动基金，历任长官想办法通过这笔钱放贷给民间、赚取的利润拿来支付部门工资，这叫“公廨钱”。同样，如果配备的是一定面积的土地，拿这批土地去经营收租或者高卖低买赚差价，那这些土地就叫“公廨田”。
职田则跟隋唐时期的基本制度联系紧密。隋唐时虽然仍旧允许私人拥有土地，但由于战乱期间土地大多荒芜无人管理，因此政府大量收集这些无主土地进行国有管理，再把这些土地按一定规则分配给老百姓耕种、老百姓以纳税作为回报，这叫“均田制”。均田的特点是大量土地作为国家拥有产权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死后所分的土地份额再交还给国家，仅保留一小部分“永业田”可以传代。而官员分得的职田亦然，在职时根据任职情况分配一部分土地、土地产出扣除雇人耕种的成本作为官员的工资，去职后再交还给国家。
府兵制同样跟均田制绑定在一起，只不过这次换成为国家服役的军人从国家这里分配得免税的土地耕种。当军队需要调动作战或戍守驻扎于某地时，这些军人又从土地劳动中解放出来集结出征。
无论周朝或者汉朝还是唐朝，均因为中央政府手里积攒有大量不可转化的资源（土地），初期将这些资源大量分配下去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同时也起到积蓄民力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效果。这些体制在设立几十年后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土地为非可再生资源）行将就木，因此国朝必须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改革，改动的核心矛盾便是财政。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当属明朝，我打算放到最后来说。
除了对支柱产业征收直接税，历代王朝也都开展了官办企业的垄断经营来获取财富，他们的收入最终转嫁给全社会，所以称得上是间接税。间接税最早来源于春秋时齐国管仲创立的“官山海”，本号老文章里反复讲过许多就不赘述。官山海的思路在汉武帝时期走进第一个巅峰，原因是汉武帝为了动员全国的民力对匈奴发动全面战争，而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富。汉武帝为此干的“大工程”太多太多，我们先看官办企业方面。
西汉武帝时期，由于前代皇帝规定的农业税太低，因此汉武大帝需要一批擅长“搞钱”的聚敛之臣替他经营产业赚钱。这些人的来源主要是当时懂商业或者擅长赚钱的官员和巨富，在中央有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在地方还有无数“盐铁官”，这帮人又称“浊水集团”，对应的则是提倡罢免盐铁官的儒生群体，又称“清议集团”。此两派人的斗争贯穿两千年，每每总在帝国不缺钱的时候清议占上风，缺钱时浊水占上风。《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里最后嘉靖皇帝和海瑞对质时有一段“黄河长江论”，说到不可因黄河水浊而废、不可以长江水清而独用，就是因为这千年的历史教训。
《盐铁论》：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番货长财，以佐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桑弘羊在辩论中说得句句属实，然而忽略了一点，造成一切用度不足的根本原因只有两个。第一是古代组织度比较低、生产力水平也比较低，不能精确从适合征税的群体中足额征收赋税，也没有足够的多余财富可以用于远距离征讨作战；第二则是朝廷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却因统治者好大喜功强行发起一次又一次规模浩大的战争或者其他工程来消耗财政。
在盐铁官领导下的所有国企，或者从事矿产发掘、或者从事食盐生产，所处行业尽皆垄断不许其他私人参与（除非被默许经营）。其后更有甚者，但有官方需要采选的物资或者暴利行业出现，则盐铁官直接介入、开始新一轮垄断。当汉武帝为了敛财开始贩卖爵位以后，赚了巨额财富的大商人纷纷从朝廷那里认购爵位摇身一变拥有“官身”，进而社会上的官、商、盐铁官们纷纷合流，利益集团开始出现。这一切都使得垄断经营本该归属国家的收入被中间层吞噬，用度不足的情况越厉害、则官山海的力度又越大。
官山海的奇葩事太多，尤其我们现代人熟悉的明、清、民国期间案例最能方便理解，本文就不再展开。
当然，任何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都远不如金融工具厉害，虽然古代金融和商业都不发达，可是铸币总是会的。从秦朝的半两钱到汉吕后时期八铢钱，再到汉文帝时期的四铢钱，直至汉武帝时的各种版本铜钱，最终稳定下来的货币种类，是“五铢钱”。有趣的是，在汉武帝之前，中央政府组织铸造的货币都不是垄断发行，即称不上是“法币”。跟今天我们熟悉的伪造货币一经查获便属重罪不同，最早的时候谁有金属矿原料都可以进行铸币，市面上流通着无数种货币、即使统一度量衡的秦始皇，他废除六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款式以后，也没有强迫天下人只使用秦朝的圆形方孔半两钱，仅仅把它作为官方唯一发行的货币款式而已。
《汉书·食货志》：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鋝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任何人只有有实力、又拥有铸钱的自由，那么对全社会来说的好处就是百姓使用货币时可以货比三家，选择币值最优秀的品种来作为自己财富的储蓄。但对于国家来说，任由地方豪强、诸侯掌握如此恐怖的权力，那他们随时可以通过货币调动巨量的资源来与政府对抗，前提是他们觉得对抗有必要。
《汉书》：贾谊谏曰：‘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虽然贾谊的建议没能被汉文帝认可，还让后人留了句“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嘲讽诗。但好歹还给社会留下了几十年的财富积累期，等到汉武大帝开始玩一波流匈奴全面战争时，铸钱的利益终于被最高统治者提上日程。
汉武帝最初发行的是皮币，这是在鹿皮质地的材料上刻印任意币值、然后把它当作钱来用。夸张的是这东西就跟今天拿来祭奠祖先用的“冥币”一样，明明没有价值，却要当作百倍千倍的铜钱使用。于是当然受到了抵制。经过一系列折腾以后，货币市场紊乱不堪，汉武帝丝毫不惧，最终摸索出最终版本的中央货币——五铢钱。但由于中央最初并没有向市场提供足够货币的能力，于是各郡国被允许加入铸币大军，地方诸侯王以及官僚毫不意外地开始在铸币中掺假，用远少于标准规格的原材料铸造质量伪劣的五铢钱，尴尬的是这些钱随着市场流通有一些又回到了朝廷手中。并且由于著名的“劣币逐良币”原理，朝廷铸造的那些质量上乘的“真·五铢钱”反而消失不见，被民间、商人巨贾、以及那些做假币的权贵们私藏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央政府终于拥有了足够产能的铸钱炉，于是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强制收归中央、并开始发行五铢钱的新版本，即“赤侧五铢”。跟今天通行的硬币款式一样，这种铜钱的侧面拥有防磨损措施，以免被使用者故意磨损消耗、再用碎屑重铸新币。同时皇帝规定，凡中央铸造的五铢钱五倍价值于地方五铢钱。结果民间的货币瞬间贬值至原来的五分之一，中央一方面借此大规模掠夺财富，一方面民间因有利可图而更加放肆地偷铸假币。
乱子还没结束，但武帝已经给后世的所有统治者打开一扇大门。不管是后来的历任中国皇帝、地方割据军阀，还是国外西洋后来的法国约翰劳、一个亿马克才能买得起面包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或者蒋光头的南京国民政府，皆为效法者。
以上罗列了一些历史案例帮助理解，接下来切入正题。
两千年来的变与不变。
时代在发展，科技有进步。过去从技术上遭遇瓶颈的一系列行政难题，经由不同时期的政府根据国情设计出相应的制度予以化解。随着经济水平的改变，制度会失灵，而现在生产力大发展，过去一些很重要的制度范例在今日已不需要。同样，农业也不再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无数新鲜事物需要被政府理解并适度管理，也有无数令过去统治者头疼的东西，在今天被轻易化解，比如大数据的应用。
前文讲述那么多征税手段，读者看完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就是直接税相对公平，间接税虽然无形难以引起民间的立即反抗，但却又难以实施中途易滋生腐败和低效。金融工具倒是立竿见影，可惜稍有不慎则会引发市场混乱、重则崩盘。今天的社会如此发达，尚有天下第一列强美利坚因次贷危机由盛转衰。可是要发展直接税却又难上加难，政府需要知道自己管理着多少百姓、多少产业，具体到每一份财富又是被哪些老百姓拥有和创造，如此一来才好征税。
上面提到唐朝初建时的那套办法，只不过运作了两代人便发现大量需缴纳税款的土地拥有者通过各种免税途径成为了不需要纳税的人，到唐玄宗统治末期的天宝十四年，全国在籍人口共有八百九十一万户，但不需要纳税的就占了三分之一。当然这里面仅有极小一部分是正儿八经的因为各种特殊贡献或者困难而免税的群体，真正意义上的免税者极少、作假的倒是很多。可惜当时没有大数据，根本无从识别。地方税官即使有怀疑，也会因为证据不足不敢触怒好强权贵而悻悻作罢。
同样，因为没有大数据，甚至连户籍制度也不够“严厉”，当局难以掌握所处时代的真实宏观数据，也就更谈不上如何去精确收税了。
《新唐书》：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对于这个问题，宋朝和明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宋朝承接自五代十国，饱受安史之乱以来军事将领随意叛乱、骄兵悍将肆虐民间之苦。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依靠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巩固皇权。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是由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协助赵匡胤，利用正常人事调动部队换防等机会窗口，削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来达到削弱和控制属下各个节度使山头的目的。
前文讲到李渊建立唐朝的“营收自支”式财政制度以后，整个国家貌似成了一台不需要充电的永动机，但到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唐朝的财政就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其后的历任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求助于官山海，等到玄宗李隆基时期，这种财政尴尬已经难以为继，而皇帝又不断开启边衅。皇帝自负于政治手腕，设立节度使制度给予边境大兵团指挥官各种特许经营权，让军队长官自行筹募军饷。结果酿成了安史之乱，终结盛唐。因此，宋朝再次统一以后，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节度使们筹募军费的财政特权给重新回收朝廷。
太极分阴阳，宋朝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杜绝了“五代十国”成为“六代十国”的隐患。坏处则是由唐朝玄宗时开始的募兵制使得军费开支巨大，当这笔开支由地方节度使那头转移到中央财政肩上时，皇帝的头都快炸了。当然，根据宋朝特殊的国情，应该说三司使的头先炸掉才对。
古往今来，军队的战斗力和军费的规模永远找不到平衡。遍天下就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一边消耗极低的军费、一边还能在各种不同的战场负担起国家需要的军事使命。保家卫国的义务是崇高的，军费开支所消耗的每一块铜板更是现实的。中国历史大致分为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每一个周期政府总是从分配土地换取士兵卖命的义务兵役制逐渐转为花钱雇佣职业军人的募兵制，接着又在没钱养兵的时候慢慢改回去，下一个周期再重复。
宋朝苦命，一则是因为继承了唐中期以来的职业军人制度，又因为财政供养的军队规模庞大导致军费居高不下；二则是因为收回了节度使们的财政特权，导致这笔庞大的军费全部落在中央财政肩上。（按说以宋朝十倍于唐朝的财政收入水平，怎么也该非常富裕。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宋朝的财政比唐朝还尴尬，导致宋朝军队常年被北方游牧民压着打，还给自己找了个“缺乏养马地建不了骑军”的借口。建不了骑军的真实原因两个，第一个是朝廷马政败坏组织不力，第二个是民间无力蓄养优质马匹充当战马。）
为了应对庞大的开支项目，从北宋初年开始展开一系列财政整顿。宋太祖赵匡胤派遣大量转运使到地方直接越级掌控财政，规定地方军政长官都不得管理与财政有关事宜。在中央，皇帝设立了三司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加强版）这一职位来专管财政，这是中国财政官员历史上第一次拥有比拟宰相的地位。地方上的税收都必须押解进京、如果交通不便，那也只能就地封存，不许当地官员动用。这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历史教科书用来描述北宋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
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即时朝廷时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户猾民，望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宋太宗赵光义，《续资治通鉴长编》
因“敛财工作”从王朝一开始就上升到极高的地位，整个宋朝政府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当然，历代都遇到的“隐户”“逃户”问题也发生在宋朝，但因为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很快大量老百姓直接转为流民。宋太祖登基之初就宣布不再对商品流通重复性征收关卡税，又因农业税收苛刻严厉，宋朝很奇葩地发展起发达的商品经济，商人在宋朝成为一种很“时尚”的营生。仁宗时，政府顺势制定了一套依托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办法，利用商人挣钱的积极性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这开了历史之先河。同时，政府还发展了各种专利税、专营事业垄断经营项目来搞钱，并拥有中国古代最复杂的买官卖官制度。
划重点：宋朝的思路，就是干脆不抑制土地兼并，农民要逃税漏税当逃户隐户也无所谓。成为流民也是发展市镇经济和促进商品流通，政府可以做一系列针对性办法来从市场上搞钱，脸面？政府不要脸面的。
每一任新王朝的建立者，一般都特别讨厌他的前任。明朝太祖朱元璋是个天纵奇才，他一想到宋朝时期积弱积贫被欺负，就把明朝的思路完全调到跟宋朝相反的方向。对产业经济，明朝严重地重农抑商、就快赶上当年商鞅时候；对税收，明朝轻徭薄赋、历代最低的农业税率；对军队，明朝建立军户制度，类似唐朝府兵制的弱化版。明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套堪称史上前无古人的超级版本的户籍制度，来维持整个国家的财政可以“自持”。
每每回想起朱元璋设计的这一切，我都感觉他看似不懂经济、粗暴蛮横，实际却把握了财政的核心——收支平衡。当然我不是说他这套办法有多好，因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官僚腐败，明朝的制度也很快崩溃、仅能在形式上维持。但是老朱是第一个发现只要收支平衡就能维持稳定的皇帝，我说的意思是——收入一万支出一万算平衡，收入一块和支出一块也是平衡！
明朝的财政，说穿了就是大量复制前辈经验，让下面需要用钱的部门各种自我维持，维持不了的就由中央拨款发一笔极低的款子。这笔款子对事业来说就是杯水车薪的启动维持资金，对官员来说则是低到逼得人贪污的薪水。但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又搞了明朝版本的“大数据库”——黄册。
明太祖把农村首先分成许多叫做“里”的单位，每一里设里长十名，管辖一百一十户农民，里长由纳税最多的农民担任。剩下一百户，每十户编为一“甲”。城中的“里”称为“坊”，城郊的称为“厢”。并规定每一里编制一本黄册，黄册里不仅登记人口信心、还记录每一户的财产和土地信息，并且时时更新、由地方官组织校对后汇总到中央，中央再组织国子监里的监生对其进行二次审核，一有发现伪造或错漏，则重惩有关人员。所有这些黄册，被统一存放管理于后湖，也就是今天南京的著名景点玄武湖中的小岛上。
《明史·食货志》：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藏之。
我用黑体字表示对老朱这套工程的尊敬，太划时代了，太需要想象力和执行力。传说中刘邦攻进咸阳，萧何对妇女财货不感兴趣、偏偏闯进秦王宫去搜罗文物资料、档案图存，就是因为秦始皇派人搜集了全中国的户籍信息、地理资料、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等等详细数据。电影《王的盛宴》里用刘烨饰演的刘邦进秦王宫的一段“沛县刘季”反复吟唱来体现这种大数据降维打击的可怕。
秦朝的数据库仅仅只存在于传说，但明朝建立的黄册浩如烟海，到今天尚有一些作为文物被保存下来可供后人管窥。著名青年作家（历史考据派）马伯庸（祥瑞御免）近日写了一个系列文章叫《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就是通过参考明代弘治年间的黄册管理者赵官创办的《黄册志》等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套神奇的大数据库的前尘往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来看看。
当然明代那种生产力，信息极不发达，又没有宽带网络卫星定位，官僚想欺上瞒下还是比较容易。因此制度设计得再好也不过能运行个几十年，到明朝中期以后跟前代同样都面临了种种因户口隐匿税收下降的问题。
前文铺垫比较多，这里我用红体字带大家的思维跳跃一下，站在高处看一看这两千年的财政史。
任何新王朝都会极端警惕前代的制度弊端，比如唐朝财政收入少、宋朝就拼命捞钱，宋朝因捞钱而导致民间尤其是农业积贫积弱、明朝就重新重农抑商，往往在后人眼里这些做法会有矫枉过正，但下一个新王朝还是会重蹈覆辙。那是因为作为统治者而言他们没有办法像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那样把国家放手不管、踏踏实实分析调研潜心科研数十年去做一套顶层设计（而且这么设计出来也还是有可能失灵）。逝者如斯夫，国家也无时无刻不在运转，所以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从历史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值得羡慕的美国这种新大陆初创国、又可以沐浴在文艺复兴和欧洲思想启蒙的光辉下。
任何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有相当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物资储备社会财富积累相较于和平时期还是差很远。所以如果要不吝啬地压榨民力，新王朝的行政效率基本都能做得到，代价就是很可能二世而亡。相反来看，长命的王朝都选择建立一套可以在财政上自我维持的制度，向各个用钱的部门发放特许经营权等让官僚和事业单位自己想办法搞钱。对民间，则是发放资源、通过刺激老百姓为自己谋利的劳动积极性来创造财富、将资源变现。王朝中前期开始进行财政变轨、想尽一切办法来应对财政亏空，如果不出现财政亏空，则不会有人在顶层推动变革——两千年来一贯如此。
任何新王朝都不能脱离阴阳循环，因为所有的政策从套路上都有倾向性。顾此失彼、顾彼失此，统治者所能做的仅仅是量体裁衣、实事求是地应对变化并做出调整。而变化过程对于社会普罗大众来说一般意味着“谁动了我的奶酪”。作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朝三暮四”的故事的意义不在于“忽悠人”、而在于“重复”。点到为止、自行消化，我仅举大家比较关心的房地产问题来作说明。
90年代的房改可能是同时期最成功的改革措施，我是指操作结果上横向对比来看。改革前房子跟户籍严格相关，新增住房依赖国有房地产公司为各单位代建、各单位再将其分配给职工居住。建国几十年下来到改开后的突出矛盾就是新提供的住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严重不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房改相当于把这一块放开、让民间商人可以自行从国家这头买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来修房再卖给老百姓。结果到了今天，房地产行业产生巨量的“库存房”，库存房超标对经济来说是危险因素、可能导致巨额坏账爆发危机，但单从居住来看则说明通过短短二十来年的运作、已经为老百姓供应了足量的新增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也翻了好几倍。
于是问题又从“房子不够”变成“房子太多、分配不均”。所以这时候必然会开始逐步收回之前发放给民间商人的房地产开发资质，或者从土地供应上削减，转为逐渐向过去的“代建”模式恢复。简而言之结合时代预言就是“过去看起来更市场、今天看起来更计划”，背后牵动的全是财政问题。假如财政宽裕到不用考虑这些，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毫无问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90年代要看清变化、及时跟进，今天更要看清变化、及时跟进，在中间这二十多年里倒是可以麻木一点无所谓。
这跟国家财政千年来的用钱大户——军事开支，一样。没钱有资源的时候国家总想着改革成以府兵制或者屯田制为样板的义务兵役制度，核心思路就是“不给现钱”。人口变多财政收入有钱但没资源分配的时候，国家又想改回去成为职业军人制度，核心思路就是“加钱但不给资源”。中心思想都是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国情来充分调动下面干活的积极性，如果换成西方国家，很多时候财政没钱就少养兵、或者让地方领主代替中央养兵。可中国毕竟是中国，几千年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什么怪事都经历过、而且活得够久，因此在制度创造上可以说独步全球。
同样有趣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国企和事业单位，财政有钱的时候他们就是国家的伸向各个领域的触手，中央财政巴不得把这些单位全供养起来、让他们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同时也是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控。但财政没钱的时候国家又舍不得放弃让这些单位统统关门，往往都是先倒闭撤销一些边缘的、留下核心的，再让核心的做主业之外想方设法自己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或特权变现赚钱养活单位。这些单位不能够赚钱养活自己的往往只能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但因各种原因擅长搞钱的单位又面临一个利润不能有效分配给劳动者的“制度性尴尬”，所以往往又会因此而形成机构庞大臃肿、吸收各种大中小微型关系户进来一起混饭吃。等到中央财政逐渐好转后，必然会让这些单位改回去，形式上看是“精兵简政”，实质上还是想提高效率夯实主业。同时还可能伴随着一些前期撤销的不赚钱单位的重建和复活，背后是他们所处项目的复活。
当家不易，我们这个国家历史太悠久，正如领导人在故宫同特朗普讲的那样，重点是“一直延续”。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问题超多，所幸今天因为有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中央集权的威力能以过去想象不到的方式直达地方。同样，任何时期不管有怎样的技术，吏治问题或者说组织层面的问题都始终存在。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文列举各朝代的财政制度总是被基层操作变形从而好心办坏事，也总不能很好地切合经济规律，原因无他，在权力面前自由市场经济就是goushi。不管政府处于何种“好心”最终想要把手伸向市场来赚钱的时候，只要存了赚钱的心，那必将引发一系列市场混乱和经济破坏。如果还是从“国策”的高度来切入市场赚钱，那恐怕就不只是市场混乱这么简单了。
回到上一篇投票里的那个问题，假如你是桑农齐大柱，在改稻为桑面前该如何选择？相信已经有了更多体会。
写在最后的话
创作本文一开始调子定的太高，实际上没有达成。因为普通读者历史积累有限，因此要把一个具体的政策给说清楚估计就得上万字，期间会引用大量文献记录和前因后果补充说明。但仅仅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又不能上升到整体的宏观高度，如果多写几个案例，恐怕就没人有耐心看了。可是一旦把它作为系列文章甚至书籍来进行创作，按这个标准以及有无数前人佳作、大家仅需要走进书店或者图书馆去浏览即可。问题是作为社会人的话，只看书却又难以对现实问题做出适当的判断并因此产生收益，需要产生大量的读后感和具体分析报告。若要写分析评价，尤其是精炼一点方便碎片阅读的，又会有很多读者表示看不懂，get不到点在哪里。这可能是新互联网时代知识交流最大的尴尬吧，以为自己看懂了，其实也许没懂，关键是碎片化的时间形不成系统性认识、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算是懂了还是没懂。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存在概率性问题，若是以成败论英雄，再来反推自己懂没懂，结果恐怕只能走火入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