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从来不姓卡斯特罗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9日宣布选出新一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58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完成了古巴领导层的“代际交替”。
西方媒体普遍使用古巴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来定义这次交接。而意识形态更浓的媒体还用到了“退位”“世袭结束”这样的词语。
“后卡斯特罗时代”是不准确的，劳尔·卡斯特罗古共第一书记的任期将正常延续至2021年；“世袭”这种词则用得更显恶毒，古巴共和国从来不姓卡斯特罗：老卡斯特罗的7个孩子都远离权力，他们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棒球队的队医，最小的儿子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什么“准备接班”“预备立储”。
但毫无疑问，当年以12个人7条枪领导革命，引导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群年轻人，如今已悉数淡出历史舞台。老卡斯特罗曾说，自己是属于上世纪的人，到今天，属于他们的那个世纪，确实要远去了。
“格拉玛”号
在网上看到一篇近几年去过古巴的游客所写的游记，记录下他在古巴的三个“想不到”：
第一是原以为古巴充斥着个人崇拜，却想不到古巴街头巷尾没有什么卡斯特罗兄弟俩的痕迹，老百姓直称老卡斯特罗叫菲德尔，即使面对陌生游客，也不讳言他们对老卡的肯定和抱怨。
第二是原以为古巴革命是“破四旧”，却想不到从西班牙殖民时代到受控美国时期上百年的建筑全部得到完好保存。
第三是原以为古巴社会被人为划分出很多“上级下级”，却想不到古巴人与人之间非常平等，“干部”也没什么架子。
原来在这位游客眼里，古巴所代表的制度，是专制、破坏与社会等级的象征，这真不知道是卡斯特罗、切·格瓦拉，抑或是这个时代哭笑不得的悲哀。
1960年，存在主义者、全世界“文青”的偶像萨特带着波伏瓦，访问了革命后沸腾的古巴。岛上狂热的民众、充满朝气的革命领袖，让萨特以为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未来。时年，菲德尔·卡斯特罗34岁、切·格瓦拉32岁、劳尔·卡斯特罗28岁，其他领导者则很少超过30岁。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文章，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那是理想还有大众色彩的年代。
年轻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们浑身洋溢着那种时代气质。
1956年11月25日，由卡斯特罗带领的82名古巴流亡青年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出发前往古巴掀起革命。
就像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切·格瓦拉，早年骑着一辆半报废的摩托就敢周游南美一样，南美年轻人天生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气质。
电影《摩托日记》剧照
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的准备工作却严重不足。“格拉玛”号作为一艘设备严重老化，船速缓慢，只能搭乘25人的小游艇，却要装下82个战士、武器弹药。因为船上的油箱只能装下1200加仑的油，撑不到古巴，甲板上还要加塞2000加仑的罐装油。
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他们发觉海水浸入甲板。大家把能扔的东西都扔掉，准备弃船游上海岸，此时发现原来以为进水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问题，是一个救火用的水龙头不知为什么被打开了。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要在11月30日这天登陆，岸上的革命组织分部策应，一同发动起义。由于“格拉玛”号耽搁了两天，船上的通信设备又只能收不能发，到了约定的时间，岸上的组织已经寡不敌众被迫撤离，而卡斯特罗他们还蒙在鼓里。
12月2日，“格拉玛”号在一片沼泽地登陆，他们没有找对登陆的地点，距离原定计划偏了两公里，而政府军提前收到情报，早有准备，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围剿。经过3天血战，革命者损失惨重：50人阵亡，另有20人被俘后遭军队杀害，只有12人幸存。卡斯特罗就带着这12个人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开展游击战。
这是一趟悲壮而又稚拙的前行。理想是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现实是革命队伍缺人缺枪缺经验，而敌对势力及其强大又有美国加持。
很难有人相信他们会取得成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体现于革命中，也贯穿于革命胜利后新古巴的生存与建设中。
两个古巴
1492年，登上古巴海岸的哥伦布赞叹：“这是人类眼睛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地方。”
把一生痴绝留给古巴的海明威，在美古关系破裂的1961年黯然回到美国，用一杆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太美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国家，又存在太多的不利条件。作为一个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古巴经济结构严重单一，工业主要是蔗糖生产，驰名世界的古巴雪茄至今依然是手工制作，经济从未摆脱外援。
“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古巴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革命胜利前，古巴主主要向美国出口糖、雪茄，从美国进口制成品、日用品和食品等。美国对古巴实施制裁后，由于出口外汇收入的减少，从美国等国进口的日用品和食品大大减少，为保证对大多数居民的供应，古巴政府自1962年起不得不对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实行凭本定量、低价供应和分配。
古巴居民每户有两个购货本，一个是购买日用品和食品，一个是购买衣服和鞋。定量供应的商品、数量和价格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自1962~1981年底，古巴凭本供应的基本消费品的物价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没有变动，处于冻结状态。这些商品的价格一般都很低，政府给予大量的财政补贴。
为应对美国的制裁，古巴长期依赖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据资料介绍，在苏东剧变前，古巴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85%。1988—1989年度古巴出口的商品中，63%的糖、73%的镍、95%的酸性水果和100%的电器零配件出口到苏东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63%的食品、86%的原料、98%的燃料、80%的机器设备、约75%的制成品来自经互会国家。
卡斯特罗与勃涅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苏东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剧变之后，古巴经济更是陷入停滞，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接受采访时感叹：“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的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于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美国加强了禁运，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瞬间消失，国民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
由于缺乏燃料，古巴的邮政系统基本瘫痪，古巴人甚至一度使用信鸽代替航空邮政。哈瓦那街头的汽车数量锐减，为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古巴政府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凤凰”“永久”，退回自行车时代。
直到2005年3月，古巴才结束节制消费的“特殊阶段”，此时，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向古巴伸来援助之手，以廉价石油换取古巴的医疗援助，许多古巴人车库中的老爷车20年第一次等来了汽油。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沉重打击了委内瑞拉经济，再加上飓风天灾，使古巴经济连受重创。2016年，古巴经济下滑0.9％，为2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古巴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强调义务和奉献，拒绝物质刺激和激励，国营经济效率低下，职工“薅社会主义羊毛”的现象严重。为刺激经济，古巴历史上不是没有采取过放开私人经济的时候，但过程几经起落，由于古巴对贫富差距的警惕，对私营经济态度的一直徘徊在利用与限制的轮回中。
2010年以来，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举措，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领域进行松绑，主要是放开个体私营领域，对外开放，设立经济开发区。
更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改革措施落实比较缓慢，2011年古共六大所提出的313条政策措施，到古共七大时只完成了21%，77%正在执行中，2%尚未开始实施。国营部门的裁员、货币并轨（古巴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大多数人用来支付的古巴比索【1美元可兑换24古巴比索】，另一种是古巴可兑换比索【1美元可兑换1古巴可兑换比索】，两种货币导致“黑市”盛行，收比索的国营商店便宜而货少，收可兑换比索的商店昂贵而货多）、对外商投资限制等老问题“更新”效果不明显。
年轻人也是一大挑战，在古巴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思想在发生变化，他们希望能买房子，够吃饭、穿衣服，渴望社会有更快的、更加积极的变化。
劳尔·卡斯特罗在文章中承认：“今天的青年们要求更高，因为他们能力更强，受过更好的教育，修养更高，尤其是，他们更具批评精神”，“在今天，没有一个人会仅仅因为我们告诉他‘你的父辈和祖辈经历过怎样的艰苦时光’而成为一名革命者。”
但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只是古巴的一个侧面。
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老前辈在他的书中写过这么一件往事，有次他在古巴约见一位部长，比约定时间晚了很久才见到，部长很抱歉地向他解释说，路上耽搁了，有老百姓挥手搭乘他的车，他先把人送到目的地再赶过来。
原来古巴政府规定，凡挂红牌的车子（公车）遇有拦车搭乘的行人，空车时且驶向同一方向，必须准允搭乘。某位省委委员、副局长由于没有让路边的招手人搭上车，受到警告处分并公示。
尽管经济困难，古巴教育和医疗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免费，大街上修得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和医院。古巴教育支出常年占财政支出的一成左右。国民识字率达99.9%，小学入学率为100%，每4个古巴人里就有1个是大学生。
古巴医疗水平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平均每10000 名古巴人拥有134.6名医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位居美洲地区第一。2016年，古巴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仅为4.3‰，低于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远低于全球32‰的平均值。古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45岁，处世界前列。同时，古巴也是全球首个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消除艾滋病毒及梅毒母婴间传播的国家。
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世界排名67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为0.764，均为南美国家最优，在以抢劫、绑票和毒品闻名的南美犯罪天堂，古巴是整个西半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古巴或许没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那样的自由，但古巴没有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没有贫民窟，没有上不起学的孩子，流离失所的母亲。
这种追求社会平等的观念融入古巴人的血液当中，即使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年轻人也不例外。刀哥曾看过一个到中国学习中文的古巴交换生记述。第一个冬天，她生病了。“我去看病，我去的时候以为可以直接去找大夫。我坐在他面前，他问我有没有挂号。”
她感到意外，她知道在中国医疗并非免费，“但我以为可以先看病再交钱，因为我很不舒服。这让我觉得他们首先要的是钱，而不关心我的身体，在古巴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面的古巴和那一面的古巴，哪个才是古巴？
“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对古巴“更新”的方向和节奏问题，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的所作报告中说，“正如我们预料的，有些人对革命进程中那些问题相对较少的时代具有怀旧之情，当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有些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期望复辟资本主义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在评估当前变革节奏时，不应忽视的事实是，在古巴绝不允许采取所谓的“休克疗法”，它被频繁使用而损害社会下层利益。此前提所对应的原则就是任何人不能无所依靠，很大程度上决定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速度。”
总结起来就是，古巴人在面对现实，但古巴人不会背叛理想。
在自由主义盛行，利己主义者遍地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争取自我利益最大所导致的负面结果是，人们失去了对社会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当前在欧美涌动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这一缺漏的表现。在这样的时代，古巴的坚持弥足珍贵。
市场和资本给生产力带来的刺激是巨大的，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把握好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间的平衡，减少社会的创痛，缩小转型的成本和代价，在整体抬升，人民富足感增强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降低人们的不安感。这一切需要有主动为之的力量。在各种各样的样本面前，古巴“不急也不慢”的探索有其实际考量，也有现实价值，值得我们尊重。
站在今天看，属于切·格瓦拉，卡斯特罗和萨特的时代，确实远去了。
不过，在以往任何时代，他们可能都只可能是人群中不到1%的人，是“疯子”和“傻子”。
但是，只要完美的人类生存方式还没有实现，人类社会还没有到岸，“疯子”和“傻子”就不会止步。
最后
有些人是不喜欢，甚至讨厌古巴的。他们一定要找到切·格瓦拉、卡斯特罗“作秀”、自私自利或者荒唐幼稚的证据，来解构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进而解构理想和崇高，进而证明人性自私的崇高，进而证明自己的崇高。
靠向理想主义吐口水来给自己寻找优越感的，大有人在。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各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刀哥不想做无益的辩论，还是用一句切·格瓦拉的话做结吧。
“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背过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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