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拿这招对付苏联，美国如今又想用在中国身上

编写/胡一刀

“中美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并未达成协议！”这是8月24日很多美国媒体刊发的重磅消息。但是，这对刀哥来说，并不出乎意料。

一方面，从美国媒体传出的所谓“谈判内幕”来看，美方向中方提出了不少条件，有些其实是上一次贸易谈判中美方就已经提出的，有些是新提出苛刻条件，涉及到中国国力、科技、经济的未来发展，断然不可能答应。

另一方面，早在谈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明确表示，对这次会谈不抱任何希望，对中美两国结束贸易争端也没有时间表，但他有一个长远战略。

今天，刀哥就聊聊美国的这个长远战略。

01

对抗苏联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华发难的目的，是要阻碍中国发展，保持美国霸权。

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先提出的战略思想，作为上台前还是执政议政“门外汉”的“政治素人”，他的很多政治策略其实都是从美国历史中“复制-粘贴”下来的。

因为历史中有轮回，相似的情况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现。

在冷战期间，美国就曾两次强势对抗苏联。第一次是在1958年前后。

受朝鲜战争失利、华约组织成立等事件影响，以及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美国朝野当时一片焦虑。由此导致的麦卡锡主义则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由于战后的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执着的“平衡预算”政策，美国经济也于1954 年滑坡，1958 年更跌入衰退边缘。

而此时的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公开扬言要“埋葬”美国。1956年先后强势干涉苏伊士运河危机、武装镇压“匈牙利事件”，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更使苏联势头咄咄逼人。

在此形势下，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

与苏联的强势对抗，一方面使美国很快缓解了与英法等国在非殖民化和中东等问题上的矛盾，将西方世界团结在“反苏“的大旗之下；另一方面使艾森豪威尔能够在国内推动一系列的强硬调整措施。

尽管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总统，其内阁成员也清一色地出身于大资本家，但他却积极支持黑人平权运动，强势推动废除教育种族隔离法案，不惜派军队镇压白人种族主义者于1957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挑起的叛乱。启动了美国社会“左进右退”的大调整。

小石城事件爆发

继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继续与苏联“全面对抗”，同时更积极地促进民权、改革税务、支持工会、“摆脱贫困”、打击黑社会、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一系列的“左倾”政策，不仅逼迫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妥协让利，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政治经济“北重南轻”的长期失衡。

在整个60年代，美国经济以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总值（GDP）从1958年的2.97万亿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5.38万亿。

美国第二次强势对抗苏联，是在1978年前后。

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元危机和经济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等不仅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也使美国在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1979年11月，伊朗激进学生扣留52名美国外交人员为人质，卡特政府举措无力。直到1980年4月才派出特种部队营救，却以折戟沉沙的失败告终，令美国颜面扫地。

而此时的苏联则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大力扩充军备，不仅核武器数量超过美国，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 1971支持印度占领东巴，成立孟加拉国；1975年支持古巴直接卷入安哥拉战争；1978年指挥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

于是，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立即摈弃了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全面升级美苏“冷战”，公开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

里根一方面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应配合，重整反苏阵线。另一方面通过消减个人所得税、大幅度缩减社保福利预算、限制工会等“右倾”政策，强势整合美国政治。

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大调整，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

可见，美国在以上两个困难时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党政，都是通过用与“强敌”苏联的全面对抗来强力推动国内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逼迫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从而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使美国“更加强大”。

02

美国之乱

今天的美国，面临着比前两次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外，由于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乏善可陈，领导能力和信誉都显著下降；对内，由于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体制、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带来的结果是，大资本鲸吞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而以薪酬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下滑。这不仅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要依赖已经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赞助；另一方面，却要迎合反对全球化的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右翼保守的福音派自90年代末在美国政治中的异军突起，左翼自由派为把持道德制高点，高调维护种族、教派、性别就业/学的绝对平等，导致了“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

两相对撞，结果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

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击人群

而这些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因而矛盾双方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极端。这样一来，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从有利于妥协与稳定的椭圆形，拉伸为势不两立的哑铃型，形成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正是在此乱局之中，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却高举反体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赢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

03

敌视中国

特朗普虽然乱中取胜，但是他毫无国际战略思维的修养和实践，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战略构想”。

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却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博出生存空间，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伊核、朝核、贸易赤字等——上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发生纠缠，甚至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砝码，并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

特朗普已经认识到，美国的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更宏大的战略构想：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来推动美国迫在眉睫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克服乱局重新焕发。

显然，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蹴而就的。

十几年来，中国“融入”式的崛起方式——不挑战美国建立并领导的国际秩序，而是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其中——和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政策，造就了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使得美国任何具体的制华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的剧烈斗争。

但是，随着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冲动日益强烈。建制派中的共和党右翼保守派和民主党左翼自由派都一致认为，“逆转”中国崛起已时不我待。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中国“脱钩”。

但与中国“脱钩”，必将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与重建。要克服调整过程中强大的反对力量，首先要破局。不破不立，只有在打破目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才能开始重建。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却取得了数项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协议和伊核，大幅度增加军费，减税、限制外来移民等等。所有这些“破局”之举，如果没有右倾保守力量支持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

而特朗普也通过这些“破局”举措，也向右翼利益集团纳了“投名状”。能源产业、军工集团、华尔街、福音派等支持共和党的右翼利益团体赚的盆满钵满，而左翼自由派的利益则大受打击。美国“右进左退”的战略大调整已然开始——“里根模式”悄然再现。

其次，以中国为敌。通过与“强敌”的对抗，来迫使相关利益集团做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

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确的。首先坐实中国是“非市场经济”，进而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之间划出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然后，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谈判，重写游戏规则，籍此打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优势——全面完整的产业链，与中国“脱钩”。

通过贸易战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中国是“敌人”的形象——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用“经济侵略”来界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用心所在。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其实是他和建制派不断磨合妥协的产物。

精明的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树敌”这两个关键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了作用，因而撞对了建制派预想的战略方向。

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目的不仅是为了阻碍中国的发展，更是为了通过与华为“敌”，推动美国内部必要的调整与整合。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聪明地与之周旋，而是跟着美国的步调一味“硬碰硬反击”，就很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轨道进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新冷战”。

最终，使中国像50-60 年代与70-80年代的苏联一样，成为美国战略转型期间内部矛盾的调和器，推动美国内部整合的助推器。

从长远看，由美国挑起的中美之间的“对抗”，其实是双方整合内部、重新焕发的赛跑。要赢得这场赛跑，中国不仅要专注对方的脚步，更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籍此不断壮大自己，使自己的脚步更加有力持久。

本文基于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黄靖教授的文章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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