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文/李小飞刀
上面这张表，是日韩两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15年间，每个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的个数变化。
红色的曲线代表日本，可以看到，这50年来，它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保持平稳。
而那道呈45度下落的蓝色曲线代表韩国。可以看到，韩国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1961年达到高峰之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以往我们总是把更多的目光投注于日本社会的“少子化”“老龄化”。这两年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我们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少子化”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这也从上表可见一斑。红色的曲线近年略有上扬，而蓝色的曲线还在继续下坠……
“亡国灭种”的危机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曾在2006年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从这10年的趋势来看，科尔曼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2014 年，韩国新生儿数为43.54 万名，2016 年，新生儿数减少到 42 万名，2017年又降至35.77万名。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危险，不但首次跌破40万，而且跌速有呈加速度的趋势。
据韩国专家预测，今年韩国社会的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个数将跌至0.9。这意味着不生孩子的女性将多于生育女性。
自二战结束后，一定规模以上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破1”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另一次是2010年台湾地区民众因生肖问题不愿生孩子。除此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破1”的事情。
专家计算，照此下去，2026年韩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比现在减少218万人。从2031年起，韩国总人口将开始减少，到2065 年将减少到4300 万，2165 年以后萎缩到1500万，最终归于“消失”。
低生育率也将使韩国的基层行政区划被依次抹去。韩全国82个郡（相当于中国的“县”）中，2016年新生儿不到300名的郡多达52个。庆尚南道的南海郡，新生儿为140名，而死者却有722名。如此，韩国目前全国所设228个地方自治机构中，将有1/3以上地区消失。
韩国专家惊呼，如果不加以干预，韩国要“亡国灭种”了。
韩国属儒家文化圈，“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韩国人曾经也很喜欢生孩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新生儿总数一度保持在60万人左右，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问题怎么演变到这个地步？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婴儿潮带来的社会压力增大。韩国政府创立家庭保健福利协会，推行柔性计划生育政策。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到了1966年，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展开“3.3，35运动”，正式提出“生育三胎”的标准，即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
1973年，韩国政府又提出“不分男孩女孩优育两个子女”的标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到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达到生育年龄，韩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提出“优育的一个女儿比十个儿子更好”“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等口号，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给接受绝育措施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优惠和生活补贴。
万万没想到，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要快得多。1981年定下的7年之后实现的人口更替水平下降目标，才过了2年就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一胎政策鼓励了“要男孩”的风气，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1.15:1。
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趋势开始出现。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1994年，韩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放弃计划生育，转而倡导家庭健康和福利、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实现人口平衡分布。
又一个万万没想到，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刹住出生率的不断下滑。200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47。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又降低到1.17。
韩国政府这回真急了，由放弃计划生育转向鼓励多生育。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计划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
为实现这个“2020战略”，韩国政府不可谓不花力气。
过去十年，政府共花费100多万亿韩元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各个环节给予相应鼓励。
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疗检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假期在家养育子女，期间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并且雇主必须保留生育妇女的职位。
一些面临“消失”危险的地方还嫌中央政府的优惠来得不够直接，纷纷往上加码。比如全罗南道海南郡就悬赏“生第一胎奖励３００万韩元，第三胎开始全额支付医保费用，第四胎奖励７５０万韩元”。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韩卫生部甚至提出“熄灯造人”计划，每月一晚“熄灯日”，放员工早早回家“造人”，被民众笑称“韩国生育部”。
几十年前喊出“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的家庭保健福利协会也转变风格打出亲情牌，在2004年搞了一次鼓励生育口号征集大赛，获大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想要弟弟妹妹”。
但是，韩国政府显然高估了重赏和亲情牌的威力，低估了老百姓在现实面前的焦虑。到2017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06——“2020战略”，悬了。
花了百万亿韩元，为什么还拦不住生育率下滑？
绝大多数专家归因于这么几点：
首先是爸爸妈妈们不堪重负。
在韩国，1 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 年间，家庭需要花费3 亿 890 万韩元（约190万元人民币）。如果按年平均，每个孩子每年要花费约1400万韩元（约8万6千人民币），而韩国1名公司正式员工（要在韩国公司谋到一份正规职很不容易，原因后表）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也就是说，养育1个孩子1年的费用要超过年收入的1/3。
这还不包括孩子上学之后的课外补习费用和将来的成婚费用。韩国号称“补习亡国（不是王国）”，全国小学生中参加课外教育的学生高达80.7%，这也是笔沉重的负担。
所以，韩国10年间花出的100万亿韩元，每年摊到每个孩子头上，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毛毛雨”。
其次是妈妈们所遭遇的歧视。
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传统上在家相夫教子的韩国女性也得出来工作和应酬。但韩国社会对育龄妇女有排斥现象，法律规定产假可以歇三个月，但很多妈妈三个月都歇不完就匆匆回来上班，经常听到的议论却是，“那么大年纪了，都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回来干嘛”。
在这种氛围下，韩国职场母亲真正享受产假和育儿假的比率在60%左右，并且还在下滑。休了产假后重新上班的母亲近一半在1年之内离开岗位。
上班时间长，下班后要应酬无法正常照顾孩子，想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或幼儿园，不但费用高，而且时常发生一些事故或虐待孩子的事件。虽然韩国人传统上很爱孩子，但现实在逼迫他们割舍，这点对女性尤甚。
最后是生育观念的改变。
几十年计划生育对韩国生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更加严峻的是现实。农耕时期，“多子多福”，多养子女可以增加劳动力，可以为未来养老做投资。可在竞争残酷的当下韩国，只具备原始劳动力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不能立足就要变成父母的累赘。
养一个孩子，父母就要想尽办法加大投入让他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多生一个，成本就成倍增长。这样，农业社会的“多子多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子多负”，年轻人对眼前因孩返贫的恐惧，盖过了对未来老无所依的焦虑。
面对这样的形势，韩国专家也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强调青年男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扩大生育补贴，完善育儿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育龄妇女权利等等。
可惜这些解决办法，都是就生育问题谈生育问题，没有触及韩国少子化问题的真相。
“朱门多贵子，寒门无姊妹”
就在最近，韩国的一家媒体，根据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韩国，越是高收入人群，生育率越高；越是低收入人群，就越不想生。
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2017年为准）。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说明过去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富人的生育率占比不断增加。2008年，在整体生育人群中，收入排在前20%的人群占比为15.7%，而到了2017年该数据增加至17.38%。
与此相反，最低收入的20%人群生育率占比从10.81%下降至10.1%。也就是说，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人群间的鸿沟，反映到生育率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放弃生育。
其他调查也在支撑着这个结论。
比如说，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教育是影响女性婚姻家庭观的重要因素，女博士普遍难嫁、难生。但韩国的数据不支持这一看法，他们的情况是：学历越高，结婚比例也越高。
2015年，韩国20岁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群中，男性婚姻率（每1000人中的成婚数）为24.5，女性为28.6。而高中学历的男性婚姻率则仅为9.8，女性为10。中学学历及以下人群更低，男性为3.6，女性为2.3。
究其原因，高学历意味着能找到相对稳定和高薪职位，进而经济条件也相对优越，也更容易结婚生子。
再比如说，有房与无房的韩国人相比，前者生育率也明显高于后者。
据韩国统计厅2016年数据，结婚未满5年的新婚夫妻中，有房子的夫妻生育率为68%，而无房夫妻的生育率则为61.5%。
实际上，韩国人对房产的观念与中国人很相似，认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才踏实，甚至一些韩国夫妻宁愿不要孩子，也要将钱省下来买房子。
韩国媒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对结婚7年的中年夫妻，俩人都是外企员工，加起来年薪约10万美元。他们至今没能在首尔买到房子，原因是房子太贵。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对夫妻最终决定做“丁克族”，因为养孩子的费用实在不菲，房子与孩子，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
这对夫妻自嘲：“现在不是流行说‘膝下无子，真真好命’嘛，我们夫妻俩吃好、玩好，彼此作伴享受人生便满足了。”
还有一个例子，一名36岁的母亲，她已有5岁儿子，原来计划再生个弟弟妹妹，这样孩子将来可以相互依靠。但仔细算了教育费用后决定放弃。目前，每月定期给孩子投入的教育费用约为66万韩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加上买衣服、玩具、亲子游等费用，几乎每月达100万韩元。这在孩子同龄段孩子中，投入算少的。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固定，但房租飞涨，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房价增幅，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能力养二胎。
这样一对又一对在孩子面前却步的爸爸妈妈们背后，是韩国社会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累积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韩国排名前10%的高收入人群与排名垫底的10%人群相比，前者收入高达后者的4.3倍，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仅次于美国。
首尔市政府于2015年8-10月，以3000多户家庭为对象进行调查发现。受访对象中近10%的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韩国相关机构表示，收入差距直接体现到生育率方面，说明收入分配不均、寡头收入增加是生育率两级分化的源头。
也就是说，将韩国“少子化”归因于韩国人都不想生孩子是偏颇的，真相是：有钱人的家庭多子多福，没钱人的家庭没儿没女。
有人统计，韩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多66天。他们一年到头为老板打工，辛辛苦苦缴纳完房租、交通费、保险之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他们为谁辛苦为谁忙了？
他们为大财阀们忙了
韩国在二战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发展的代价是纵容了腐败与经济失衡。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政府集中资源培育了少数财阀企业。
在经济高度增长期，社会阶层整体能顺势抬升，韩国企业有终身雇佣的文化，工会也比较强大，因此劳动者的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
但国内市场的狭小，也让韩国抵抗外部干扰和风险的能力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做了自由主义改革，这一下打开了资本的潘多拉魔盒。
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财阀企业获得了“集体雇佣权”和雇佣“非正规职”（可以理解为非合同工）的权力。韩国失业率就此迅速上升，青年人就业困难，中年人被迫提前退休。非合同雇用比例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
雇用不稳定加剧了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财阀的海外投资引发国内经济空洞化，国内中小企业受困于国内市场，还需要与财阀的全球供货商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
财阀大公司是全球雇人，对国内就业的吸纳低于中小企业，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去争那一口财阀给的饭吃。年轻人就业难、中小企业倒闭、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原本韩国政府也制定过一些限制财阀资本的措施，但随着资本自由化改革，大量海外资本进入韩国收购银行和企业。为了抵抗外资兼并，政府不得不取消对财阀的限制。挣脱了紧箍咒的财阀得以放开手扩张。
经济上，他们骗取国家补贴，占用大量国家资源，从增长的贡献者变成最大的特权者，令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在财阀企业的供职的少数精英全球潇洒，大部分普通劳动者被抛弃在狭小高生活成本的国内市场遭榨骨吸髓。
政治上，他们控制党派、操纵选举、干涉司法，勾结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一个经典的说法是，韩国司法界对犯了法的财阀有个“潜规则”——“三五定律”,即一审中判处5年及以下徒刑,二审中以3年徒刑、缓刑5年的方式释放。在朴槿惠的“闺蜜门”中，三星太子爷李在镕行贿430亿韩元，只被关了353天就放了出来。
这还比不上他父亲李健熙。2008年，李因进行逃税、非法债券交易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结果包括韩国江原道、经济界、体育界在内的一大堆人为他向总统请命叫屈，理由是要靠李帮助申办2018年冬奥会。叫屈结果毫无悬念，“三五定律”嘛。
财阀独大，自由主义横行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两级分化，中产返贫；二是催生了愤怒的“经济危机世代”。
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走出校园的一代人，他们成长环境优渥，生活质量要求高。他们为求职投入了更多的经济成本和精力，却发现难以找到高质量的工作。
他们被称为“88万元世代”。因为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88万韩元，仅仅够在大城市里租小房间阁楼甚至地下室，维持基本生活。
“经济危机世代”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截至2017年11月，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9.2%，是1999年进行该统计后，18年来历史最高值。高失业率引发了一连串连带效应，即“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意味着没钱结婚；不结婚则意味着不生孩子”。因此这代人又被称为“三弃一代”，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育。
年轻人被掏空，更直接的影响是父母老无所依。那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将全部积蓄用于孩子教育和买房的父母，老来发现几个孩子已经深陷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再无暇顾及自己，他们只能放弃退休自食其力。
义工正在宽慰89岁的独居老人
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调查纪实写道：71岁的快递大爷一周三天坐对老人免费的地铁送快递，挣每月大约3000元人民币的辛苦钱，他所在的银发快递公司，年纪最大的78岁。70岁的老奶奶，在街上做30美元一次的皮肉生意，她最大的秘诀是忍耐，“为了生存，我只是闭上眼睛。”
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
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也不可谓不用心，但在缓解韩国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方面，韩国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而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上福利国家缩减社会福利的时期，福利制度基础不牢靠。韩国人的观念也还停留在高速增长期，他们对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看得很重，非常担心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毕竟是托底措施，关键还在于抑制资本、控制贫富分化。可韩国政客连多关李在镕一天都不愿意，又哪会对财阀动大刀呢？
这也能就能看出韩国专家们提出的，提高年轻人的责任意识以解决生育问题是多么可笑。国家是财阀的，不是年轻人的，他们有什么责任呢。也难怪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生育率对政府来说是个问题，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体验痛苦生活”这样的话了。
然而最可笑的，还是那些资本家们，他们不断变换着剥削的方式，扩大着剥削的程度，他们有一天终将发现，可供他们剥削的人，没了。
所以韩国的生育问题，何止是生育问题。
（本文部分资料由李梅、金惠真整理）
参考文献：穆光宗.警钟为谁而鸣: 韩国的人口危机及其启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9月.
王晓玲.韩国的治理难题：新经济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妥协.当代世界.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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