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顶级物理学家，被美国毁掉的人生

文/李小飞刀

2015年5月21日清晨6:30，天刚刚亮，世界知名超导专家、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教授郗小星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郗教授连衣服都没顾上穿好就跑出去开了门，随即被一连串电影般的突变惊呆了。

十几名身着FBI字样防弹衣的探员冲进门来，黑洞洞的枪口齐涮涮对准郗小星，其他探员拿枪指着郗小星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让她们手抱头靠墙。

郗小星被戴上手铐“走一趟”，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就在郗小星被捕前半年，另一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就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水文专家陈霞芬也在她位于俄亥俄州的办公室内被FBI逮捕。她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将敏感的水文信息资料非法发送给中国官员。

“我的同事透过窗户看着我被抓走”，门外围满了现场报道FBI“抓中国间谍”的媒体，陈霞芬后来回忆说。

就在郗小星被捕前5天，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受美方邀请参加国际微波会议，不曾想这是美国执法机关给他下的“套”，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即被捕，被控“经济间谍”“窃取贸易机密”等罪名。

后来看，2015年的这一连串事件，是美国打击中美科技交流行动的一部分。在我们今天开始讨论中美“脱钩”的时候，“脱钩”早已开始；在我们今天为孟晚舟事件惊讶的时候，美国内部针对华裔和“亲华派”的“恐吓”与“清洗”或许已经完成。

捕风捉影式的证据收集，无孔不入的监控，不人道的对待，冗长的诉讼，高额的保释和诉讼费用，精准的程序“正义”与永远不会到来的真相，以一人一案制造整体恐怖氛围的手段。今天我们在孟晚舟事件中已经看见的，以及没有看见，今后可能会看见的一切，都可以在郗小星、陈霞芬们的案件中看个明白。

无证之罪

被捕当天，郗小星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东区联邦法院出庭聆讯，美司法部指控郗小星犯有“通信欺诈”、“协助和教唆犯罪”等多项罪名，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企业的超导技术“秘密”。一旦所涉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多8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

郗小星随后以10万美元保释。

美司法部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3年前后，郗小星利用学术休假，与一家美国企业合作时，得以接触到一种给二硼化镁超导薄膜制备领域带来革命性发展的设备。

2004年，他利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研究资助，寻求向那家美国企业购买一台这种设备，对方起初没有同意，但在2006年1月前后同意郗小星使用，为期12个月，郗小星则签署协议书，承诺仅用于测试目的，不会向第三方复制、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散布这台设备，也不会对这台设备施以“逆向工程”。

协议书强调，那家企业向郗小星提供这台设备，并不构成它的“商业化”，而只是用于“测试目的”。起诉书和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没有提及这种设备到底叫什么。

起诉书指称，郗小星“多次复制、出售、转让、散布或以其他方式分享这台设备及其技术”或“未遂”，由他本人直接进行或得到“他指导的、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受益者则是“位于中国的第三方，包括一些政府实体”，目的是帮助这些中方实体在超导技术领先世界。

起诉书指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4年至2012年前后，郗小星策划并实施从那家美国企业骗取技术的“阴谋”，向中方实体提供技术并协助它们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种技术，为他本人和中方实体牟取“经济利益”。

美方检察官援引他们截获的电子邮件指称，郗小星还提出帮助中方实体建造一座世界水平的超导薄膜实验室。

起诉书称，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

与美国复杂的法律条文体系一样，这份起诉书即便是综述依然显得复杂，简单来说，检方当时手中的证据其实就是他们监控截获的四封郗小星发给中国同行的邮件，他们怀疑郗小星把业内俗称“暖手器”的一种敏感小型加热器设计图透给了中国，这种加热器在超导研究中很有用。

郗小星的学生后来回忆，案件曝光后，美国媒体一行行“抓中国间谍”的大字标题让他们陷入困扰，郗老师平时是那么“小心”的一个人。

更加奇怪的是一些网民的声音，他们提前给郗小星定了罪，称他是“活该”，美国司法部门肯定有“证据”在手，郗既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就应该“忠诚”。

而郗小星自己听到证据的第一反应是“荒唐”。

同时也有美国媒体质疑，为何检方不公布他们手中的关键证据？既然涉及机密，为何又不以间谍罪起诉？

本以为冗长的庭审就此开始，然而，在几个月之后，法庭尴尬的发现，这案子审不下去了。

多名全球知名物理学家出面为郗小星作证：FBI探员“弄错了”，犯了业余的知识性错误。郗小星在邮件中提到的是一种公开设备的设计图，根本不是什么能“给二硼化镁超导薄膜制备领域带来革命性发展”的机密设备。

郗小星的律师说：“这就像把微波炉和烤面包机进行比较差不多。它们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但它们都可以加热食物。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没弄懂科学。”

美国费城检察官办公室向费城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4页长的申请，要求撤销对郗小星涉及通信欺诈的4项罪名。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公开置评，只表明这一申请基于在今年5月指控郗小星后获得的“更多信息”。

郗小星免罪了，但他“清白”了吗？

附带伤害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这个词最早是美军在越南战争的军事行动当中，造成平民伤亡之后，搞危机公关时候用的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

在美国为打击越共而执行的“正义行动”中，一些平民的伤亡是“不得已”的，是必要之恶，他们的死伤是“附带伤害”，挺遗憾，不过死了白死。

郗小星发现，他正在承受这种“附带伤害”。

在事件以前，他的人生仿佛一帆风顺。他是二硼化镁超导薄膜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的代主任，将要竞争主任。他管理着9个政府研究项目和100多万美元的联邦资金。

事件之后，他的生活被“毁掉”了。一遭起诉，他就被校方禁止进入校园、与学生交谈，代主任的职位被撤掉，女儿不得不在学校里一遍遍解释自己的爸爸不是“间谍”。

在控罪撤销之后，郗小星依然每天生活在恐惧中，担忧自己是否遭到监听，哪个早上又被突然拿枪顶着带走，在签署文件时更是小心谨慎，完全放不开。

事业上也因此受到打击。代主任的位置再未恢复，本来有科学组织邀请他出任一权威机构的主席，案件发生后也不了了之。中美间的科技活动，他也无法参加。

“没有人愿意和有间谍罪嫌疑的人来往，谁都怕被牵连。”

为了恢复名誉，同时阻止FBI对自己的调查。2017年5月10日，郗小星提起联邦诉讼，起诉主导此事的FBI探员歪曲核心证据，多次忽视外界对其错误判断的警告。此外，郗小星已就此事给他带来的损害向美国司法部提出行政赔偿。

郗小星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无心之失”，负责调查他的FBI探员安德鲁·豪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张设计图不是核心机密，“暖手器”的一个发明者早已告诉豪根那根本不是“暖手器”。

FBI的发言人拒绝对诉讼置评。对于大多数与工作有关的诉讼，特工都不会遭受惩罚，豪根可以用这个理由要求驳回这项诉讼。

郗小星开始在美国各地演讲，公开FBI的错误执法。

郗小星分析说，自己被捕是美籍华人格外可疑这种执法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害怕，我们做的一切，FBI都在监听，我们的一些言行可能会被歪曲”，“我们脑海深处始终有这种恐惧。”

本案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联邦检控人员宣布将不再对郗小星提出新的指控和搜集新的证据，并将退回郗小星被没收的财产。

但道歉和补偿至今没有下文。

不过，郗小星其实是幸运的，学校保留了他的教职，10万美元的保释费也没有伤筋动骨。同样最后被证明是冤枉（其实是回中国参加同学聚会）的陈霞芬遭单位开除，背上巨额诉讼费债务。

郗小星其实是幸运的，有许多著名物理学家站出来为他作证，诉讼没有拖太久，FBI也没有太为难他。而遭遇“钓鱼执法”的张浩在被保释后居然立即被执法部门带走关押，连美国司法部门都感觉脸上挂不住，案件至今也没有定论。

恐惧效应

在孟晚舟事件中，我们看到有些人抱定这样一组等式：

美国的法律健全=程序正义=事实正义=起诉即有罪=有罪即有错=抗拒从严坦白从宽。

这些人跟当年断定郗小星是“活该”的很可能是同一拨人。

他们对中国总是很复杂，对美国总是太天真。

今年年初，著名美籍华裔海洋学家王春在作为美国政府雇员同时接受中国方面的收入而被判刑。据律师介绍，王春在与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庭审前达成认罪协议。

他承认一项从美国雇主以外的机构领取报酬的重罪，以他此前已经被关押的时间即一天作为刑期，以交换他获得人身自由和避免冗长和昂贵的庭审。

然而在法庭上，法官质问了检方起诉王春在教授的理由，认为必须判决这个原本不必起诉的案件是“令人遗憾的”。

有腰不疼的人可能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教授们应该知法守法。

听听在美国纽约州工作了30多年的华人律师海明则怎么说。

“美国国内政客将华人当做替罪羊是一贯做法。柿子挑软的捏，我所经历的这么多华人相关案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间谍，都只是正常的商业和学术往来，只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不了解，无意中触犯了而已。”

上世纪90年代曾震惊中美的受冤流体动力学专家李文和，曾在他的自传《我的国家告了我》中写道：“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这些教授平时“专注研究”，对相关法律认知的薄弱，也不关心国际政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

类似郗小星，在事发前他怎么也想不到，此前美国国内已经在为打击中国商业间谍造势，司法部专门调整了机构，对华裔科学家开展调查。

根据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截止到2017年底，在总计180起经济间谍和盗取商业机密的案件中，至少有55起涉及中国公民或者美籍华裔，其中1997-2008年间每年平均至少3起，2009-2015年间至少4-6起，目前仍有19起案件未结案，结案的当中，至少9起为提前撤诉或定无罪、另有3起罪名被减轻。

在其中136个案件中，34%的经济间谍案的受益人被认为是中国的机构，在外国政府和机构中排第一。而没有一起案件的受益人涉及俄罗斯。

有22%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亚裔最后都没有被定罪。也就是说，超过1/5被起诉的亚裔可能是无辜的，这个数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后又被撤诉的案子的两倍。同时，在被定罪的亚裔中，获得的刑期是犯有同类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两倍。

专门负责该类诉讼的一位加州律师表示，“针对华人的经济间谍追捕行动至少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一直都有。”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人才当中获益巨大 ，而现在这些人想要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快，然而美国大企业想要控制这些人才，不想他们离开，更不想自己的技术外流。所以他们与政府合作，试图阻止任何个人与中国的同伴分享信息以及去中国创业，以和美国竞争。”

“这些华人员工就好像大企业的‘奴隶’一样，不能离开公司。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把在美国的日本人隔离起来关在集中营里的做法。”

美国政府也利用公司的诉讼来打击中国整体科技竞争力，美国官方多年来一直宣称，中国政府是美国大多数知识产权盗窃案背后的主谋。

我们有些人经常遗忘或者过分幼稚的是，大量的此类冤假错案是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制造的，这些手段美国从麦卡锡时代就已经开始操作，经验丰富。

抓人的时候舆论狂欢，放人的时候静悄悄的，出了错既没有赔偿，没有道歉，更没有反思，同样的错误下一次接着犯。

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其政治效应远大于法律效应，是有目的的要“炸”出几个大案要案甚至冤案，来制造一种气氛以从中牟利。

对这些手段，我们不能幼稚，不能无所准备。

（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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