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俄】维克多•彼洛仁科（Victor Pirozhenko）
美国“遏制中俄”最近又新增了具体方案。除了关税施压或经济制裁，美国也在试图搞乱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
煽动莫斯科和香港两地少数民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相似伎俩，根本逃不过中俄两国专家的法眼。两地的示威者完全是按照美国某些特殊机构和情报组织编写的手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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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城市里轮番上演的这套“软实力”伎俩让人似曾相识。暴乱的外部组织者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是一样的，即推翻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政权，搞弱这个国家然后由美国掌控。
“软动乱”伎俩的第一个试验场，就是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接着又被广泛应用在更多国家：南斯拉夫（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201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以及北非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之春”）。这套伎俩在有些地方“进展顺利”，但200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和2011年在俄罗斯等则是惨败。
捷克“天鹅绒革命”
在莫斯科和香港，虽然目的是为搞乱所在国家的政局，但暴乱分子们为了“师出有名”，往往会先利用民众对当局某项政策的不满并加以煽动。有时，他们甚至故意违法，挑动警察使用武力平暴。随之而来的则是示威者在西方媒体上露脸“博同情”，并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参与。
随着局势升级，抗议的最初缘由很快被遗忘，代之以某些严肃的政治诉求，这才是外部组织者的真实目的和险恶用心。动乱早期，这些真实意图往往都会被组织者刻意隐藏，因为他们的激进态度和反国家的本质足以让民众恐惧。
莫斯科红场（资料图）
在莫斯科，示威者最初的诉求是允许被剥夺选举资格的候选人参加选举，但后来的口号却演变成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及要求莫斯科市长和警察局长下台。尽管事实已经清楚，那些被剥夺资格的候选人伪造了支持他们参选的签名。
在香港，最初的诉求是要求政府中止修订《逃犯条例》，但这很快被攻击“一国两制”和其他分离主义言论所代替。这一转变恰好发生在示威演变成大规模暴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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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有趣的”巧合，比如示威人群中突然出现的宗教标志。7月底，莫斯科游行的组织者们开始在短信中使用基督教的图片，例如“骷髅地”和荆棘冠冕。
而香港主教陈日君则在脸书上贴出耶稣用象征香港示威者的标志安抚年轻人的图片。与此同时，有天主教媒体将激进分子与警察的对抗，描述为圣经人物大卫和歌利亚之间的斗争。
莫斯科和香港的激进分子在搞街头运动时还会使用相同的标志——黄色底色里的响尾蛇。这可以算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
未经注册的俄罗斯自由意志党在7月27日的街头集会中就使用了该标志。其社交媒体账号在声援香港示威者的时候也发布了同一标志。莫斯科与香港同时使用这一标志，说明挑起两国示威游行的外部组织者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构建上很可能是一样的。
在这两个例子中，示威者还都使用了“水流”策略。在莫斯科，示威者都得到了详细指导：“遇见警察就四散奔逃”。同样的伎俩也在香港上演。一些示威者上街时携带写有“像水一样”的标志，目的就是在挑起大规模暴乱的同时，使警方无法辨认主要组织者。
俄罗斯警察抓捕示威者（资料图）
在暴乱中，通常都会有多个匿名的“组织中心”分工明确地协调各方面工作。他们的秘密特工通常都会跟随着人群，不断把行动信息传递给在远方的“暴乱组织中心”和其他外围组织。通常，美国的外交机构在暴乱期间都会成为“组织中心”的大本营。
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会增加警察维持秩序的难度，但这对示威者也有弊端。比如示威者的抗议热情难以持续，因为不会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亲自煽动人群去违法。
这个“领袖人物”的地位被外部力量、即暴乱的真实组织者所替代。他们直接向示威者提供帮助和鼓励，因而得以混入暴乱的人群又不被发现。有些时候，街头组织的头目会私下聚会，在香港就是这种情况；在莫斯科则是方法和组织上的协调；而在2014年的乌克兰则是二者皆有。
在流出的视频中，一名美国公民不但参加莫斯科非法集会被拘留，还教其他被拘留的人如何应付警察。
比如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参与组织了非法集会并赤裸裸地违反俄罗斯法律。美国大使馆以保护美国公民为借口，在官网上发布了8月3日和10日非法集会点的地图。
而在香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政治顾问Julie Eadeh与暴乱组织者会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在乌克兰2014年暴乱时，美国国务院官员、国会议员甚至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都在为暴乱添油加醋。他们甚至在暴乱的集会上发言并公开唆使民众违反乌克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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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政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以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及挑起社会动乱的方式推进西方秩序缺乏共识。这种分裂已在自由主义鹰派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人之间出现。后者似乎已准备放弃美国霸权，放弃将西方秩序强加给全世界。
但特朗普团队中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却对自由主义鹰派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很是着迷，甚至连最基本的外交礼仪都不顾了。比如国务卿蓬佩奥把街头的流氓和暴力行径称为“合理抗议”，他显然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一名外交官，而不是中情局局长。
蓬佩奥（资料图）
策划干预中俄两国内部事务的这一伙人主要来自民主党，即新自由主义者或他们自称的“进步主义者”，他们时刻准备着干预不同国家内部事务，以削弱他国政治制度、挑起暴乱和强推西方的“进步价值观”为目标。
这些自由主义鹰派认为，搞乱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俄，能增加他们2020年总统大选的砝码。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证明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做法是有效的，就能证明“推广民主”是正确策略，比当前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要高明得多。
布鲁金斯学会的会议（资料图）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研究“怎样在俄罗斯和中国制造大规模骚乱”的分析中心都和民主党往来密切。其中比较出名的机构包括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都在研究各种“伎俩”，目的就是搞乱他国并让美国维持全球霸权。
这些伎俩得逞的关键，就是做通年轻人的工作。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跨大西洋安全项目”部主任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就说，可以通过给俄罗斯经济制造困难来促发俄罗斯人不满，并利用年轻人的不满造成“国家长期动乱”和“居民上街对抗政府和警察”的乱象。类似的一些专门针对年轻人的伎俩，也已在香港的暴乱中有所体现。
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都已表明，面对暴乱，政府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可能被激进分子视作软弱的表现，他们会提出更高“要价”。过去经验同时也证明了，如果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国家力量强大且爱国情绪高涨的国家，其破坏该国稳定的任何伎俩都不会得逞。因此，国家机器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稳定，坚决把激进暴乱分子剔除出社会并恢复秩序。
（作者是俄罗斯《消息报》原专栏作家、湖州师范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专家）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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