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香港是怎么被瓦解的？
执笔/孙佳山
香港乱局，让太多人痛惜。
过去两个多月来，我们也看到颇多从不同角度切入，对香港时局、经济、司法、教育、历史等逐一拆解的文章，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
这次倒想在一个旁人鲜少论及的领域——从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风靡大中华文化圈的港片港剧的视角出发，进入当代港片港剧的内在视野，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香港的现实与未来。
困 境
先从前几年不少朋友都贡献过票房的《寒战》系列说起。
2013年，梁乐民、陆剑青联袂打造的《寒战1》在香港金像奖上独揽九项大奖，平了当年《甜蜜蜜》创造的揽奖记录，也被认为是继《无间道》系列之后，香港最好的警匪片；《寒战2》上映后不久，更是直接刷新了香港本地的华语片票房纪录。
那么在“寒战”之中，到底戳中了当下香港的什么？
先看故事本身：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亚洲最安全城市”，岂料警队接到匿名电话，对方声称劫持了警队的一辆巡逻冲锋车以及车内的全部警员。该事件自然引起了香港警队的高度重视，套用在系列影片中都起到关键作用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国标（李治廷饰演）的话来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和冷战年代的资本主义阵营意味着什么，恐怕不言而喻。因而《寒战》系列在起点意义上，就不是简单的警匪片，它首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年香港的现实遭遇以及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在旺角爆炸、警车失踪这种严峻挑战面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港警”李文斌（梁家辉饰演）出于直觉，选择了在和平年代规格最高，同时又能在最大程度上不被港英等旧势力干扰的“寒战”做为代号，意图就是让在背后博弈的各方势力充分暴露。
而影片后续也证明，警务处长之争不过是香港特首选举争夺战的前戏；包括香港警队在内，片中所有人都是受幕后势力影响的棋子。
影片中，刘德华扮演的保安局局长陆明华有段经典台词：
“香港是一个实践普通法的城市，在编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动之前是不需要向我汇报的。在提问之前，你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为这是我们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
当时影片刚上映之际，我们为影片中的反面人物利用香港三司十三局、三权分立的普通法治理的结构性漏洞来兴风作浪而倍感震惊；可香港今天的现实，却让片中的情节显得“那都不算事儿”，梁家辉、刘德华、郭富城等饰演的片中人物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苦苦追索，正遭遇着镜头之外的香港现实的无情嘲讽与亵渎。
然而最大的悖论在于，普通法体系的司法制度、执法机构不仅对于破获旺角爆炸、警车失踪等案件无能为力，甚至都不能保证作为正面人物的由郭富城饰演的警务处副处长刘杰辉的家庭安危。于是走头无路的他，反而是在保安局局长陆明华的暗示下，“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被迫也只能擅自调动嫌犯，未经任何授权进行监听——也就是开始事实上的普通法之外的“法外执法”。
而在今年暑期档的《扫毒2》里，当香港现行的普通法的司法秩序无法有效遏制毒贩的猖獗，富豪余顺天（刘德华饰演）为了他的正义就同样只好“法外执法”——和《寒战》等片一样，干脆将枪战扑腾到了港铁。
于是，影片中的“正义”便不免有了尴尬的“现实共振”：当只有有责任感富豪的“法外执法”才能维护这份正义，那么苗侨伟饰演的港警就只能和《寒战》系列中的港警一样，除了在边上看着，还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总之，上述港片中的一幕幕影像，都深切地折射出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冷战“橱窗”背后，普通法治理“模范”城市幻象根基的动摇和瓦解。
正 义
在这个意义上，《寒战2》中，李文斌和被人为洗掉原身份的前O记忆卧底何国正（杨佑宁饰演），在便利店门前的绝望对视和生死诀别的那一幕，何尝不是卧底题材乃至整个港式警匪片在这个年代里的绝望和诀别？
传统港式警匪片中的江湖义气、兄弟情义背后的正义本身，在这个年代开始有了“瑕疵”——这也是港式警匪片在新世纪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
正义之所以为正义，就是因为其区间有着明确的边界；而一旦正义的疆界开始被重新书写，在现代世界体系当中，便通常意味着重大历史转折。
正是这种结构性变化，使从《无间道》到《黑社会》，无论是回归之后警匪之间重新界定身份的“重新做人”，还是以黑帮内部的传承来隐喻大陆与香港的深度融合......那些世纪初的影像，相较于当下香港现实的尺度与口味，都不过是隔靴搔痒。
当然，这些影片中所投射出的正义的“瑕疵”，绝不仅仅是香港一时一事之问题。冷战、后冷战格局的全球性终结和离场，使得三权分立的普通法治理模式，并不只在香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比如同期的韩国卧底题材警匪片《新世界》，就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影片的力量同样来自于，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正义边界的重新书写。
所以一个看似“暗黑”的结局，反倒是前所未有地顺理成章——警方卧底彻底“黑化”：不仅在帮派施行内部大清洗，还索性设计干掉了自己黑白两道的上级。
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正面形象的主人公的江湖义气、兄弟情义是否有“瑕疵”，而是，当这些正面形象所依托的世界观、价值观出现“瑕疵”的时候，也就是当普通法体系不再能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法律不再能有效代表正义、覆盖正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或者说，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自身？
这的的确确不是电影、电视剧所能承载的命题，而是香港必须正视和回应的历史命题。
交 锋
何况，这种“瑕疵”还并不仅限于警匪片。
比如在一部不太起眼的，由刘德华监制的迷你剧《东方华尔街》里，经济学教授叶抱一（吴镇宇饰演）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对香港普通法体系下的金融制度深感失望——影片的隐喻的确过于绝望，这个经济学教授觉得，普通法治理下的香港现行金融秩序，只有推倒重来才有希望。
这部电视剧有一个突出的，有别于当年港剧高潮年代的《大时代》《创世纪》的闪光点，就是对于今日香港而言，非常难得的新的地缘政治眼界。并不是普通法治理的新加坡，却在经济、金融等方方面面日渐取代“实践普通法”的香港，这在剧中是横跨20年的基本背景。
这部电视剧却并没有将原因归咎于《窃听风云》式的金融“过家家”，而是清晰地看到正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权力关系的新一轮翻转，造成了香港正在被冲击的现实——普通法治理并不能再提供，现在回过头来看，哪怕只是短短20多年的曾经所谓“保障”。
因为历史总是在循环中向前发展，20年前香港回归之际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在20年后的当下现实中再度降临——索罗斯又来了。为了配合美英等的国家利益，索罗斯试图再次攻击香港金融市场。而香港又一次在祖国的庇护下度过难关之后，除了在经济、金融上尽可能减少损失，香港又能拿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势力怎样？
就像在《寒战2》的结尾处，刘杰辉在机场与前警务处长蔡元祺的对峙，既展现出蔡元祺背后的幕后黑手的布局和野心，同时也将普通法治理下的整个香港，面对这种挑战和挑衅时的无力和羸弱暴露的一览无遗——面对显然是港英等旧势力前台代言的前警务处长的嚣张和不屑，刘杰辉至多也只能用特赦和驱逐出境等手段来应对。
显然，以蔡元祺为代表的港英等旧势力已经是今日之香港所不能面对和承受的过往，当下香港正深陷在被其操控和玩弄的境地。
在《寒战2》影子内阁的密室会议中，那句“不管将来怎样，我们只会过得更好”，赤裸裸地将冷战、后冷战年代所标榜的普通法治理的典范城市形象撕得粉碎。所谓三司十八局的三权分立制度，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玩弄权谋的工具。
毫无疑问，类似影片中所呈现出的香港，是在新旧地缘政治格局的情势下，各派势力激烈交锋、博弈的场所和中介。
在梁乐民、陆剑青的《赤道》系列里，这一症候更是图穷匕见。
尽管该系列目前只推出了第一部，但在《赤道1》中各条线索即已充分明了：香港已成为东北亚核危机的直接交锋战场；基于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在围绕核弹何时转移、如何转移出香港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彰显；香港的安全部门和警队各色人等则沦为了政治角力的副产品……
正是由于香港所身处的地缘政治坐标出现了系统性的偏移和调整，包括警匪、金融等各式题材在内的港片、港剧，只能、也必须寻找新的表意空间。
出 路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周期的高点才能诞生伟大的影视作品，如果能够在时代浪潮的沉浮中，对于自身命运有了更新的感受和认知，那又何尝不是这一历史周期内港片港剧，乃至香港社会的最大收获？
在《寒战》系列、《赤道》、《东方华尔街》等彻底打破了冷战和后冷战年代，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被人为精心布置的意识形态幻象之后，更为绝望的港片港剧，未尝不是正在寻找一个全新的起点？
丰富的社会现实倒是使得近年来的香港电影呈现出回暖的趋势，出现了《踏血寻梅》《树大招风》《十年》《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一系列不同类型、风格，也极具争议的“新”港片。
一批上世纪8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导演和编剧开始登上港片港剧的舞台，与前辈相比，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知识储备、情感结构、艺术感受和表达方式，也正在试图创造出一批在精神气质上溢出传统范畴的“新”港片港剧。
需要做的是，真正关注香港社会的底层，打破普通法治理的意识形态迷雾。这既是探索港片港剧的全新的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警匪、金融等在内的，港片、港剧的各式题材、类型不断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港片港剧在当下过于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下，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
在此基础上，行将“冷静”下来的也不仅仅是港片港剧，还有可能是对于当下香港来说最为重要的，真正成熟、开阔、理性的政治意识。正如同《东方华尔街》中叶抱一的台词——“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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