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力｜“思想闪电”：中国共产党重塑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新阐释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使社会主义浴火重生，关键在于前所未有地深刻阐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这构成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实践最为深层次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阐释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集中体现在对改革的深刻认识。改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层面的特性，更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它是一种对现代生产力积极主动的调整和适应。改革的实践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僵化现象，激活了社会主义成长性的基因，丰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逻辑。
作者
孙 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也开拓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进程，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一崭新的开拓，实际上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扩展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从一国到多国的扩展，并没有能够经受得起随后现代化风险的考验，在苏东剧变中丢失了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的新进程，不仅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全球性大挫折的考验，更是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空前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华民族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这种复兴以及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的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而是社会主义新路引领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它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发展的人间正道。毫无疑问，它本身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这正是当代的“思想闪电”，引领了中国道路的开拓，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高峰。
01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使社会主义浴火重生，关键在于前所未有地深刻阐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最为深层次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代社会主义重塑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首先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从历史根基上认识其成长逻辑。这就牵涉到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我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创造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在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这就是难以把握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即先进与落后并存、优势与劣势共生。落后的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先进的制度跨越融为一体，科学地辨析和正确地应对这一复杂局面，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不仅中国，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判定都强调其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的先进性，这种比较笼统和简单的认识很难提出社会主义的全面重塑以及应该施行改革开放的问题。
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是混同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阐释的社会主义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产生在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定位，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更多的论述，这是他们的科学态度所决定的。但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也作出了一些简要的深刻判断，这被称之为东方道路理论，即如何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比较明确地谈到一个关键点，即落后国家如果要“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则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一切积极的成果”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当然涉及到比较广泛的文明成果，但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即生产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这样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积极成果”，它们标志着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主义不能够离开这样的支撑。所以，这是对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限定。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要求社会主义始终要以生产力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评判尺度。而且，这种评判是以世界历史为基础的评判。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的思想方法。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发展成就后，开始过高地评价自身的社会发展状况。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再一次宣布：“苏联在战后时期继续沿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曾为战争所中断的道路即和平发展和逐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共产主义全面建设论。他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宣布“在20年内我们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宣称这是“以严格的科学计算为指导的”。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够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程度。苏联急于建成共产主义，很显然把两者混同起来，特别是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支撑，这已经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例如，同美国相比较，到1982年为止，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55%多一点，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20%－25%左右。这样的过高定位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偏差：
一是忽略借鉴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其他人类文明成果，形成了一种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态势。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纪德在《访苏归来》中记载：“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都不如苏联。”苏联人告诉纪德：“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斯大林在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两个市场”的观点，宣告了一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斯大林指出：“两个对立阵营存在之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从1948年到1976年，苏联出口贸易额最高只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量的4.4%，而同期美国、日本、英国最高分别占到21.8%、6.9%和11.5%。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邓小平就谈到：“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二是错置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使方针政策的制定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是苏联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错置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方位，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超越了当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立足的基点使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制定超越了历史阶段，并不能很好地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例如，苏联大规模集体农庄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等。中国曾经掀起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割自由市场、自留地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其典型反映。以这样的前提来发展现实的社会主义无异于是揠苗助长，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错误的纠正，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奠基石，也是支撑改革开放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源自于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基本标准的深刻理解和立足于时代的丰富发展。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予以重新判断，根本上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完全不同于此前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评判标准。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或者高于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本身的生产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区分开来，明确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以及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坐标定位。初级阶段实际上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定位。一方面，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远远比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基本的度量就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坐标体系来看，初级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进程诞生于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他们很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这说明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越是接近社会主义的诞生。
因此，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的坐标起点就是最高水平的资本主义。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社会主义恰恰不是资本主义最高水平基础上的产物，甚至还是资本主义没有怎么得到发展的产物，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产物。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至于这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诞生，这应该另行撰文加以论述，这里就无法特别地加以论述。这种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史观一般原理论述的社会主义，大大拓宽了或者说延伸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原有的资本主义进程实现了替代性发展，这就大大减少了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即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这种跨越仅仅是对灾难的跨越，不是自然而然的生产力跨越。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列宁认为，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够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用生产力的标准而不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评判对资本主义予以替代性发展的进程，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进程(实际上代表了现实的社会主义进程)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论述到的新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将之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史前”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位使社会主义能够正确地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总是出现“左”的错误，不断地拔高生产关系？这主要是认为这样才能够正确应对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这恰恰背离了唯物史观强调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自然属性，唯心地对待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把社会主义拉回到原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邓小平说的很清楚：“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据此来调节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典型的体现。正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正确契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农村迅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和重大提升：均立足于社会公平的基点，但对社会主义强调的时代重心，从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向生产力。这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密切相关。它牵涉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创新性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社会主义时十分重视所有制形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还特别地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是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源于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摧毁这一基础，才有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其他灾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这一时代的历史使命。对此，恩格斯有很清楚的论述。1893年5月11日，他在回答《费加罗报》记者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只解决生产资料问题，不对“未来社会组织”予以详细论述，这一方面体现了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属性和发展属性。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特别体现在对社会分配的影响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属性的国家政权之下，其影响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是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护资本享有的权益。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也同样可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影响社会分配，凸显和保护劳动的权益，对资本加以遏制。也就是说，不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前提下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绝对化。对此，邓小平有极为重要的贡献。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政权条件下的所有制问题，“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功能，以此对资本予以限制和利用。脱离政权属性谈所有制，当然就直接把资本归结为资本主义了。邓小平批评这些人不懂基本常识，其实这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很深刻的基本理论，甚至是基本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谈到过社会主义政权下的资本存在问题。列宁虽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肯定了对资本主义的运用，但明确地指出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退却”，会很快结束，“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同时，列宁也没有更进一步地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政权与资本的耦合问题。显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就在于第一次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同资本共存，而且有必要利用资本，使其在社会主义政权的规制下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社会制度的复杂结合，不仅要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程度的基本判定，也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具有强大的相对独立性，应该挖掘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归化和利用功能。它深化了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性的认识，即双方的结构都并非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它深化了对资本和所有制属性及功能的认识，特别是要考虑到政权性质对其产生的影响；它深化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认识，即它们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上层建筑不仅对应相应的经济基础，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不同属性的经济，让其为自己服务，但并不构成自己的“经济基础”。唯物史观的深化引领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拓展，这不仅对于中国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意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理论开拓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从根本上回答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实践上则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问题。
0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予以了深刻阐释，同样也定位了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阐释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对改革的深刻认识，终结了社会主义模式化、凝固化、与现代性背离的取向，激活了社会主义成长性的基因，丰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涵，由此真正开拓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具有特殊秉性和鲜明特点的发展时期，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的比照，可以概括地称之为现代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集中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现代性，这构成其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为例，揭示其与此前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区别，“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起点是“生产的不断变革”，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建构起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基础不断变革的影响是全社会的、根本性的。最重要的在于这对人类社会的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诉求，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精辟，“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深刻。现代化的进程证明，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历史。这的确同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在传统社会，同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王朝不断地更迭，但上层建筑的调整却比较少，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
之所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比较固定的模式，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生产力的提升并不明显，生产并没有大的变革，因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需要通过不断的调整去加以适应。然而，现代社会却终结了这样一种态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自资产阶级诞生至十九世纪中叶不断变革的这样一种新属性，将它作为同此前社会的根本区别。这种以生产发展为基础的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分析方法，他们所揭示的这种新属性当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所以，现代社会如果要讲现代性的话，这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属性的揭示到今天，没有丝毫丢失过这一现代性，而且通过这一现代性的彰显，增强其生存能力，延续其生命。比如罗斯福新政，所谓“新政”，其实质就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一些调整变革。可以说，这差不多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次新生，摆脱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状态。应该说，资本主义到现在仍然具有不弱的生命力，其与这样的变革即这样的现代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也会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具有这样的现代性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以生产的不断变革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基础，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必然也是整个人类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社会主义当然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当然具有这样的属性，而且应当比资本主义体现得更加充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这种现代性的体现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所以，其往往是各种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倒逼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来讲，应该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尽量不对未来社会作具体的描绘。然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基本属性还是重视的。恩格斯晚年曾经明确地谈到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变革的属性，“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性是被动的、不得已体现出来的，那么，社会主义就应该主动地予以体现，自觉地去把握这一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揭示了社会主义应该注意这种规律性。“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毫无疑问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阐释，是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应当具有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规律，即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现代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是倒逼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主动展现的。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命题，这恐怕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谈到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最早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论述。改革不同于变迁，甚至不同于变革，最重要的就在于它蕴含了主动性，就是要在认识现代性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调整方方面面的体制和机制。遗憾的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对社会主义这种现代性的认识在相当长时期是不清楚的。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相当缺乏动态和发展的意蕴。苏共领导人十分热衷于“建成”社会主义，热衷于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认为或宣布过他们建成了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将进入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确定不变的制度模式。苏联模式实际上就是这种固化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已经失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之所以形成对社会主义固化和僵化的认识，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丢掉了辩证法、丢掉了唯物史观。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地否定了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他断言：“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到了1952年，斯大林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稍稍修正了这一判断，指出“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样的判断和定位，最大的问题在于提供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固化的思想方法。
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客观上有着比苏共更好的认识起点。作为落后国家起步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更加困难。所以，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起初是努力向苏联学习，后来发现苏联的问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思考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出现过错误，甚至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更加辩证的眼光，即更加注意社会主义的发展性、成长性，较好地远离了固化的观点。
首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理论抓手。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性的本质在于现代社会始终不变的发展变革属性，社会矛盾就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因，所以，离开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分析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共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回避和淡化，苏共的认识等于阻断了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入贯彻，无法科学解释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前进。中国共产党十分明确地肯定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大发展。没有这样一个认识和分析，唯物史观就没有真正贯彻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中。
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和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矛盾是同发展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有这样一个立足点极为重要，它能够有效地防止社会主义的固化和僵化。当然，我们也看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如果不正确，也会犯错误，甚至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体现。但它提供了分析社会发展前进的基本方法，虽然对这一科学方法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乃至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却较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并通过不断地提升这一方法论运用的能力，越来越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前进。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赋予了社会主义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属性，这是把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利器。它契合了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集中表达。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翻开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篇章，也翻开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摆脱社会主义坠入模式、陷于僵化的困境。换一个角度看，这就是把社会主义丢失的现代性重新找回来。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与当代人类文明对标，是充分借鉴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主动作为，实际上是在人类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打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改革开放从缘起上来说是对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是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时决定当代中国命运，乃至当代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一招。然而，改革开放的缘起却打通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成长之路，使改革开放不仅仅成为阶段性的大政方针，也成为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的必然体现。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双重路向的重要意蕴：第一重路向即对具体的制度创新而言，其具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进程，即大体上在什么时间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例如，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谈到改革的目标进程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是具体的、特定的时代使命，是一个可以终结的、完成的历史进程。第二重路向是对宏观的制度创新而言，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明进程，即它是开放性的、不完结的。这就是现代性极为集中的表达。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不断发展完善，不应该停顿下来落脚到某一模式上。如果在这重意义上，我们也为改革明确了一个终结点，那就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阐释，背离了唯物史观。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阐释了改革永不停步的思想。2018年10月，习近平再次到深圳视察时指出，“再一次来到深圳，再次来到广东，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这一观点的确立决不仅仅是方针政策的成功，更是对唯物史观的宝贵贡献。
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对改革的阐释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第二重路向的意蕴越来越清晰地凸显。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设立，既在一定程度上有明确的目标进程和时间节点，又体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又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用比较级展开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时间进程同制度创新进程相契合：不仅规定了目标，而且规定了动态的、发展的目标；不仅展现时间的节点，更展现时间的延伸。如果理解不了这重意蕴，不仅不能够正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目标体系，更重要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内核，以及不懂得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代性。从现代性来说，解读中国改革的第二重意蕴极为重要。只有弄清楚这一点，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摆脱固化和僵化，使自身始终与时俱进地立于现代化的潮头，始终成为人间正道的开拓者。
03
理论的成长与实践的开拓相伴相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已经走过近七十多年的历程，它彻底改变了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奇迹。这当然是社会主义人间正道的结果，但又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自然而然的结果。实践证明，要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实践中的道路开拓与认识上的理论升华相伴相生，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也就是经历认识论中新的理论飞跃的环节。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升华成就辉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土壤，揭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律。然而，特殊性包含普遍性，也必然揭示普遍性的一些基本原理，使我们对普遍性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化。20世纪以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路径来发展的。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鸿篇巨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不同国土环境中的成长，从而绘制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篇。经过20世纪惊涛骇浪的检验，最为成功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必然蕴含宝贵的理论成果，正所谓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以及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使得它不仅仅阐释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必然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作出贡献，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只有在对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开拓性阐释，深化和丰富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一方面，对生产力是人类从历史中继承的“既得的力量”作了更加深入的时代阐释，从而重新校正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方位，为社会主义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科学的前提；另一方面，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前所未有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功能，充分地借鉴了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甚至包括对资本的积极利用和控制，把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变为现实。
与这两方面基本理论开拓相契合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阐释，深化了唯物史观对现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性的认识，即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起，上层建筑、制度体系就必须跟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首先通过资本主义体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基础性的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则立足于社会主义，对现代性作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改革就是对现代性最为精彩的回应。它赋予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制度体系一个重要的属性，即它们对生产力的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制度体系生存的基本话语，是其先进性的基本依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一定要摒弃建成“千年王国”、确立终极模式之类的追求，在不断改革中前进。改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层面的特性，更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它是一种对现代生产力积极主动的调整和适应。对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属性的认识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了不起的贡献。
伟大的理论成就是由伟大的社会变革来印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开拓性阐释最终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路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即资本主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冲击下，其制度体系必然崩溃，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主义越是容易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则在深化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了即使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也能够开拓社会主义道路，即非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替代性发展，而且还不需要有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引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
不能够仅仅从民族特色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应该有大历史观的视野。人类的历史进程将不仅仅展现出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态势，还将展现出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态势，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能够更好地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新路首先是具有新的历史起点，即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基础上的起步；其次是具有新的空间场域，即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活动单元，革命和建设都避免“一锅煮”，讲求民族特色和规律；最后是具有新的时代使命，它将在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仅摆脱不发达状态，完成原本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历史使命，而且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出高质量的当代社会发展新路。只有伟大的历史进程才能够诠释中国共产党人对深化唯物史观的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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