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若要与“传播”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则应当摆脱“劳心”（intellectual）与“劳力”（manual）的二元对立，以“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摘要“中央集权”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及引发的论争可作为研究百年来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和主导性政治话语的典型案例。自输入以来，“中央集权”即被放置在多样化的政体论框架中加以理解，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一种将之放置在地方自治、专制、立宪等概念所构成的政治理论化进路之中，一种是将之作为社会历史分期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化进路。“中央集权”概念在1904年后的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场域的兴起，乃是以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的权力斗争为背景，并在思想界关于国体、政体的论争中，同专制政体既相区别又深刻绑定在一起。因此与后来被视为普遍适用的历史政治概念不同，“中央集权”概念在兴起之初遭受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概念的负面化印象以及“集中”概念的兴起。“中央集权”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延续，同时相关的现代西方思想也不断地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学说进行冲击和重构。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更具深度的理论对话和观念重思，现代立国的历史政治解释也亟待由此开辟新的学术理路。作者简介 任 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托付给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学术正面临一个积极的转向，即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一转向又在思想理论上要求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特别是深入当今中国的现实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坚决地承担起它的思想任务，才能真正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从性质上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并因而才实际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项时代任务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新的“历史方位”)上被提出来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仅是一项艰巨的学术理论任务，而且是一项由时代所指派的历史使命。作者简介吴晓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时代托付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改变，以至于只有当这样的改变能够在学术理论上被课题化并得到积极的探索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学术理论的本质性已经被决定性地引导到特定时代的现实状况中去了：就像黑格尔把哲学称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解为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在这样的意义上，一方面，正是伴随着时代的转折才产生出学术理论上的重大需要，而这种需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只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将深入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从而为我们把握这个时代开辟出学术理论上的广阔道路和光明前景。本文试图在这样的立脚点上，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做出性质上的分析与阐明。一如果说，学术的本质性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时代状况，学术上的改弦更张总是因应于历史性实践的重大转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态势是怎样的？当今的时代状况正在发生何种尺度的转变？而相应于这样的转变，我们的学术又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课题与时代任务？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而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成为各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便以其自身的方式开启了它的现代化探索。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进程（海德格尔称之为“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所具有的必然性，诚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就像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现实层面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中国的学术在思想理论上也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步伐，并因而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正是这样的学徒状态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也最深刻的对外学习进程；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就像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全部收获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对于这样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从不可避免的学徒状态进展到摆脱依傍的自我主张，可以说是达到成熟的确切标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种学术来说也是如此。纵观学术史和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学徒状态的酝酿发育而后在特定阶段上取得其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和思想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举例来说，中世纪的哲学就曾长期处在“哲理神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在这种学徒状态中得到滋生成长的理性观点，逐渐为近代哲学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首要命题中宣告了它的自我主张。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完全另外的一边。）”同样，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也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因而它在基本的理论方面总是模仿它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科学摆脱其学徒状态而获得自我主张的转折，是通过“历史批判”来实现的。柯林武德把这一决定性转折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它意味着：

摘要学界以往在探讨明清时期许多文献中皆有描述的“健讼之风”时，通常认为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大变迁在当时一些地区造成的现象，并且在分析原因时尤其强调经济与人口这两大因素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面，还要同时关注司法/行政体制及其实践运作中那些变与不变也可能会对“健讼之风”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明清时期州县官更调频繁的总体趋势，对地方衙门处理词讼的能力造成了众多负面的影响，进而在不少地方加剧了“健讼之风”。易言之，当时州县官实际任期日益缩短的大趋势，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制度性影响因素。由此延伸开来看，明清时期那些关于“健讼之风”的记载所折射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便是，在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基层官僚体制之下，那些包含官员任期在内的“制度资源”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之大趋势的回应能力，总体上越来越弱。作者简介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引言：社会变迁宏观视角的洞见与局限自宋代开始，一些区域便被时人认为出现了“健讼之风”。此类描述在元代对江南地区的记载中亦有延续。到了明清时期，在当时许多地方志、官箴书、呈禀公文、官府布告之中，常可看到声称某地词讼纷繁的记载。观诸时下许多相关研究成果，通常更倾向于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与人口急剧增长这两大因素给明清时期不少地方所谓的“健讼之风”带来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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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显然，这里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还是历史认识论的构式，所以，他只是指出这里使用和奴役劳动的资本关系，本身就是对象化的劳动事物化颠倒地表现为事物的劳动条件（sach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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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reedom）讨论的是群体中的个体成员，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集体自由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一起行动的自由（freedom-to-act-with）或关系自由（re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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