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懿黑 | 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大国权力变迁

摘  要

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势力范围的调整往往是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既有研究未能提出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条件，且大部分研究忽视了衰退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可以发现当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条件的理解。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加重“地理想象”并夸大安全需求。在当前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对安全线的建构可能加剧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冲突风险。美国之所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结构变化的压力，也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理解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

作者简介

赵懿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目  录

一、问题的引出

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

三、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大国权力变迁

四、当前美国的地理想象及安全线的建构

一、问题的引出

当前中美处于权力变迁时期，即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大于另一国家。权力变迁时期，国际体系往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家间很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大量研究分析了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和平与冲突的条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关注崛起国家的动机。具有代表性的是奥根斯基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当崛起国家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特权分配感到不满时，崛起国家会发动战争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第二类研究关注崛起国家的战略，主张崛起国家不同战略选择影响衰退国家的威胁评估。第三类研究基于修昔底德的经典论述，认为衰退国家的衰退程度及衰退趋势影响权力变迁时期的大国关系。 

相关理论将崛起国家的动机、崛起国家的战略选择、崛起国家的国家力量变化作为理论的主要自变量，缺乏对衰退国家战略的分析。这些理论均基于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国家的威胁评估取决于对方的能力变化、对方是否具有进攻性动机以及对方的战略选择，而忽视了该国自身对安全的理解及定义。因此，有必要分析衰退国家的战略选择如何影响权力变迁时期的大国关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强调崛起国家动机的第一类理论。该类理论的主张已被西方学界、政界广泛接受。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描述了相似逻辑，即崛起国家必然会挑战主导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因此导致战争难以避免。在讨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是和平的时，西方学术界主要关注了中国的目的或动机，质疑中国是否会是“现状维持国家”（status quo power）。美国政府甚至已公开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认为中国将挑战国际体系。这些主张均认为崛起国家挑战国际体系的动机是权力变迁时期诱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衰退国家处于一种“面对崛起国家威胁不得不进入战争”的境地。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特权调整都意味着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和威胁；崛起国家随着国家力量的增长要求更多特权是“自然的”，很多情况下也是合理的。本文主张，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和特权调整要求的出现，衰退国家具有战略选择的空间，而衰退国家的选择影响大国间是否能和平过渡权力变迁时期。

已有研究指出衰退国家是否愿意按照权力结构的变化重新分配特权会影响权力变迁的结果；当今国际社会中美权力变迁时期的冲突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接纳中国的崛起、尊重中国的合理利益。但是，既有研究未能解释在何种条件下衰退国家愿意让渡特权。部分研究默认大国难以放弃特权，主张大国调整特权的主要方式是战争。因此，有必要分析，在何种条件下衰退国家愿意和平调整大国特权分配。考虑到大国最重要的特权是势力范围，且当前国际形势下，台海、南海等地区是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发生“热冲突”的最大诱因。本文重点关注权力变迁时期，在何种情况下大国之间可以和平实现势力范围的调整。 

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

关于大国势力范围的调整问题，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传统地缘政治学。美国政界也在不断以传统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亚太事务。但是，传统地缘政治学难以提出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条件。实际上，比起作为一种理论解释，传统地缘政治学更接近于影响美国战略选择的战略文化。本文提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更能解释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原因。

（一）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局限性

传统地缘政治学是以地缘政治因素来解释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理论。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张是，地理位置作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潜在的冲突地区及国家间的关系。首先，地理距离是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最常关注的因素。地理位置相近（geopolitical proximity）的国家容易被认定为威胁。这种观点无法解释美国为何将相隔太平洋的中国定义为“威胁”。

其次，以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哈尔福德·麦金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为代表的经典地缘政治学家提出，大国向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扩张时，将引发冲突。斯皮克曼称，包括欧洲海岸土地、阿拉伯、中东沙漠土地和亚洲季风土地在内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是控制世界的关键。麦金德则将这片区域称为“内新月”（inner crescent），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地区，并主张当位于“心脏地带”（pivot heartland）的大陆国家得以控制内新月时，将成为世界帝国。由于这片区域的地缘政治价值，当大陆国家或海洋国家的影响力扩张到沿岸地区时，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经典地缘政治学提出的模式过于简单，难以为很多现实政治问题提供解释。第一，对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二分法，过度简化了大国的属性。中国的属性难以被划定。中国既可以被定义为大陆国家，也可以是海洋国家。实际上，按照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定义，由于中国的沿岸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中国本身也属于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经典地缘政治学还倾向于将所有大国冲突归结为海陆冲突，将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的关系描述为“悲剧性的宿命论”。第二，经典地缘政治学理论强调了欧亚大陆沿岸这一整片区域的地缘政治价值，未能说明如若大国控制沿岸区域的部分地区，会如何影响大国间的关系。比如，控制位于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一个岛屿会如何影响大国关系。

（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

比起传统地缘政治学，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能为大国权力变迁提供更多启示。建构主义认为，政治活动的社会背景并非是“预定的”、客观存在的，也并非是物质性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由社会规范和理念定义的。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基于相同视角，认为所谓的地缘政治价值并非是客观的；地理是人为建构的，是被想象和赋予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研究人们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以及这些“地缘政治想象”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传统地缘政治学者的观点并非是中立的，他们往往站在了特定地理位置群体的立场，并体现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视角。实际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往往致力为特定国家的权力扩张提供理论基础。传统地缘政治学不仅通过投射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假设解读世界政治地图，还有意隐藏这些假设。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则质疑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国家立场，并意图揭示全球政治的复杂性和隐藏在传统地缘政治学背后的权力关系。

正如建构主义分为“温和建构主义”（moderate constructivism）和“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也可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这两个学派对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是否完全是建构的、是否仍然存在一些外界“现实”环境，持不同观点。激进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否认所有客观物理现实的存在，认为国家划分界限的行为，包含对物质边界和概念边界的设计，导致“安全的内在”(secure inside)和“无政府的外界”（anarchic outside）的形成，以及“我们/他们”“里面/外面”“国内/国外”“近/远”等二分法的建构。

另一方面，以柯林·格雷、大卫·斯科特为代表的温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缘政治即是“客观上的物理现实”（physical geography），也是主观上建构的“想象的空间关系”。 “位置”不仅可以作为物理性质的位置理解，还可以根据对自己和该地区其他人的地位、权力和愿望的认知来理解。本文认为，温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能对当前国际政治提供更多启示，并采用该视角对权力变迁时期的大国关系进行分析。

三、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大国权力变迁

本文基于温和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主张当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冲突发生与否同时取决于崛起国家的领土及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条件的理解。具体而言，权力变迁时期的冲突与和平，不仅取决于崛起国家领土或势力范围是否提供便于投送军事力量的地缘政治条件，还取决于衰退国家将哪些势力范围定义为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

（一）衰退国家的“地理想象”

衰退国家的安全线并非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理解界定的。大国很可能基于以下两种思维建构安全线，这两种方式都会导致大国过度扩大安全需求。

第一，多米诺思维。多米诺思维认为当对方国家扩张到特定区域时，则必然会进一步扩张到与其相邻的区域的认知。这一认知导致，衰退大国无限扩大安全需求，并过度划定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例如，1904年日俄战争前，日本内阁认为如果朝鲜落入他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日本的敌人会过于接近日本。不仅如此，日本内阁还认为，不仅朝鲜对其安全至关重要，与朝鲜接壤的满洲也对其安全至关重要，日本需要确保满洲也不被纳入他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日本陷入了多米诺思维，认为一旦俄国扩张到满洲则将不可避免地扩张到朝鲜。

第二，将海洋认定为高速公路。当大国持有该观点时，会完全否认海洋作为自然屏障的作用，而是认为一旦对方国家能控制沿岸地区，则即刻可以利用海洋向全球范围投送军事力量。例如，1940年左右，美国接受了海洋是高速公路的观念，认为当德国控制欧洲沿岸地区，则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国本土投送军事力量。1940年6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称，“德国将能够轻而易举地跨越大西洋”。美国国会议员乔什·李（Josh Lee）则用比喻描述了这一观念，“曾经是我们的保护屏障的大西洋，将会成为用于发动攻击的公路”。

基于这种海洋便捷性的观念以及多米诺思维，美国认为整个西半球，包括冰岛、格陵兰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巴西等，都对其安全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一旦对手控制了西半球的任意一片区域，就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国本土投送军事力量。如罗斯福强调，“美国的安全要求……把希特勒挡在通往西半球的领土之外——北方的冰岛和格陵兰岛”； “在德国的统治下，这些岛屿（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将成为潜艇、军舰和飞机的基地，袭击紧邻我们海岸的水域……它们将为攻击巴西及其邻国的完整和独立提供一个跳板”。可见，多米诺思维和海洋便捷性的认知导致大国无限扩大对安全线的划定。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划定的安全线是会变化的。日本在1895年前，仅将国境线作为威胁评估标准。但在1895年赢得甲午战争、将朝鲜纳入势力范围后，日本认为朝鲜及与朝鲜接壤的区域——满洲，均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1895年，山县就指出，日本有新的领土需要保卫——朝鲜。同样，二战初期，美国认为海洋是自然屏障，并普遍相信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势，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坚不可摧”的。例如，美国国会议员杜威·肖特（Dewey Short）指出，“不可争论的事实是……3000英里宽的大海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旧大陆国家之间的纷争……与我们无关”。尤因·托马森（R. Ewing Thomason）也主张，“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的两边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但到1940年左右，随着美国的影响力在西半球扩大，美国改变了对安全线的划定。大国或是为了最大化本国的战略利益，或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安全，很可能倾向于将能扩张到的最大范围均定义为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

（二）衰退国家安全线的划定及对权力变迁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崛起国家国家能力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大，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往往导致其投送能力增加。正如传统地缘政治学主张的，当崛起大国向缓冲地带或沿岸地区扩张时，其军事力量的投送能力增加。例如，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及对满洲的扩张很大程度提高了俄国向远东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同样，二战期间，德国逐渐将整个欧洲海岸线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包括战败的法国，以及危在旦夕的英国。此外，葡萄牙无力对抗德国，西班牙则和德国维持了友好关系，因此，德国很可能获得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大西洋岛屿——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加那利群岛——的控制权。由于法国的战败，德国还很可能获得法属西非的相关基地。德国对欧洲沿岸地区、大西洋岛屿以及西非的控制，很大程度提高了他向海洋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国权力变迁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也取决于衰退国家对安全线的划定。衰退国家在评估崛起国家是不是威胁时，是基于特定威胁评估标准的。只有当崛起国家领土或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其向衰退国家所定义的安全线投送军事力量时，衰退国家感到威胁的可能性才会大。

日俄战争前，日本认为由于俄国能利用满洲向朝鲜半岛投送军事力量，日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日本是以朝鲜半岛为其威胁评估标准。首相桂太郎认为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不能分开考虑。他相信，俄国不会仅仅满足于占领满洲，当它占领了满洲后，就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朝鲜。外相小村寿太郎持有相似观点：“如果满洲成为俄国的财产，朝鲜就无法保持独立”。山县有朋也在1900年的备忘录中记录道，日本在北方的目标是防止俄国从满洲渗透到朝鲜。

同样，二战期间，美国以整个西半球作为威胁评估标准；基于这一标准，美国认为德国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首先，美国以格陵兰岛和冰岛作为威胁评估标准，由于德国可以利用欧洲的海岸线向格陵兰岛和冰岛投送军事力量，因此，美国认为德国构成威胁。罗斯福主张：“……纳粹对冰岛或者格陵兰岛的占领，将使得战争接近我们这一大陆的海岸，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将成为（德国）前往拉布拉多半岛和纽芬兰的踏脚石，并将允许德国进一步来到新斯科舍，最终到达美国的北部。”其次，美国以南美洲为威胁评估标准，强调由于德国可以利用西非、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等区域向南美洲投送军事力量，因此，德国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指出：“在德国的统治下，这些岛屿（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将成为潜艇、军舰和飞机的基地，袭击紧邻我们海岸的水域，攻击南大西洋的航运。他们将为攻击巴西及其邻国的完整和独立提供一个跳板。”

（三）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冲突的诱发

权力变迁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容易诱发大国间的冲突。这首先是因为，由于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加重“地理想象”。由于崛起国家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衰退国家更容易陷入“多米诺思维”，即认为崛起国家扩张到特定区域后，会进一步向相邻的区域扩张，或认为当崛起国家扩张到沿岸地区后，会进一步跨越海洋向对岸扩张。不仅如此，由于权力结构在不断变化，衰退国家和崛起国家难以对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协议。这是因为，权力变迁期间，相对衰退的大国会产生恐惧，担心权力结构变化后，崛起国家会改变此前的分配。即，处于权力变迁时期的大国之间存在“承诺”（commitment）问题。

日俄战争前，日本认为即使与俄国达成“满洲—朝鲜交换”的协议，也只能是暂时的；等到俄国实力增长后，俄国会进一步向朝鲜半岛扩张。桂太郎认为，占领满洲的俄国人不可避免地对朝鲜构成威胁，而且无论俄国人作出何种承诺，都将如此。因此，他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日本除了把俄国赶出满洲之外，别无他选。小村寿太郎判断，与俄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能给远东地区带来暂时的和平，与俄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为了向决策者施压，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参谋总部和外交部的军官和官员建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光复会（Kogetsukai）。该联盟主张，通过和俄国谈判以求和平解决满洲问题是不可取的，因为谈判只能带来暂时的和平；如果不把俄国从满洲赶出去，朝鲜以及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长期威胁。

同样，二战期间，美国也认为，与德国达成协议只会为德国提供更多的时间崛起。美国军方领导人在1941年9月11日的报告“联合委员会对美国总体生产需求的评估”（Joint Board Estimate of United States Over-All Production Requirements）中强调，“如果德国成功侵略整个欧洲，它将在几年内期望和美国建立和平；它的目的是重新组织它所获取的，恢复经济状况，增加军事建设，以最终发动对南美的侵略和对美国的军事攻击”。 

其次，由于权力变迁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具有尽早进行战争的动机，即预防动机。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衰退国家害怕它们将不得不被迫在力量均衡更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进行一场战争。当衰退国家感到其安全受到崛起国家的威胁时（基于本国建构的威胁评估标准），衰退国家有强烈的动机尽早解决与崛起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权力结构的变化，容易诱发衰退国家发动一场预防战争。

历史上，日俄战争前，日本判断俄国威胁到其对朝鲜的控制后，考虑到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期望尽早进行战争。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强调：“毫无疑问，俄国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首先加强其海上和陆地力量，然后拒绝日本的要求，从而不受阻碍地实现其在满洲和朝鲜的野心。如果是这样，除非日本现在诉诸战争，保护日本受到威胁的利益，否则日本最终将不得不服从俄国总督格纳尔对一个外部地区的命令。这等于坐以待毙，等待我国的衰退之日。”可见，日本不仅意识到由于国家力量的相对衰退应该尽早进行战争；而且还警告说，俄国具有推迟战争的动机。日本军方也强调，相对俄国的军事优势很快就会消失，日本应该越早开战越好。例如，1903年6月8日，陆军参谋总部师长会议讨论满洲问题时提出，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日本仍能赢得战争；日本应该立即对满洲和朝鲜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他们断言，如果日本错过目前的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打败俄国了。

同样，二战期间，美国不仅将德国视为威胁，同时由于美国的相对衰退，期望尽早对德国进行战争。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向国会发表“年度报告”时警告，“如果国防失败了，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人口和资源都会被侵略者所控制。让我们记住，这四片土地的总人口和总资源远远超过了整个西半球的人口和资源——超过了几倍”。即使战前美国的军事几乎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美国军方的领导人也强调需要尽早加入战争。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也意识到德国的国家力量正随着它的扩张快速增长。乔什·李明确指出，“他（希特勒）将通过侵略变得更加强大”，这将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是因为“整个欧洲的人力资源和物资都将任由希特勒处置”。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则分析了两国海军力量的变化趋势：“他们（德国人）将获得欧洲的造船资源，这些资源是美国的三倍之多。”

四、当前美国的地理想象

及安全线的建构

如上文所述，大国权力变迁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随着崛起国家国家影响力的扩大，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往往导致其投送能力增加。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会加强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影响力和投送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变迁期间的大国关系也取决于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和威胁评估标准的划定。当前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美国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的安全线并没有设置在美国的国土海岸线，也没有设立在太平洋，而是设置在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基地。美国安全线的建构影响中美权力变迁及亚太地区秩序。可以说，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中美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的，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理解以及安全线划定方式的影响。

美国建构安全线时，不仅坚信海洋是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也陷入了多米诺思维。美国夸大了跨越海洋投送军事力量的便捷性，认为只要对手接近太平洋或大西洋，就能利用海洋轻易接近美国国土。正如《海军条令出版物1：海上战争》所解释的那样，“海洋不一定是障碍，而是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只有在面对没有海军力量的对手时，海洋才能被看作是阻止对手进攻的障碍”。因此，美国强调，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需要确保全球海域的主导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推进、参与、常备不懈》声称，为了向地区“投送军力，以及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海军需要“在全球范围的海洋上动员的能力，以及防止他人以对美国不利的方式利用海洋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美国的战略优势”。基于此，美国认为，欧亚大陆的海岸线是控制进出入海洋的入口，美国的对手一旦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便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国的国土投送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美国还陷入了多米诺思维，认为其对手一旦在对岸获取优势，则会进一步将其影响力扩大至美国国土。美国将对手在地区获得优势等同于具备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声称，如果有国家寻求在海外战胜美国的军事优势，那么无法保证它们不试图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基于此，美国设定了“深入的国土防御计划”（in-depth defense），将其国土海岸线设定为最后一条防线，并要求在远离美国国土海岸线的地方，发现且中和威胁，以避免让威胁接近美国。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其延续了对海洋的理解及欧亚大陆沿岸地区战略价值的强调。“印太战略”首先强调的是加强美国对海洋的控制。2018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提出“印太战略”时强调，“海上交通线是所有经济活力的动脉”，“美国的愿景是……加强对海上秩序和利益的监督和保护”。 “印太战略”的本质则是加强美国在欧亚沿岸地区的影响力，以实现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控制。《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声称：“美国是一个印太国家。这个地区，从我们的大西洋海岸线延伸到印度洋……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可见，美国将整个欧亚地区的沿岸地区看作是本国的海岸线及其第一道防线，“印太战略”则旨在加强美国对其第一道防线的控制。

可以说，美国过度扩大了其安全需求。一个国家能够跨越南海或日本海，并不意味着它有能力跨越太平洋。长期以来，基于现实主义视角的学者和战略家不断提出美国应采取“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战略，即将制衡的负担交给地区大国，避免过度干预国际事务；只有当地区大国无法实现均衡时，美国才干预。换言之，离岸平衡的战略能充分确保美国的安全。即使美国不完全放弃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也可以通过限定安全线的划定，减少地区冲突的风险。假设美国仅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岛屿划定为防御线，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可以成为缓冲区，日本也可以在海上拦截军事力量的投送，足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当前权力变迁期间，美国对威胁评估的方式和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理解，与二战时期一脉相承。二战时期美国对海洋的观念和对“多米诺式”扩张的恐惧，已成为美国战略文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国还基于其他原因扩大了其安全需求。

首先，美国国家力量的优势允许其将势力范围扩大至欧亚大陆。即使美国处于相对衰退的状态，其国力的优势仍然非常大。二战期间，美国也曾夸大德国的威胁，其原因正是美国意识到它有能力影响世界事务。

其次，美国意图确保绝对优势并最大化安全。为了最大化战略优势，美国选择了一种进攻性的方法来赢得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公共空间的进入和机动的联合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基于该战略，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美国需要直接打击中国以摧毁中国的军事基地及军事能力。为了实现该战略，美国需要在尽可能靠近中国的地方设置防线并部署军事设施。美国采取目前这一进攻性的作战概念，是由于华盛顿将其安全需求与对对手的全面军事优势相混淆。美国海洋战略家杰弗里·蒂尔称，华盛顿在制定战略时，仍然保留着“罗马帝国的气质”（the aura of imperial Rome）。

再次，当前美国“安全线”的划定方式也直接受到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影响。防止一个或多个（敌对的）大国控制欧亚大陆，是美国安全战略中几乎不受质疑的一个前提，而该前提正是根植于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思想。美国“印太战略”所体现的也是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主张，即美国作为海权国家需要控制“边缘地带”，以阻止大陆国家利用“边缘地带”向世界范围扩张影响力。经典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也被美国军方广泛接纳。在201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一份关于未来安全环境的分析报告中，明确引用了斯皮克曼在1942年的话：“如果旧世界的三块陆地能够被置于少数国家的控制之下……以至于有大量的不平衡的力量可以通过海洋施加压力，美国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被包围。”

最后，不仅如此，对权力变化的恐慌，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地理想象”。美国政界、学界不断强调，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均衡恶化了。随着对手相对优势的增加，美国担心对手扩大在台湾、南海等地区的影响力，并认为这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进而导致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如拜登政府在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的，“北京有野心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台湾海峡对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关键”。其结果，随着美国的相对衰退，美国不但没有采取战略收缩的政策，反而加强了对地区的承诺。例如，2014年4月，美国政府改变了以往模棱两可的态度，首次明确表明钓鱼岛在美日同盟承诺范围内：“……我们（美国）的对日本安全的条约承诺是绝对的，条约五覆盖了所有日本政府管理的领土，包括钓鱼岛……”美国也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干预。2019年3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承诺，“……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的武力攻击……都将引发（与菲律宾的）相互防卫条约中条款IV的相互防御义务”。

综上，权力变迁时期大国间的和平与冲突、大国间能否和平调整势力范围，不仅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也取决于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理解和安全线的划定。美国建构安全线的方式及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想象很可能已成为美国战略文化和思维的一部分。美国安全需求的夸大导致权力变迁时期地区冲突的风险增加。

为了实现大国间权力的和平变迁，崛起国家需采取战略克制，避免过度扩张，同时衰退国家也应采取战略克制，避免过度划定安全线。衰退国家应明确知道，并非所有势力范围都会影响其安全，部分势力范围仅意味着大国所具有的利益或特权。历史上，大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战略克制，有时是出于领导人的谋略，比如1870年到1889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有时是因为特定国际结构的压力，比如19世纪同时面临多个崛起大国的英国。当崛起国家面对拒绝战略克制的衰退国家时，需等待历史时机。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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