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 | 现代国家的构成

摘  要

对“原初国家”的各种解释往往难以继续适用于现代国家。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衰，重要的不是探究现代国家的第一因，而是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在政治学的不同视角下，现代国家的构成模式不同，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也不同。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这四种视角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性变迁的出发点。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竞争和冲突，推动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与构建。

作者简介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目  录

一、结构与能动者：国家构成的社会理论渊源

二、制度化的结构：政治在社会之内还是之外

三、结构化的过程：权力的构成与统治的构成

四、能动者的理性：个体现实感与群体超验性

五、能动者的文化：国家的传统与社会的传统

六、国家构成、国家性的演进与理想政治秩序

一、结构与能动者：

国家构成的社会理论渊源

如果说社会科学建立在现代社会理论之上，那么政治学就是建立在现代国家理论之上，进而，如果说政治的现代性建立在国家的现代性之上，那么国家的现代性也就是其国家性。这是因为，与中国不同，国家在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国家在罗马帝国与天主教会的废墟之上崛起成为现代政治世界的支柱。因此，（现代）国家的构成问题一直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大致而言，这又分为应然与实然两端。前者侧重国家的性质、作用、目的和理由，即国家应该如何构成，国家“应为何物”。后者侧重国家的形成、建构、权力和职能，即国家实际如何构成，国家如何“是其所是”。国家的“应然构成”与“实然构成”问题，共同推动着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

国家的实然构成问题聚焦现代国家的兴起、发展、成熟与衰败。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奠定了政治理论家理解这一问题的经典范式。作为一位世所公认的社会科学家，“国家理论学家”并不在韦伯的诸多学术头衔之列，他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国家社会学”，也没有提出一种严谨的“国家政治学”，但他却给出了“政治科学”很难绕开的现代国家“元定义”，强化了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的思想联系。

韦伯将现代国家视为用暴力维持对领土和居民之有序支配的政治共同体，无论“强盗国家”“福利国家”“宪制国家”还是“文化国家”，莫不如此。但政治共同体要想保持独立性，就要建立既能满足共同经济需要又能调整居民间关系的经济框架，这就需要某种“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共同体首先是决定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死与共的记忆共同体。但是，政治共同体的独特性，并非有权威要求成员为之牺牲，而是其权力持久存在于特定的领土、海洋（乃至天空）之上，既垄断着正当暴力的行使权力，也维系着判断暴力是否正当的法律秩序。暴力是原始但基本的权力形态，政治共同体垄断正当暴力并形成理性的制度秩序，则是组织发生学意义上的演化结果，历经“前政治组织”“政治共同体”“军人职业共同体”“现代国家”四个阶段。“前政治组织”是第一阶段，此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社会所需要的各项国家职能，由家庭、家族、邻里组织、乡村公社和其他志愿共同体等社会组织履行，包括：“制定法律（立法职能）；保障个人安全与公共秩序（治安）；保障既定权利（司法行政）；保障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及其他文化利益（行政的不同分支）；以及，组织对外来袭击的军事防御（军事行政）。”“政治共同体”是第二阶段，强制组织萌生，并从临时的联合发展成为永久的结构，通过军事力量和战争，谋求全面服从。“军人共同体”是第三阶段，职业军人群体兴起，将制造和维持战争及持有战争工具变成自己的特权，逐渐脱离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约束，实现了自由的联合，又在永久性的地域共同体和政治组织形成后，获得了使用暴力的特殊正当性。“现代国家”是最终阶段，强制组织强大到足以禁止私人暴力进而全面垄断正当暴力的行使权，现代国家成为暴力之正当性的来源，也因此成为最高的政治组织，国家所适用的规则也达到正当法律秩序这个理性化的巅峰。根据韦伯的看法，作为现代社会所必要的政治组织，现代国家既是决定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化共同体，也是并主要是垄断正当暴力及其判断标准的政治共同体。

1919年1月，已过天命之年的韦伯把政治定义为对国家的领导及其所受到的影响，并再次用国家的独特手段即物理暴力来界定现代国家。如上所述，在韦伯看来，没有什么职能是纯粹的国家职能，只有那些在特定地域上垄断正当暴力行使权的政治共同体，才是“现代国家”。就此而言，构成现代国家的最重要一环，就是行政官员与行政工具的分离：“现代国家是制度化的支配组织；它成功独占了疆域内的支配手段，垄断了正当暴力；国家为此把自身运行所使用的物质工具集中到领导者手中……；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正当暴力终究只是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现代国家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没有任何政治体仅凭暴力长久统治，现代国家的存续离不开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所声称之权威的服从。因此，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除了关注支配的外在手段，还要考虑支配的内在理由，即被支配者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为什么服从及其心理学依据，韦伯正是由此提出了支配正当性的三种理想型（即通常所说的三种政治权威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这三种型态并非按时序相继出现，而是同时存在于所有时代，只是不同的时代侧重不同。国家站在最高处，既垄断物理暴力又垄断终极权威，现代国家由此成形。

韦伯秉持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将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哲学与普鲁士德国的国家科学结合起来，融合了社会体系中的结构与能动者双重因素，建立了内在理由与外在手段的二元框架，这种对现代国家构成的组织发生学阐释，将德国大学所孕育的“国家科学”推上巅峰，给现代国家理论、现代政治理论乃至现代政治学涂上了韦伯主义社会理论的浓墨重彩。美国历史学者斯特雷耶的现代国家三要素说、美国政治学者贾恩弗兰克·波齐的现代国家本质论、英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逊的现代国家八特征论、美国社会学者托马斯·埃特曼的理性化官僚制国家基础结构论都是韦伯式的理论。

韦伯以降，在现代国家构成问题上，现代政治理论透过不同视角聚焦不同侧面。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它们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元问题。

二、制度化的结构：

政治在社会之内还是之外

韦伯将现代国家从新教伦理的市场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赋予其制度上的自主性，这深刻影响了试图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之外形成一套专门知识的政治学，制度视角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视角，“作为制度的国家”成为一种政治学思维方式。与韦伯一样，社会思想家卡尔·波兰尼和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也都没有直接提出某种国家理论，但正是他们重塑了人们对现代国家的构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认知，因此被视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回归国家”研究范式的先行者。不过，虽然波兰尼和亨廷顿都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理解现代国家的构成，二者的看法却针尖对麦芒。

如果说现代国家脱胎于西方世界19世纪文明向20世纪文明的大转型，波兰尼堪称现代国家及其构成机制的深描者。波兰尼用社会的眼光看国家，把共生互嵌视为人类社会事务的天性，把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均视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把社会而非国家看作一部自我运行的机器，进而，把国家视为文明的一种制度机制，国家的实际构成取决于文明的物质实存和精神要素，国家的现实命运取决于其是否与文明的大转型合拍。国家的政府干预主义与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的自我保护主义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三体问题”，国家被问题推着走，衍生出被动的自主性。

在波兰尼的“被动国家观”中，国家是市场这种社会制度而非经济制度所塑造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商业革命创造出官僚制的、集权的民族国家，在对外扩张的同时缔造并干预市场，以防止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及其垄断严重伤害人类、自然、生产组织和社会，现代国家由此成为市场自由主义之悲剧后果的“解围之神”。现代国家是这样构成的：罗马天主教会将土地还俗并有序流转至私人手中从而获得领土性，建立以实现自由放任为使命的官僚制集权政府，政府从政治上、中央银行从经济上建立国家认同。但是，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市场自由主义的欧洲现代国家在主权上有差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国际经济权力进而无法建立主权货币体系，只有那些拥有无限且不受制约之货币主权的现代强国，才算得上是主权国家。大西洋沿岸的海洋霸权国家在市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驱动下，推动着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和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推动着货币、代议制和自由主义现代国家的全球化。只有那些独立自主的政府，即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家，才能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全球化的侵害，避免陷入失去政治组织能力的殖民地人民那样的悲惨境地。

如果说霍布斯的国家利维坦由无数人的身体构成，李嘉图以降的自由主义现代国家由一群数量被食物供给控制的流动者构成，那么，现代国家就堪称一个大号的劳动力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将现代国家统一成了市场国家，进而推动了16至20世纪西方世界的霸权转移。19世纪文明建基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法则，及其所塑造的脆弱的金本位、势力均衡和自由主义国家之上，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灾难，“众多国家毁于一旦，新帝国的轮廓浮现于血海之中”，现代社会与国家制度变迁的本质、机制、趋势和后果，尤其是人类自身的处境都处在大转型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战争灾难，让人类社会从19世纪文明转向20世纪文明，现代国家由此重塑。美国人对构建非欧洲式现代社会的渴望，对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恐惧，对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敌视，共同推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治学进入“社会中心论”时代。

在这股社会中心论的美国政治学浪潮中，塞缪尔·亨廷顿是个值得注意的异类。波兰尼用社会的眼光看国家，亨廷顿则用国家的眼光看社会。作为关键历史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化了美国的现代国家型态，塑造了美国从英国手中继承资本主义西方世界霸权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英美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但与主要受权力的领土逻辑指引的英帝国不同，美国是个主要受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指引的非领土型“全球帝国”，自由主义在美国既是经济理论也是政治理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沿着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将现代国家视为现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制度，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传统性走到现代性，认同、权威和平等这三大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石：“认同对民族来说是必要的，权威对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平等对现代性来说是必要的”；进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发展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政治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代国家化。亨廷顿对这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传统性与现代性在概念上都比较模糊，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往往只是对不同社会的静态比较，并将基于西北欧经验的现代民族国家等同于现代社会，将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政治发展即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正如帕森斯和希尔斯的社会理论忽略社会变革一样，忽视了政治变革的制度动力和政治结构的制度要素。

通过界定政治制度化的标准，并以此衡量不同社会谋求政治现代性、建构政治秩序的政治能力，亨廷顿抛弃了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共享的政体决定论，转向统治水平决定论，突出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构成。通过在政治制度（能力）、政治品质与统治水平之间建立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把现代国家视为十种政治制度（能力）的集合体，将这种现代国家作为处理认同、权威、平等、正当性、渗透、参与和分配等问题的关键，亨廷顿把自己变成了韦伯主义者。通过把现代国家视为18世纪初在政治上取代教会、等级制和贵族阶级的行政、军事、税收等制度集合体，将现代社会视为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复杂体系，将政党视为唯一的现代政治制度，聚焦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探究构建政治秩序的方式方法，亨廷顿又把自己变成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作为现实保守主义者，亨廷顿用权威理性化、结构区分化、参政扩大化三要素区分了现代国家的三种构成模式。权威的理性化意味着将分散的权威集中化，结构区分化本质上是职能分工而非权力分立，大陆模式和英国模式借助君权实现了权威集中化，从职能混合走向职能分工，构成现代国家的两种欧洲模式合二为一。在亨廷顿看来，尽管美国在联邦制和政党制上对现代政治世界贡献良多，但美国模式是权威分散、职能混同、权力分立与大众参政的结合，既不同于大陆模式也不同于向大陆模式靠拢的英国模式，美国在政治上仍是都铎制的传统而非现代国家。在社会上，美国也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美国既是新教徒身份平等的现代社会，也是工业化所催生的大规模生产、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的现代社会，并因此在经济和军事上成为现代化强国。美国经验的独特性，让亨廷顿认为现代化道路并非千篇一律，现代性的分布在不同的制度领域也不均匀，社会和政治制度均需在变化与连续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只有革命才能产生推动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时代都有符合时代需求的“典范国家”，比如17世纪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法国，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君主立宪议会制英国，以及20世纪的一党制国家。值得思考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中，总统制美国是否依然如此。

波兰尼处理的是被动的国家，国家是文明的制度构件、内外政经多重因素交织互嵌的复合物，以及社会阶级力量斗争的舞台。国家的能动性、自主性和权威性都从属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现代国家是19世纪文明朝向20世纪文明之大转型的产物。亨廷顿处理的是主动的国家，国家是政治制度（能力）的组合体、社会纷争的裁决者、泛政治社会的终结者以及政治秩序的发动机，国家可以积聚并发挥极大的能动性、自主性和权威性，但长远看来，现代国家只是文明的兴衰在特定时空下转瞬即逝的制度结晶，无论是在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是政治组织国家，国家整合社会，但国家本质上是宗教文化所定义之文明的制度产物，国家的传统性远远大于现代性，在构成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只有动员和组织大众参政的政党制度是现代的，现代国家必然是某种政党国家。波兰尼和亨廷顿都把国家视为长期文明的附属物，但他们对文明的理解却并不相同，波兰尼眼中的文明是用政治经济定义的，亨廷顿眼中的文明是用宗教文化定义的。他们对构成国家并决定国家命运的制度类型的理解也不一样，波兰尼侧重国家的社会制度构成，长期滋养着社会中心论的政治学分析和政治人类学研究。亨廷顿侧重国家的政治制度构成，一直是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的理论资源。

三、结构化的过程：

权力的构成与统治的构成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构成论突出了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性，波兰尼的社会制度构成论凸显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嵌共生关系，二者的结合催生了现代国家的结构论。如果按照美国政治社会学者西达·斯考切波的结构主义标准，把结构视为行动者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资源模式，无论这行动者是结构化的国家、社会阶层抑或政治体，那么，英国社会学者迈克尔·曼在现代国家构成问题上并不是他所自称的制度国家主义者，而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者。曼认为，韦伯之所以没能将各种制度因素整合成为一套系统的国家理论，是因为他既混淆了渗透与权力，又混淆了集体性的基础权力和个体性的专制权力。基础权力与专制权力之分，是曼在其社会权力网络理论基础上的创造性知识贡献，基础权力是一种中央集权的、集体性的、双向互动的制度能力，是一条既能让权力组织渗透社会生活、又能让社会力量通过政党控制国家的双向车道。在曼看来，米尔斯海默和多姆霍夫等经验主义激进学派侧重精英的统治力，他们主张现代国家由权力精英和阶级派别及其主导的政府部门构成；多数阶级论者偏重国家的被动性，他们认为西方现代国家是结构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决定的；多元主义注重国家的代表功能，他们把西方现代国家视为代表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功能系统，这种权力关系不是累积性的，而是不断被打破的，所以是民主的；“精英主义国家论”主张国家是积极的行动者，国家的领导者代表国家，国家在国家体系中受地缘政治、战争和军事财政塑造，享有支配社会的个体性权力；四种视角各有偏废，曼因此力图通过融合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权力理论，重塑现代国家的制度特征、主要功能和基本机制，最终形成了一种结构化、关系型的多形态现代国家构成理论。

这种多形态现代国家构成论认为，现代国家需要具备下述四大制度要素：在特定领土之上中央集权的强制组织；处于中心与疆域、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人群等二元政治权力关系之中；不同部门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并履行不同功能；国内政治受国家间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家需要对辖域内一切事务享有令行禁止的权威，需要有能力将理性化、例行化的正式制度，通过行政和法律施加于公民和领土，并通过领土和地缘政治谋求支持。此外，现代国家的实际构成还受制于四种机制：明确权利义务的宪法法律、标示权力分布及其限制的国家预算、政党—民主多数派的等级化分配权及其政策、专制的官僚政治对国家行政的理性分配。现代国家根据制度要素的重要性来配置国家构成机制，不同的构成机制塑造出六种现代国家制度型态：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道德国家、军国主义国家、代议制国家、联邦制国家以及家长制国家。总之，在曼看来，现代国家远比任何单一理论所界定的更复杂，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建构者角色，扩展着自己的制度基础，并提升了所有已经形成的权力。

曼在“组织唯物主义”视角下，将人类社会史解释为有组织的社会权力网络发展史，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殖民帝国视为现代世界的三驾马车，将现代国家视为“多型态”的政治结构。与曼不同，塞缪尔·芬纳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史理解为统治史，国家的构成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方式。美国学者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国家的典范在欧洲，欧洲的典范在西欧，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殖民帝国瓦解后产生的新国家应该师法欧洲，政治学也应聚焦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国家的构成方式，探究它们如何从封建制走向君主制再走向民主的民族国家。但是，芬纳主张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源于法国，民族情感也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不能把现代国家视为民族国家，具备下述五个特征的才是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往往只具备前三个：特定地域之上的人口，承认共同的最高统治机构；有专业人员为这一机构服务，文官执行决策，军人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持并负责防范其他共同体的侵犯；对领土之上的人民采取行动的独立性，获得其他类似国家的承认，享有国家主权；人口构成一个植根于情感化、民族性的自觉意识的礼俗社会；人口构成一个共同参与权责分配的共同体。

芬纳认为，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代表制才是现代国家模式的核心，源于英国的政党制才是现代国家的最本质构成要素，美国则为现代国家补充了成文宪法、公民权的宪法保障、司法审查和联邦制。考虑到欧洲现代国家的发展非常特殊，并不适合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国家类型应按领土标准分为四类：城邦、一般国家、民族国家和帝国，并借助下述两个变量来考察国家的构成方式如何影响其统治方式：统治者是否建立遍布全国的统一中央行政机构及其中央集权度，以及文化语言和法律的统一度。在芬纳看来，16世纪的确是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但与其说现代国家兴起于16世纪的欧洲，不如说欧洲重新发现了国家这一政治制度，并为之添加了三个特性：法律至上、变动不居和多国家体系，形成了专制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两大传统。走向现代国家，意味着功能从混合走向分离，领土从分散走向统一，以民族性为地域组织原则，以人民主权为正当性，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国家决策，通过工业化奠定自主的、全国性的健康、财富和权力基础，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芬纳这里，这些要素都源于西方，既构成现代国家，又构成政治现代性。

但是，芬纳并不认为统治史是线性发展的，相反，他主张原本野蛮贫瘠的欧洲，正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兴起，才变得人口众多、经济富足、军事强大，船坚炮利并极具进攻性的欧洲人开始殖民和征服非欧洲国家，后者开始丧失文化自信，被迫对政治和社会变化保持开放态度，要么出于羡慕而仿效欧洲，要么为了复仇而移植欧洲，欧洲现代国家因此成为世界典范。换言之，英国和法国革命不是工业化而是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结合让欧洲和美国形成了向非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财富和武力优势，现代国家模式的传播同样如此，正所谓“英国旗帜所到之处，政治制度也随之而至”。但是，欧洲殖民帝国并未在殖民地移植整个现代国家制度，殖民地既无代表制也无法治，只是通过官僚和军队来统治，这也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殖民体系崩解之后，反殖民主义在一百多个亚非拉新国家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因此，现代社会的统治史本质上就是现代国家的构成史，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国家及其财富和武力效用。

结构功能主义，如阿尔蒙德的体系过程政策三层论，追求连续的均衡系统，并不处理冲突，这既是社会理论的缺陷，也是政治理论的缺陷。但在结构视角看来，政治在根本上关涉冲突，曼将冲突转化成有组织并重叠交织的社会权力网络，用四对六种基本权力类型，构筑出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基本机制和多样型态。芬纳用现代国家的构成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统治史，将现代国家的政治优势作为西方世界获得霸权的根源。经济性质和社会权力影响国家构成，国家构成又反过来影响经济性质和政治结果。总之，关键在于结构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资源模式，不仅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结构化权力关系的“囚徒”，人类社会的统治史也是结构化权力关系的产物。

四、能动者的理性：

个体现实感与群体超验性

20世纪50年代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里根保守主义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政治剧变，掀起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推动行为主义、理性选择论成为美国政治学的主要范式。行为主义、理性选择范式都是个体理性视角，它们都反对国家中心论和政党中心论，都反对严整的制度叙事和宏大的结构叙事，都主张对于观察现代国家的构成而言，重要的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结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而是理性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受制于集体行动困境、机会成本、决策交易成本以及弱议价能力等约束限制的理性行动者。因此，只有“把人带回来”，理解人的偏好、动机、合作和协调问题及其对制度结构和政治结果的影响，才能理解现代国家的构成及其职能。

以美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列维为代表，个体理性视角认为，现代国家和大政府时代已告终结，国家过于抽象、充满张力、难以把握，所以要把国家拆解开来，聚焦某个侧面，尤其是统治者或公务人员等国家行动者的关键决策。进而，国家理论不能只考虑国家行动者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相对于他国的实力，而应将不同的国家行动者之间、不同的国家代理人之间、国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战略互动模型化，探讨制度、交易成本、集体行动、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所形成的国内外经济、思想和组织压力，如何推动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

在个体理性视角下，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复杂的、制度化的权力装置，国家在特定领土内创造并维护市场制度、产权结构和相应的强制制度，设立汲取社会资源的税收机构和规制社会的监管机构，建立规范公民关系的法律体系，进行国际贸易，建立防御和进攻机制，获得国际承认。按照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理性视角，国家具有四种功能型态，两种积极正面的：利于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最小国家”、促进增长的民主国家；两种消极负面的：利维坦式的“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事实上，个体理性视角是从制度和结构的反面看国家，国家并不存在，因为国家在整体并不是行动者，只有构成国家的并按照市场交换原则对其提出要求的理性经济人才是行动者。

进而言之，个体理性视角将交换视为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核心，正如波兰尼所揭示的，“交换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在个体之间”，个体因此对国家没有政治上的忠诚义务，个体理性视角往往忽略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及其领土性，忽略所有西方国家在面临市场经济的紧张压力之际，都会转向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尽管市场不可能脱离政治领域，但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宗教却把社会割裂成政治与经济两个空间，用市场组织国家，用经济法庭裁断政府行动，并因此对政治问题的本质缺乏认识，对现代国家的构成缺乏现实感，从而将民族国家视为狭隘的偏见，将国家主权视为可笑的幻觉，将军事战争视为商业计算失误的产物。

在新古典经济学指引下，个体理性视角倾向于将国家视为社会的成本，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受其影响，在多元主义、行为主义和个体理性选择主义那里，只有利益集团，没有国家这回事儿，国家就像一台毫无情感地根据社会需求存储和发放现金的“ATM机”，但正是国家通过抑制某些需求积极塑造了社会。因此，以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为代表，理性选择主义的群体视角转而将国家视为有头脑和身体的有机体，主张国家通过整合并塑造社会来减少冲突，民主离不开有效的国家。群体理性视角希望突破个体理性视角的内在局限，重视国家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向影响。伯纳德·西尔伯曼循此将政治继承制度化的原因归结为，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政治家群体选择钻进理性的笼子。贝茨本人也不满于自己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转而致力于张扬政治制度的积极经济功用。此外，另一种群体视角，即法团主义，也试图突破个体理性视角的缺陷，重视国家如何塑造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方式，后者既逃不掉国家的掌控，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独特动力密切相关。法团主义将重心放在国家、利益集团与政党的三方关系上，区分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揭示国家强制力与社会法团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总之，在群体视角看来，只有美国学者才会说把国家带回来，对于任何非美国学者而言，国家就在那里，国家一直都在！

如果说结构视角把国家整体化了，既把国家视为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又把国家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那么，个体理性视角就是把国家人格化了，国家不再是主动的整体，而是受制于偏好、动机、机会成本、交易成本、集体行动和协调困境的被动个体，是战略互动的参与者，是需要对政治体系的内外参与者做出回应的人。个体理性视角试图为国家理论提供现实感，群体理性视角则努力为个体理性视角补充超验性。

五、能动者的文化：

国家的传统与社会的传统

理性选择视角引导下的现代国家的个体理性构成论，把“经济人”变成了在政治哲学上不可还原、不可化约的利益主体，现代国家就是由这样的可计算、可预期进而可治理的“经济人”构成，从而相当彻底地重构了现代国家大厦。但是，一旦营利被视为人的唯一动机，国家和人也就被降维成了经济动物。一旦脱离了自主、尊严、自由的历史、智识和文化传统，饥饿法则就成了上帝法则。现代国家构成的文化视野不满于此，所以借助国家性、自主性等基础概念，从政治文化视角和政治人类学视角两端入手，探究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核心理念。德国学者约翰·内特尔代表的政治文化视角强调自主性的历史、智识和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美国学者斯科特代表的政治人类学视角则主张极端现代主义思维所塑造的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的现代国家视角，破坏了自主、尊严和自由的社会传统，导致了那些本欲改善人类境况的社会工程走向失败。但在对抗全球化的市场资本主义上，现代国家仍是必不可少的。

政治文化视角反思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体系论和控制论，指出了其现代国家构成观的局限性，转而将重心放在英国、美国、欧洲大陆国家的国家性尤其是自主性上。结构功能主义将国家视为一系列职能结构的最高集合，政治体系理论将国家视为不可还原的国际关系单位，控制论将国家视为发达社会的自主部门，它们都忽略了国家的文化面向。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现代国家的国家性尤其是自主性，具有历史、智识和文化三个传统。

内特尔的现代国家三传统论，建立在对欧美现代政治经验的比较之上。首先，就历史传统也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国家及其首要性、主权和自主性而言，自主性的边界和程度在欧洲的国家与非国家制度之间厘定，在美国则是在构成国家的诸政治制度之间及其内部区分。现代国家的原初概念源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基本模型形成于法国，主权高于自主性的哲学传统发扬于19世纪的德国，自主性的分化在美国达到巅峰。其次，就智识传统也就是国家概念是否整合进了社会的政治理论并被赋予某种功能而言，只有在韦伯式的“去个人化”背景下，国家性才能理性化，才具有现代性。内特尔这个论断的确有助于人们理解欧洲的“朕即主权”传统是如何被打破的，但亨廷顿或许不会同意他对英国和美国的判断。按照亨廷顿的思路，英国和美国在现代国家构成问题上共性大于差异，“主权在王”和“主权在法”只是表面差异，个人在英国和美国等同于政府，只有回答是谁的政府，才能理解英美政府。国家这个“去个人化”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处于政党政治所强化的个人化统治之下。再次，就文化传统也就是个体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将国家概念融入认知和行动而言，国家在欧洲往往是与经济、宗教和家庭平行但又具有某种至上性的自主领域，在美国则意味着联邦制下与地方政府分权的联邦政府。

美国的这种“双重主权”很可能在危机时刻强化国家的弱自主状态，后者又与社会分裂形成相互增强之势。在这种亟需重组社会整合机制的时刻，人们往往会将国家性简化为国家的重要性，拷问国家的正当性。内特尔因此认为，关键在于国家传统之有无。在没有国家传统的社会，代议型政党替代国家提供正当性。在有国家传统的社会，国家性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行政吸纳了正当性，国家从传统的民族认同或社会共识的化身，变成了整合社会政治分歧的产物。

在斯科特的政治人类学视角中，自主与主权更是相对的两极。政治人类学视角从政治学和人类学两端的边缘，也就是农民、工匠、工人、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下层政治”，向政治生活的中心即现代国家掘进。现代国家就像一部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通过将统治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通过削弱乃至消除地方传统，通过绝对主义的专制国家，通过确保公民社会的软弱无力，化解流动性给自己带来的挑战，强化对统治对象和环境的控制。政治人类学视角不仅抽象批判这种居高临下的国家视角，而且批判貌似普适实则特殊的北大西洋现代国家：北大西洋现代国家发端于18世纪，由一套高度同质化的制度构成，比如国旗、国歌、元首、议会、央行、剧场、礼乐以及高度相似的政府部门和公共安全体系，但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以普适制度为名的西方政治霸权，这种霸权一旦确立，就开始将其国民同质化，淘汰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在所有领土上打造单一的民族，就像国际组织那样，现代国家的普遍性常常不过是北大西洋的地方性乔装打扮而成。尽管对现代国家制度批判有加，但政治人类学视角并不认同与之配套的哈耶克、弗里德曼所推动的市场型政治自由，这是因为，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与科层制推动的同质化都可能导致社会工程的失败，在市场中起作用的不是人而是钱，而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堪称推动标准化、简单化和同质化的最强大力量，面对这种力量，现代国家可以发挥保护地方的传统、差异和多样性的功能，从而赢得正当性。

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国家性以自主性为内核。即使在国家性非常鲜明的社会，国家也不一定是政治体系的结构精髓，人们需要关注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智识和文化传统，来弥补主权视野的局限性。政治人类学视角则借助福柯主义，批评国家统治术的弊端缺陷，揭示下层群体逃避国家统治的艺术，强调下层群体在限制国家权力过度扩张渗透上的重要性，主张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重新发掘自主、尊严、自由的社会传统。

六、国家构成、国家性的演进

与理想政治秩序

现代国家站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处于政治现代性的聚光灯之下。中西大分流中的“欧洲奇迹论”，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都归为欧洲造物：欧洲发明了民族国家，现代国家源于西方，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主动或被动地仿效现代国家模式，西方化是无法逃脱的命运，这种说法本身堪称现代社会科学最大的“神话”。但这种说法又不无道理，因为国家在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政治的现代性孕育于现代国家的构成之中。美国历史学者斯特雷耶将现代国家的普遍性界定为，欧洲借助现代国家获得相对于非欧洲国家的巨大政治经济优势，现代国家的起点因此被不断上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经济、文化、法律和政治多个维度上展开，政治的全球化意味着欧洲式现代国家模式的全球化。源于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殖民帝国的现代化锦标赛，既成就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普遍性，也彰显了现代国家模式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模式从二维降为一维，盎格鲁新教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体竭力将自己变成某种“世界政体”。

但是，国与国之间，政治制度的建构有先后之分，能力有强弱之别，水平有高低之差，模式各异，道路不同，作为现代世界的先行者，欧洲经验也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英国模式是君主立宪制，法国模式是专制君主制，德国模式是军人共同体，美国模式则是“新社会、旧国家”，代表现代国家的非现代性，美国并不具有欧洲国家的“现代国家性”，反倒具有很强的“非现代性”。美国、瑞士和澳大利亚是“走到一起”的联邦制，不同于西班牙、比利时和印度等“拴在一起”的联邦制。正是因为意识到欧洲现代国家模式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共识。

无论暴力强制还是水利工程，广土众民还是官僚制度，地理环境还是魅力领袖，这些通常被视为非西方原初国家的解释要素往往难以适用于现代国家。对于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衰而言，重要的不是探究现代国家的第一因，而是现代国家的构成。韦伯以社会体系中相互塑造的结构与能动者因素为基石，搭建了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与内在理由的关系框架，探究了现代国家如何在“经济与社会”中形成、生长、发展、成熟，从而将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程中剥离出来，将“去个人化”构建为国家的理性化和现代性，为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构筑了地基。

在制度、结构、理性和文化等不同视角下，现代国家的构成问题展现出了丰富的可能性。制度视角将国家视为制度化的结构，而对于何种制度具有能动性，又有社会与政治两说。波兰尼将资本主义重新带回来，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塑造的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乌托邦，在市场自由主义与社会自我保护主义的双向运动之中，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被迫变成干预主义的积极国家，政治制度在社会制度的统摄驾驭下踯躅前行。亨廷顿在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两个维度上都堪称新韦伯主义者，就前者而言，他把国家的制度构成标准化和体系化了，凸显了政治家群体在社会之外构建国家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性；就后者而言，他把韦伯所阐发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视为美国的文化内核。

结构视角将国家视为结构化的过程。曼所代表的组织唯物主义视角侧重权力的构成，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之外，引入了在现代政治学中隐而不见的殖民帝国，现代国家不仅是结构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而且是结构化的欧洲殖民帝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决定的制度机制的结晶。芬纳所书写的统治史就是国家的构成史，国家的构成方式决定统治方式，现代国家制度是西方世界之于非西方世界的武力和财富优势之源。

理性视角注重能动者的内在理由。个体理性视角通过将每个人视为理性的行动者，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了基于利益原则的交换关系，将现代国家变成了市场国家，国家的功能是缔造并维护产权、契约和市场，干预市场运行的条件而非市场机制本身，国家是市场自由所必要的安全机制。就此而言，群体理性视角所反对的，只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个体理性视角，而非市场国家的本质。

文化视角同样重视能动者的内在理由，但其两种视角均与理性论不同。政治文化论侧重个体理性论所认为的虚无缥缈的哲学、理念和认知，主张在历史、智识和文化三个传统中，具体把握不同国家的自主性及其正当性。政治人类学侧重张扬下层阶级对自主、尊严和自由的热望，既批判现代国家极端现代主义的标准化、简单化、清晰化视角，又重视现代国家抵御颇具世界性、普遍性、高度同质化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力量，保护地方性、特殊性、多样性和共同感的政治功能，还充分揭示了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充满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深刻挑战。

在不同的政治学视角下，不同的国家构成模式塑造了不同的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竞争和冲突，推进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构建。国家性在现代国家构成中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显。欧洲式的国家性经验，意味着主权的特殊化，国家的民族化，领土的缩小化，以及视野的狭隘化，所有国家的参照系要么是英国，要么是法国。国家性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通过强调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来理解自身、整合社会、维护生存，从而发展出不同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性。国家构成的不同模式凸显了国家性的多样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超越性、世俗性与神圣性之间，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并不相同。

究其要者，现代国家的领土性不仅意味着地域之上权力和权威的政治集权，而且意味着土地之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不是一代人的即兴之作，而是多代人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事实长期劳作不懈耕耘的产物。因此，领土性不能仅仅从理性化的现代维度来理解，正是领土性赋予社会成员无法磨灭也无法抛弃的共同感，现代国家就是这样一个领土之上的人类共同体。这种不臣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观念，赋予现代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自主性。不同的国家分属不同的文化，正如波兰尼所言，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五国这样的北方国家，也有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南方国家；有英格兰、爱尔兰、比利时这样的雅利安人种国家，也有日本、匈牙利、巴勒斯坦这样的非雅利安人种国家；有葡萄牙这样的天主教传统国家，也有荷兰这样的新教国家；有普鲁士这样的军人共同体国家，也有奥地利这样的平民社会国家；有法国这样的文化古国，也有美国和拉美这样的新兴文化国家。

进而，现代国家不仅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国家性在多个维度上展开，不仅意味着主权性：针对边界清晰的地域和居民的至上主权和终极权威；也意味着理性化：通过高效、一致、稳定、复杂、灵活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将自身的意志和目标贯彻至每个居民每寸土地。不仅意味着强制性：对正当暴力行使权的垄断性，以军事权力、警察权力为后盾的政治和法律权力；而且意味着正当性：通过塑造国族认同、谋求社会共识、制宪立法、分配财富，来获得支配的合理性。不仅意味着政治行动的自主性：不受制于社会力量的自主决策、独立行动；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文明性：超越种族主义的帝国性、自由主义的人口性和多元主义的工具性，坚持刚健的民族性，发扬历史、智识和文化的传统，让国家制度在文明的兴衰中处于上升的大道之中，让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社会成员的处境改善始终关联在一起。

国家构成的变迁、国家性的演进，形成了政治理论中“国家化”与“去国家化”的潮汐运动。政治理论的国家化，意味着在涉及国家与人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重大议题上，国家性走上了制度化、结构化、理性化和文明化的轨道。政治理论的“去国家化”，意味着官僚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去中心化和去工业化等因素对国家发展发起重重挑战。“国家化”与“去国家化”的潮汐运动，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反思国家在政治生活的地位作用，这种反思时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构建。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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