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 自由帝国主义的监管人秩序观： 以伯克和霍布森的亚非认识为例

摘  要

艾德蒙·伯克与约翰·霍布森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两者在对劳工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表达了自由主义传统中以“反帝国主义”面貌示人的帝国主义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反对帝国对海外领土进行直接统治，更强调“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监管，并通过商业活动“促进”后者的“发展”。这种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观与种族主义密切关联。此外，在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衍生出了使阶级不平等合理化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转向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联系。这一进程与自由帝国主义者推动的“自由劳工”全球流动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目  次

一、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种族主义

二、阶级化的种族

三、霍布森与自由主义左翼的帝国观

四、“理智的帝国主义”与干涉主义的基础

引 言

19世纪末出现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包含了三种以“反帝国主义”姿态出现的秩序观。一是18世纪末艾德蒙·伯克等老辉格党人所倡导的沿用“监管人”制度管理美洲殖民地奴隶并处理与殖民地关系的思想。二是在19世纪初废奴运动中获得巨大影响的基督教福音主义思想。三是20世纪初在工团主义者、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以及社会自由主义者推动下出现的“普遍人权”观。这三种思想均在承认私有产权神圣性的前提下，围绕劳动力与垄断权问题展开，并在英帝国政治进程中相互杂糅，最终构成融合了种族差序观与阶级差序观的帝国主义秩序观。本文将主要从艾德蒙·伯克与约翰·霍布森这两位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入手，讨论自由主义传统中通过“反帝国主义”叙述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秩序观，及其与种族主义的深层联系。

英语中“种族”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在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翻译的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四卷中狄多女王临死前号召推罗人向特罗亚移民复仇，要“怀着仇恨去折磨他的一切未来的后代……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安宁”。这段内容中的“genus omne futurum”，即指推罗族人及他们的后代子孙们。英文译文将其与后文所指的特罗亚人合并，译为“ofspringe of ech race”，即“各族人的后代”。这里便具有了英语中“种族”作为同宗血亲的含义。但是，一般认为，直至18世纪德国人类学家、生理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人类自然种类》中，“种族”才作为一个自然史范畴，被用来系统性地理解并解释人类种群多样性的原因。

在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秩序观构成中，种族的基本作用是通过强调某一个特定族群的先天优越性，为霸权者提供一种宿命论式的庸俗历史哲学。这种庸俗历史哲学又在“科学”的外衣下，结合了对种族生物特性的阐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政策制定与合理化帝国扩张提供了说辞。“种族主义”则是特指在这种种族观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国家政策、社会生活以及文化态度中反映出的，对特定人种或民族群体的偏见以及系统性歧视与敌意。 

一般认为，欧洲知识分子对人类种群差异的“科学”兴趣，开始于17世纪启蒙主义者对人的研究。其中，勒内·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康德等人，更是从方法论上将对人的讨论从抽象的神学推演，落实到了具体的对阶级、生物分类以及物种的结构性范畴内。这种对人类的知识兴趣，与欧洲在全球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现实密不可分。也正是在这种殖民主义的政治中，对人类种群差异的讨论才真正转化为一种帝国知识，不但被用来解释不平等，更被用来合理化帝国主义者创造的差序经济与政治结构，进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心地区资产阶级结构性压迫边缘与半边缘地区人民的道德说辞。

科学种族主义的重要特点是，采用“科学”的语言、方法论和逻辑，“论证”某个特定人类种群，在智力、“文明发展程度”以及其他各类社会发展方面，较其他种群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这种观点强调，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的，更影响了人种之间智力水平、性格取向、身体能力、语言与文化的发展程度。随着19世纪末期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分类学的发展，科学话语很快就成功替代宗教，成为差序种族观更强有力的佐证。 “文明种族必然在全世界消灭并取代野蛮种族”这样的信念，更成为19世纪信奉“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的帝国主义者们，以“发展”为名，在全世界行使霸权的合法性说辞。文明使命论不但构成了自由主义者理想的“非正式帝国”霸权秩序框架，也从根本上构成了启蒙运动后，西方全球秩序想象中普遍人权观的核心。也恰是这种从欧洲历史与认识论中发展起来的普遍人权观，为19世纪末“自由帝国主义”秩序提供了最根本的自我辩解并延续至今。

一、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种族主义

文明使命的思想基底来自对人类线性进化的信仰。这种充满启蒙主义理想色彩的信仰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统一进程。而现代性的表现则是自由民主、市场资本主义以及最终走向消灭国家的世界主义。今天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文明使命视为一种帝国的文化霸权。从这个角度出发，奥斯曼土耳其、清朝等非欧洲多民族国家，便与现代欧洲殖民帝国产生了可比性。因为，此类研究者认为，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民族都通过军事征服占领土地，并进而对被统治民族进行文化改造。

这种对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帝国”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掩盖了19世纪西方文明使命观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核心。作为帝国主义道德论述的文明使命论是对英帝国全球经济霸权的文化倒叙。这一霸权由资产阶级主导。在霸权自我实现的进程中，作为国家政策的帝国主义则随着现实需求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以英帝国为例，自英帝国殖民美洲开始，围绕海外军事扩张、直接统治等问题的讨论就始终不绝于耳。但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军事扩张政策的声音，背后的共识都是维持并发展英国全球经济霸权。而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旗号，以商人利益为核心的霸权形式，也是现代欧洲帝国与非欧洲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政治思想史与帝国史的研究中，一般用“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来描述现代英帝国那种有浓厚扩张主义倾向、笃信自由贸易与基督教道德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的拥趸将其视为人类通向大同世界的唯一途径。帝国的暴力则被淡化为这条道路上不得已的插曲。自由主义者的底色主要还是对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和平扩张的坚定信仰。在这条主线上，自由主义甚至被看作抗衡“帝国主义”的力量。艾德蒙·伯克便经常被人描述为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保守主义者。一名当代的伯克传记作者甚至将他誉为“不列颠政治学者中第一个世界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也有研究者将伯克与边沁、孔多塞、狄德罗、康德、亚当·斯密等人放在一起，将他们视为对“欧洲帝国主义”坚定的批判者。伯克对沃伦·黑斯廷斯著名的弹劾案更被标榜为一场“失败的反帝国主义圣战”。这类论述都将“帝国主义”与“帝国”观念限定为一种通过殖民，进行领土扩张与直接统治的军事外交政策。

然而，这样理解伯克存在着年代倒错的问题。早在18世纪30年代，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英帝国中心与边缘的精英们都开始有意识地开始构建一种新型的帝国论述，意图要展现英帝国同古典帝国之间的区别，更要说明相比西班牙、葡萄牙等同时代殖民帝国而言，英帝国有绝对的道德优越性。这时英帝国的精英们，已经开始将新教信仰、商业精神以及海洋霸权等视为自身的过人之处。这些特质，也成为之后自由主义者描述英国世界秩序的重心。这种观点强调，不列颠和平下的个人，能够在法治、议会民主、私有财产神圣等制度与原则保护下，享受“自由”。这是区别英国与其他帝国秩序的关键。然而，随着英帝国的扩张与美国殖民地的独立，帝国边缘的白人移民精英，以及帝国在殖民地的管理者，开始就帝国秩序向何处去的问题，同帝国中心的政治精英们产生了冲突。伯克弹劾黑斯廷斯案便在这一背景下开始。

1786年4月至5月，辉格党人伯克首次在下院发起了对黑斯廷斯的质询，共向黑斯廷斯提出了22条指控，包含轻罪与重罪。1788年2月15日，伯克又发表了连续四天的演讲，要求议会启动对黑斯廷斯的弹劾。伯克首日的发言便为指控定下了一个道德普遍主义的基调。他表示，这场指控不单是对黑斯廷斯本人是否有罪的判决，更是对“百万人能否幸福”的裁断。他同时还表示，印度是“英帝国目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场判决的意义远大于印度之于英帝国的现实价值，它更关乎“不列颠民族”整体的“信用与荣誉”。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在陈词中对“英帝国”和“不列颠民族”的使用方法颇有深意。他用前者描述政治实体，而后者则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更具本质主义色彩的德性载体。在针对美国独立之后英帝国应当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中，伯克表示，美国的独立给“不列颠民族”带来了分裂的可能。虽然“帝国无法重新合并”，但是英国的政治精英应当尽量寻找弥合“不列颠民族”德性统一的方式。伯克认为，英国“繁荣与尊严”的源泉是宪法与商业。而英国宪法最突出的成分，则是“存在于秩序与美德之下的自由”。在这种自由原则下的贸易，即便在美洲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法律联系中断之后，也能在德性基础上维护不列颠民族的统一。伯克也在1777年对北美英国殖民者的讲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强调英格兰各个殖民地建立在“自由的原则”上，这也是让“王国得以千秋万代持续伟大”的基础。

可以看到，伯克对于“不列颠民族”本性的认识，恰是他帝国观的基础，更是自由主义传统中延续至今的帝国秩序观的基本理念。而伯克对“不列颠民族”本性的构建，则是通过一种东方主义的方式，经由对黑斯廷斯的指控而完成。伯克指控黑斯廷斯作为帝国殖民官员滥用职权，使用“行贿，镇压以及暴政”的手段管理印度。作为个人，黑斯廷斯背离了英国政治精英阶层的道德教化，变成了一颗“贪婪、掠夺成性、傲慢、残忍、暴虐、脾气怨毒、桀骜不驯、言行无礼”的“黑暗心灵”。而黑斯廷斯之所以堕落如是，就是由于受到了“东方专制主义”的侵染，屈从于“地域性道德”。毫无疑问，这种“地域性道德”不具有普遍性。伯克认为，在其影响下的个体，会丧失他们与“宇宙的伟大统治者”——即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人性”（mankind）的联系。因此，他们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决定，便不受普遍道德制约，而成为气候、经纬度、地域等特殊环境影响的结果。

在伯克的指控中，黑斯廷斯成为了“不列颠民族”普遍德性的他者。虽然从表面上，对黑斯廷斯的他者化跨越了种族界限。但是，我们不难看到，伯克坚信，使黑斯廷斯堕落的根本原因，是印度自然环境塑造的特殊道德观，以及建立在这种道德观之上，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伯克甚至将这种“受地理条件影响”产生的道德变异，与昆虫因不适应气候而死亡，以及欧洲海员在海上的野蛮行径相对比，形成了一种颇有19世纪末文明论色彩的，欧洲中心的新教道德普遍主义帝国论述。

我们在黑格尔1822年对非洲的论述中也能见到相同的认识。黑格尔将非洲分为三个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被称为“非洲本部”，撒哈拉以北的沿海地区为“欧洲非洲”，与亚洲相连的埃及则自成一部分。这部分作为“独立的文明中心”，因此与“非洲相隔绝”。黑格尔认为，由于“非洲本部”与世界历史进程相隔绝，因此是一片“在历史自觉之前”的“孩童之地”。在这片地理空间中生活的黑人，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仅靠自身无法摆脱其自然状态，更与“人道”（humanity）格格不入。他们对自然高度依赖，且未能发展出对自然的抽象认识。仅能用“巫术”的方式来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恰是这种自觉的缺失，使得黑人轻视正义、道德等人性基本原则。黑格尔表示，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奴役，本质上与“非洲本部”广泛存在的人口买卖、一夫多妻制度没有差异。这些都证明了黑人无道德的自然状态。正是由于自由意识的缺失，黑人进一步地沦为“物”。而奴隶贸易恰恰是通过商业制度，将黑人从“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奴隶制度是联系非洲本部与世界历史的途径，也是对黑人的教育。只有如此，黑人才得以参与到一种更高级的道德与文化环境之中。虽然奴隶制本身由于违反了人性中的自由原则，因此是非正义的制度。但是，由于它能够让非洲历史同世界历史发生联系，能“教育”黑人，让其“进入”高等的道德与文化环境，因此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废除。

从黑斯廷斯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克帝国观中自由道德秩序的种族边界。而种族主义在伯克自由观中的核心地位在他对北美与黑奴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792年，就废止奴隶贸易的立法问题，伯克给第一代梅尔维尔子爵亨利·邓达思（Henry Dundas, 1st Viscount Melville）去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商业的目的是促使非洲沿海地区文明化，而奴隶贸易则促进了商业。因此，在道德上，奴隶贸易是“应当被容许的恶”。伯克承认，彻底废除奴隶贸易“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计划”。因此，只能暂时纵容，并尝试逐步“将其规模缩小”，尽可能地“缩减其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打击“西印度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减少奴隶工的使用。这个方案实际上与伯克打击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推进“自由贸易”的意图一致。

与处理黑斯廷斯案时坚定的道德中心主义立场不同，在面对奴隶贸易问题时，伯克看到的是奴隶贸易在维护英帝国商业利益中的重要作用。18世纪末，英国在非洲沿海地区奴隶贸易的形式出现了重要转变。1752年，在重商主义传统下建立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正式停止活动。这代表着由该公司垄断的奴隶贸易正式停止。取而代之的是非洲商人公司（African Company of Merchants）。作为一个“自由商人”联合体，该公司不能作为独立行为体从事贸易活动、发行股票以及进行借贷。它唯一的任务，是协助英国自由商人，在非洲海岸从事奴隶贩卖的“自由贸易”。实际上，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沿海奴隶贸易的垄断早在“光荣革命”前便名存实亡。与东印度公司的跨印度洋贸易垄断不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耗时较短，航线成熟，同时在非洲当地也缺少强有力的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对英国商人贸易活动加以限制。因此，来自伦敦、布里斯托以及利物浦的“自由商人”，便能较容易地参与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作为1688年“光荣革命”的结果之一，英国皇家对奴隶贸易的垄断于1698年正式结束，并承认“对奴隶的自由贸易”是“英国人的根本与自然权利”。

1752年皇家非洲公司解体后，来自伦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的商人集团共同控制了非洲商人公司。随后，这三个城市从事奴隶贸易的“自由商人”数量迅速增加。据一份利物浦地方的统计资料，1753年，非洲商人公司成员中，共有157人来自布里斯托，135人来自伦敦，101人来自利物浦。截至1755年6月23日，在非洲商人公司全部注册成员中，共有237家来自布里斯托，147家来自伦敦，另外有89家来自利物浦。随着英国对蔗糖需求的增加，西印度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开始大规模发展，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奴隶贸易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急速发展。它带来的巨额利润更进一步巩固了“自由商人”阶层在英国政治与经济领域内的地位。

18世纪70年代，伯克对非洲商人公司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这一时期，该公司的资金全部来自政府。从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英国议会每年拨给公司13000英镑的资金，主要用于修理维护英国在非洲沿海地区殖民前哨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拥趸，伯克却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参与毫无微词。作为非洲奴隶贸易商在政府中的重要代言人，伯克更致力于推动英国政府，持续向非洲商人公司提供财政与政策支持。作为曾经的布里斯托议员，伯克与奴隶贸易及西印度种植园经济的联系紧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处理东印度公司与奴隶贸易问题时，伯克采取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在处理奴隶贸易时，伯克更乐意将其视为一个商业问题。而在处理印度问题时，伯克则强调，英国对印度人民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是一种“神圣的委托”。通过这一委托，英国虽然不能拥有对印度的主权，但是英国有权通过治理印度、复制英国制度，来协助印度完成自我文明化的进程。不难发现，在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一思想论争背后，本质上是借助王权的贵族垄断贸易商，与新兴城市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商之间，围绕谁能最大限度地独享经济利益展开的政治与话语权斗争。这场围绕着垄断权的斗争从17世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开始，直至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垄断权为止，一直延续了近两百年。这个过程不但带来了英国本土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其国家统治阶层组成的改变，也随着英帝国的扩张影响了全球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阶级化的种族

进入到19世纪，随着奴隶贸易被废止，自由主义者从18世纪奴隶贸易的辩护人，摇身一变，将自己塑造为反对奴隶贸易的先锋。自由主义的帝国论述依靠普遍道德与以商业为中心的发展论述完成了自我解脱。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自由帝国主义的“文明使命”开始具有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观的雏形。此后的帝国主义者们，开始将对帝国制度优越性的信仰与维护帝国主义商业垄断利益的说辞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霸权者“文明使命”观的完整逻辑。用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的话来说，非洲的明天必然是“所有文明（男）人的权利平等”。通向这一平等的道路则是“教育与财产”。作为“被委托人”的殖民统治者，则有责任设计教育标准、最低财产要求以及社会行为准则，以衡量非洲人是否真正达到甚至超过了“今天决定非洲命运的那些白人们的文明标准”。也恰是通过这一系列“文明标准”，帝国主义将帝国的阶级秩序部分复制到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反过来，这些被“文明化”了的有色人种精英，也确保了即便在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消退之后，帝国主义秩序仍能继续发挥其强大的霸权力量。

虽然从18世纪末开始，自由主义论述中便将“自由”与人类平等观建立在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上。但是，通过对“普遍人性”解释权的垄断，包括诸如“黑种人”“黑鬼”“中国佬”“黄种人”“白种人”“苦力”等种族、阶级身份在内的多元范畴，很容易地便被转化为帝国主义霸权治理术中的框架。同时，随着19世纪帝国主义中心以及白人殖民地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不同利益团体也会积极调用这些范畴，用以对抗或支持某项具体政策。

随着19世纪奴隶制被废除，契约劳工开始在资本主义的帝国秩序中迅速兴起。无论是奴隶贸易还是契约劳工，自由主义者总能在他们的“自由”神话背后，隐藏剥削有色人种劳动力的辩护词。在19世纪正式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开始进一步衍生出了合理化阶级不平等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了联系。这一进程与“自由劳工”的全球流动密切相关。从17至19世纪，非洲奴隶工为重商主义者与自由商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廉价劳动力，奴隶贸易更为后来的帝国主义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随着奴隶贸易被淘汰，有色人种“自由劳工”便成为了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的替代物，成规模地出现在新旧殖民地，并与白人主体社会接触，进入到了广大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个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在欧洲生成，并扩张至全球的漫长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在这一进程中，英国在南非殖民的进一步扩张，欧洲对非洲内陆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经济事件。它伴随着帝国“中心”的社会变迁，导致了自由帝国主义种族观的进一步变化。

19世纪中期英国本土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自由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商品在英帝国网络中的流动。1851年5月至10月于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便是帝国向其臣民展现自身强大与繁荣景象的一次盛大表演。然而，这种“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景象背后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及普通人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减少。在这种条件下，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序世界观开始变得越发复杂。资本主义环境下的阶级秩序很快也加入进来，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精英们观察世界的透镜。

就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举行的同年，伦敦记者、出版商亨利·梅修将他在伦敦街头的观察与记录结集出版，题为《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一部关于待业者、无能力就业者与不想就业者生活状况与收入的百科全书》。1851至1862年，该书共出版了4卷。这部语言通俗，且充满插图的书中记录了伦敦下层各种行业、无业乞丐、游民等的收入与生活。梅修将这类人口称为“这个国家的流浪部落”。梅修认为，人类从社会、道德甚至生理上，可以被分为两大截然不同的“种族”，即“流浪人种”与“定居人种”。梅修的人种类型观念主要来自詹姆斯·考尔斯·普理查德。普理查德是19世纪初英国享有盛名的体质人类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在民族学研究方面，普理查德的主要任务是要创立一种系统理解人类多样性的方法论。作为一名人类起源单一论的信徒，普理查德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证明人类种族的统一性。为达成这一目的，普理查德提出，首先应当依照生理特征与文化特质对人类进行分类。然后，通过分析这些观察得来的信息，证明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仅仅是种群内的“多样性”表达，而非“物种”差异。

从这种将生理特征与文化特质相联系的人种观中，我们多少能看到一些19世纪初期颅相学的影子。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便有学者称之为“伪科学”。但是，无论是在公众认知，还是在19世纪精神病学、人种学或是自然史研究中，颅相学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梅修对于“流浪人种”与“定居人种”的分类基础，便是两类“人种”的头部骨骼与面部形状。另外，安德鲁·史密斯医生对南部非洲内陆的考察也令梅修深感，“我们对南非部落……的了解……都胜过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认识”。梅修表示，英国社会内部社会、生活习俗的差异，会导致白人内部产生类似于种族分化一样的器质性变化。例如，他就将英国“种族”中的乞丐、流浪汉，类比为非洲“种族”中的霍屯督人，称其为“流浪部族”。诸如“吉姆·克劳”“约翰·中国佬”“比利·巴劳”等许多具有强烈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意味的通俗文化形象，也正是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涌现。这类形象通常面容丑陋、身形矮小、表情滑稽、衣衫褴褛且具有明显的阶级或种族特色。他们与代表文明与帝国中心的那些衣着光鲜、容貌端庄、举止得体的白人精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契约劳工问题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种阶级化的种族主义观以及这一种族观在自由帝国主义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

欧洲殖民非洲之后，始终面临劳动力不足问题。19世纪60年代南部非洲发现黄金与钻石矿之后，劳动力不足更成为帝国主义者“开发”非洲最大的障碍。而与此同时，19世纪30年代，帝国中心的一部分精英发现，在经历了18世纪末的高速工业化与贸易增长之后，帝国中心的经济增长遭遇瓶颈。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通过剥削与贩卖殖民地有色人种劳动力获取的资本利润与原材料，被输入帝国中心，再通过投资帝国中心的工业制造业，转化为工业产品，输出到全球。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原材料生产阶段对有色人种劳工的剥削以及工业生产阶段对帝国中心白人劳工的剥削。其中工业生产阶段的剥削很快造成了帝国中心社会大量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大量帝国中心的赤贫或失业白人，在帝国主义的精英眼中意味着白人文明的“野蛮化”。这种与殖民地有色人种“野蛮”文明趋同的倾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但传统帝国政治经济学家却对此束手无策。

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提出的“系统殖民”（systematic colonisation）思路，则为解决这种帝国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式的办法。维克菲尔德鼓励白人工人与小业主阶级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地移民。一方面缓解帝国中心的人口压力，减少中心劳动阶级对资本家的依赖，通过前往土地资源丰富的新殖民地来实现自由。另一方面，中下层白人移民还可以显著解决殖民地劳动力短缺问题。维克菲尔德通过转移下层人口来解决帝国经济危机的方案促生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之后南非等“白人的国家”。 

三、霍布森与自由主义左翼的帝国观

鼓励白人无产阶级向殖民地移民的政策并未能真正解决殖民地劳动力短缺问题。相反，它创造了一个以“白人的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和平幻觉。这种和平假象被称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建立在种族与阶级双重不平等基础上的“不列颠治世”，非但未能促进和平与平等，反而通过这种文明化方案，造就了当代“英联邦”国家内的严重阶层分化与“白人的国家”内的种族主义。由自由帝国主义者推动的“契约劳工”以及自由主义者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海外“白人”定居殖民地的兴起与美国白人向西海岸的内部殖民扩张，农业、矿业以及铁路建设成为这类殖民地经济增长的支柱。而这类行业中对劳动的需求极大。同时，随着1834年英国《废奴法案》正式生效，原先由黑奴支撑的劳动力规模出现了缺口。为了缓解这一困境，《废奴法案》设置了4年的过渡期，规定解放后的奴隶应当继续为主人工作至1838年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此同时，契约工以及赊单苦力作为替代奴隶的劳动力形式，开始大规模兴起。大量原先从事奴隶贸易的商人急速“转型”，开始从事贩卖有色人种劳工的贸易。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帝国各个主要殖民地，以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是这种人口贸易的最大垄断商。这类贸易全都在英、美等帝国主义政府的庇护下，通过国际条约、协定、国内立法等形式，确保这类贸易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框架，并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与监管”下。

然而，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白人定居殖民地导致种族主义开始迅速向无产阶级渗透。19世纪中期前来殖民地的白人劳动者开始对廉价的有色人种“契约劳工”和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产生情感上的抵触，认为他们的到来对自身本已朝不保夕的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19世纪末工团主义的兴起，还使得白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不习惯组织工会，乐意以更廉价工资出卖劳动力的有色人种劳工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在这些条件下，19世纪80年代美国排华法案与澳大利亚以建设“白人澳洲”（White Australia）的排华运动便陆续开始兴起。在此之后，契约劳工贸易便开始主要向非洲流动。这一时期也与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年）重合。伴随着新旧白人定居殖民地要求“自治”与建设“白人国家”的要求，欧洲各国也开始加紧通过“条约”和“并吞”在非洲进行“势力范围”划分或“有效占领”。这一通过有色人种契约劳工串联起的世界历史，恰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运行原则，特别是种族主义在维持垄断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稳定性中的关键作用。种族主义的文明论不但“创造”了有限度的自由，也将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缩减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有限的民主。

这种有限的民主体现在诸如霍布森等帝国中心知识分子对社会福利问题的重视上。霍布森并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批判者，相反，他更像是一个面向20世纪的帝国主义者。当我们将视角转移到“白人国家”之外后，便能清楚地发现这种自由主义左翼通过反帝国主义论述构想出的理想世界秩序，仍旧建立在以“发展观”包装的种族主义差序结构上。在一种变相的“文明使命”观基础上，他试图将19世纪在全球贸易基础上形成的英国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改造为一个更隐秘的、新型的自由帝国主义。正如当时许多欧美知识分子一样，霍布森也在世纪转折关口尝试想象新世纪的意义与未来秩序。

20世纪初，布尔战争末期，英国与南非政府开始认真讨论输入中国劳工以填补南非矿业因战争等问题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当时英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南罗德西亚专员马绍尔·克拉克（Marshal Clarke）中校认为，招募华工的决定有些仓促。因为季节性的黑人劳工潮能够补充南罗德西亚的用工荒。此外，连接开普敦和埃及萨德港的非洲铁路也“很快要延伸到赞比西亚”。这也会吸引更多的劳工前来南罗德西亚。最后，如果特兰斯瓦尔开始招募中国劳工之后，“无疑目前在兰德地区工作的劳工会乐意前往没有外国竞争的地区找工”。立法会的六名委员中有四名支持输入华工，克拉克中校甚至因此认为需要解散目前立法委员会。该提议遭到了英国南非公司的强烈反对。然而，也恰是由于克拉克中校在华工问题上的态度，特别是他坚持优先雇佣非洲黑人劳工的立场，在20世纪初，诸如霍布森等福利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代表了帝国内部促进“自治”的新希望，是本土黑人的真正“保护者”。

霍布森对克拉克中校的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初帝国中心知识分子们世界想象的局限。作为欧洲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的知识分子，霍布森将他的世界秩序理想建立在对当时英国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上。他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经济政策，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后一层内涵，是列宁通过创造性解读霍布森帝国主义论述而得出的结论。霍布森将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视作一个国家朝向文明化发展这一“自然史”进程中的必经“阶段”。霍布森在道德上坚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文明国家”必然会进行“慎重而自觉的选择”，走上集约化而非盲目扩张的“粗放”道路。因此，“文明国家并无扩张领土面积的需要”，而一个繁荣的文明国家，必然会依靠“意志”，终结帝国主义政策。

霍布森设想了一种纯粹的、由高尚道德驱动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克拉克中校对待南部非洲黑人部落的态度便是霍布森眼中的范本。在这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中，“低等种族”应当被最大程度地赋予“自行发展的较大自由”。但同时，“先进”的文明也承担了对“低级”文明教育、保护并确保后者自由发展的责任。虽然，霍布森并不像伯克那些自由帝国主义的先辈那样，认为应当不假改变地将英国的代议制“文明”政体强加给“低级种族”。也反对诸如基德等人那样，用纯粹的物质理由，以“文明”国家开发“落后”国家自然资源为借口，为帝国主义霸权所做的辩护。但是，他也绝非一个坚持不干涉政策的放任主义者。霍布森不承认自治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法则。作为一名“国际社会”的信仰者，霍布森将这种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态度视为一种“绝对的民族国家主义”。在他看来，这与纯粹自利的“绝对个人主义”并无差别。在一个强调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的社会关系中，两者均会导致冲突，影响他人或他国的幸福。

霍布森并不认为，近代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殊形态均为非法。他只强调，文明的“白人国家”，由“白人个人的私人企业”，对“落后种族”的干涉是“不安全的”。因此，需要由一个“文明人类组织的代表机关”，确保所有干涉都“不是为了进行干涉国家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改进和提高被支配人民的品质”。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恶来自特定阶级将本阶级利益凌驾于人民普遍利益之上。“金融和投机阶级”透过“政党、新闻、教会、学校”，将他们本阶级的“原始欲望”理想化，进而挟持国家集体利益，为特定阶级服务，促生了一种扩张性的、只顾经济剥削的“军事帝国主义”。他并未质疑伯克式的那种“文明委任”秩序观。相反，他通过对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批判勾勒出了一个升级版的伯克式自由主义秩序。这个秩序强调应当由“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这些有“共同利益”的文明国家介入，构建一个基于法律与制度上的国际“联邦”。它就像是英国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复刻。这种“正义秩序”能够避免包括金融家、工商业资本家、政客等多方利益团体在内的任何一方，将其阶级利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这种民主协调下，人类才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国际主义”，促使国际社会变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离开了种族与阶级的差序结构，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霍布森设想的“真正的文明委托”，本质上仍旧是欧洲中心帝国主义的延续。它与伯克设想的“委托”秩序存在两个细微差别。首先，在霍布森设想的秩序中，世界的和平未来可以容纳多元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可以透过中间人进行，而非直接“灌输”。他举了中国为例，认为如果欧洲列强出于为世界谋福利的动机，希望让西方文明扩张到中国去，那么就应当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日本，而非直接向中国灌输异质的西洋文化。其次，相比伯克，霍布森更乐于承认欧洲，特别是英国国内存在的阶级教化与经济发展差异。因此，在霍布森看来，先进国家在面向“低等国家”行使教化的委托职责时，需要使用教育国内落后阶级进步的类似原则。

霍布森的反帝国主义论述延续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框架，承认种族与阶级差序结构，且认为只有通过“先进种族”带领“落后种族”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的联邦共和理想。毫无疑问，相比国家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的分散结构，霍布森更乐意看到在文明发展之后，国家间“自主”的联合。他以19世纪末英帝国治下白人殖民地的自治运动为例，将其称赞为一种“向心力的胜利”，是英帝国在总结了北美独立战争教训之后的进步。霍布森坚信，那种从19世纪末英帝国治下白人殖民地要求“自治”，建设“文明的”“白人国家”诉求中诞生的“帝国联邦”设想，应当被推广到全世界，成为指导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然而，这一认识恰恰使其论述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历史中，又一次以反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帝国观。

当论述中国问题时，霍布森表示，一个统一的中国显然对实现全球的“联邦”更为有利。然而以霍布森时代的政治现实来看，情况却不容乐观。霍布森认为，出于自利的目的，国际资本主义借助西方列强的国家政策，在中国推进它们各自的特殊利益。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挟持了“国家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可以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进行合作，维持相安无事的现状。但是，这种和平并不稳定，任何一个奉行“国家帝国主义”的列强都可能希望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进而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中国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上，就不是有能力组织全国进行军事化抵抗的文明。同时也无法想象，作为一个落后种族，中国有能力发展出足以驱逐外敌的“爱国主义”。此外，“文明”列强之间的战争耗资巨大，加之“金融与工业巨头”推动的“国际主义”影响，列强间的战争不可能出现。因此，很有可能中国将会在这种列强“国家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四分五裂。到那时，“真正的黄祸”便会到来。霍布森还表示，列强间在“国家帝国主义”私利推动下的竞争关系，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通过挑拨列强间的相互竞争，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其副作用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市场的长期努力将被付之一炬。

霍布森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显然受到南非劳工问题讨论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人是所有“低等种族”中最具工业潜力的群体。因此，相比金矿与其他各种帝国主义趋之若鹜的非洲矿藏财富，中国的“劳动力宝藏”对帝国主义寡头而言更有价值。一旦开放之后，其创造的价值能够大大缓解西方社会面临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促进工业发展，降低工资成本，降低商品价格，并最终推动西方所有白人定居地全部人口获得“独立绅士”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而使得欧洲获得形式上的和平。这一切，在霍布森看来，都是“帝国主义寡头”们所热切希望的结果。然而，霍布森相信，这种发展从长远看来又会打击欧洲社会，对于这种图景的渴望可能会更加促使欧洲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产自亚洲与非洲的廉价食品与工业产品，会作为“贡品”来到西欧国家，使得西欧社会在经济上对中国产生“依赖”。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几乎能看到今天美国左翼与右翼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的逻辑。

在霍布森的设想中，美国式的门户开放政策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最佳途径。但是，为中国“启蒙”，促使中国走向自治意识觉醒，工业进步道路的领路人则不应当是代表西方的美国，而应当是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中国相似的日本。如果能够避免像欧洲国家那样，“为领土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精神所支配”，那么它将会在开发中国经济，促使中国进一步“门户开放”，完成社会发展方面，比“任何欧洲种族”都有更大的优势。霍布森对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寄予极大希望。他相信，日本作为亚洲世界的领路人，通过其强大的军事与海上力量，能够将亚洲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排除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如果日本能够“在开发中国的巨大工作中避免为世界资本主义所利用”，那么将会最终使得远东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有力竞争者，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更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改变输入有色人种劳工的政策，进而从侧面促进国内工人雇佣率与工资上涨。这也最终通向了霍布森构想的以促进国内生产消费，减少对国际贸易与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经济蓝图。

四、“理智的帝国主义”与干涉主义的基础

霍布森反帝国主义论述不是帝国的反题，而只是帝国主义内部的自然发展。这种反帝国主义观所希望的理想秩序，仍旧是一种一元的、自上而下的霸权结构。但是，恰是来自诸如霍布森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巨大动荡，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想象才从英国中心的“世界帝国”模式通向了今天那种更为隐秘的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依照霍布森的构想，英国在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后，会逐渐减少对海外市场与劳动力的依赖。本土劳工雇佣率上升。工业产品会在本土生产，并主要在本土消费。遵从比较优势原则，英国与海外市场的贸易仍旧具有重要性。国际贸易一方面可以补充英国某些农产品生产的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大利润。但是，国际贸易规模与增长速度应当与国内贸易呈健康比例，且其目的应当与国内贸易保持一致，即为了国家工业进步与提高公民福利。然而，我们知道，霍布森这一构想从未变成现实。虽然，在大众媒体上，由南非殖民地雇佣华工问题引起的不满导致了对当时保守党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广泛批评，并进而导致保守党在1906年大选中一败涂地。但霍布森支持的自由党执政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帝国体系与帝国主义政策基本保持不变。之前对促进白人殖民地自治，建设“帝国联邦”的讨论继续停留在学术理想层面，自由贸易政策也从未被抛弃。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帝国带来的巨大冲击，促使英国开始更加依托帝国秩序建立起了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帝国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发现英帝国中心的工人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1908年、1921年与1931年，英国相继出现了几次失业率高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市场对海外移民以及有色人种无技术劳工的依赖仍居高不下。同样的现象，在今天的美国也能看到。

1883年，希里在《英格兰的扩张》中特别提及了南非问题。作为一个目的是“教育与文明化”而非仅仅在意“统治”的种族，不列颠帝国通过贸易带领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在希里看来不仅是一个“英国国家”的政治延伸，更是一个“英语民族”向全球散播的过程。希里所指的“英国民族”是一个包含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人种观念、“宪政自由”这一政治制度信念以及英语语言的结合体。于是，希里认为，不应当用旧的“帝国”观念来理解英帝国。希里选择了“更大的不列颠”来表示英帝国与旧帝国的区别。“更大的不列颠”代表的，不单纯是种族的散播，更重要的是一个“英国式政府”权威的扩张，是“英国国家真正的扩大”。希里引入“英国民族”观念的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英帝国能够避免像其他所有旧帝国那样衰落。他谈到，脱离了国家的民族扩张，可能会带来道德与知识影响，而不会带来政治力量的增强。同时，国家权力如果伸展到民族聚居地之外，那么其权力也会变得外强中干，岌岌可危。而当一个民族延伸至其他民族的领土之后，倘若既不能“彻底消灭或驱赶”，也不能“很好地同化”原住民族的话，那么这些原住民族便会成为帝国“永远的弱点与威胁”。希里认为，英帝国“很幸运”，所至之地均为“无主空地”，“原住种族”既不能“承受和平竞争”，也“毫无实力进行无力抵抗”。这使得英国民族能够“无拘无束地”定居。希里骄傲地强调，“英帝国”基本上从里到外，从人种到制度、语言，均是“英国式”的。相比之下，其他衰落的旧帝国仅仅是“异民族之间机械性的强制联盟”，因此充满了内在的危机与弱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希里认为英帝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它本质上是一个说同一种语言，基本采用同一种制度，而且主体为同一个民族的“白人国家”的联盟。然而，接下来，希里也指出了帝国治下引起“民族困境”的两个区域。在“西印度”，即加勒比殖民地中，由于废奴运动，存在大量拥有公民权的自由黑奴。这些“在肤色与体型”上都异于英国民族的人口是一种威胁。但是，由于这些殖民地散落在各个小岛上，无法形成“社群共识”，因此对帝国并不构成威胁。希里认为真正的 挑战来自南非。首先，南非存在“两场征服”，同为白人的荷兰与英国人先后在此定居。而且，与加拿大情况不同，在南非的“原住部落”人数“没有在白人面前消失、减少”，而却展现出了“互相联合与进步”的力量，这与“红色印第安人”截然不同。其次，荷兰人在英国人到来之后，人数也未见减少。同时，也没有大量的英国移民前往南非，改变该定居殖民地的人口结构。

虽然辉格式的帝国史叙事不断强调，英帝国的合法性建立在制度、商业与道德的优越性上。自由主义者对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辩护也基本发端于此。但是，在希里对帝国“民族困境”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这种“文明使命”背后，更本质的诉求是建设“白人的国家”。这种帝国主义的种族同质化目标在帝国的实践者们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1899年7月，当南罗德西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时，不列颠南非公司组织了一个由南罗德西亚政府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原住民事务总专员赫伯特·泰勒（Herbert J. Taylor）带领的代表团，在南罗德西亚境内举行巡游，与各地部落领袖举行座谈。有些座谈会中，还有来自不列颠南非公司的警察。这些座谈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部落首领鼓动成员前往矿山务工。泰勒反复强调，原住民必须“自愿前往”，这对“政府和原住民”都有利。但是，在与部落成员会晤时，泰勒也不断表示，“不要忘了，这已经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了”，而“在白人的国家里，每一个白人都必须工作”，有色人种也“必须以白人为榜样，必须工作”。而且，“只要这个国家有金子，白人就会留下来”，只要“地下有金子，白人就需要劳动力把金子挖出来”。此外，泰勒还给一些部落规定了指标，要求他们作为“榜样”，提供年轻壮劳力。如若完不成任务，则会“惹怒罗德斯先生”，同时还会面临缴纳高额税金的惩罚。

这场南非公司组织的招工之旅，是20世纪帝国主义霸权机制的生动展示。在垄断公司把持下的国家，沿着种族界限，在法律秩序的幌子下，对被压迫者进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剥削。“文明化”进程在殖民官员的眼中与商品化进程密不可分。原住民在“与白人发生接触”后，逐步获得一些“前所未见的现代奢侈品”。一旦意识到这些产品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原住民便“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获得这些现代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则“必须工作”。因此，对商品的渴望是“野蛮人……通往文明进步”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还包括接受基督教洗礼，接受教会学校教育，饮食、服饰、生活习俗的西方化等。甚至骑自行车、吸烟这些习惯也都被认为是野蛮人“文明化”的表现。

以文明化使命为借口的干涉主义，将建设“白人国家”等同于文明进步。同样，我们在霍布森身上也同样能看到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理想。在霍布森的理想中，干涉主义是实现“全人类文明化”的唯一途径。与张伯伦不同的是，霍布森更强调道德作为干涉的唯一动力。因此，我们能看到在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中，他对英国在开普殖民地和巴苏陀兰（Basutoland，即今莱索托）的殖民与南非公司在罗德西亚的殖民做出了区别。霍布森认为前者关注“低等种族的保卫，教育以及自我发展”，是一种“理智的帝国主义”（“Sane” Imperialism）。后者则“将低等种族交给白人殖民者，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削，将他们视为‘活的工具’，将他们的土地视为矿藏与各种财富的源泉”，是一种“非理智的帝国主义”（“Insane” Imperialism）。不难发现，霍布森所谓的“理智的帝国主义”实际上与张伯伦设想的帝国秩序关系并无太大差异。霍布森对“低等种族”教育与自我发展的目标，可以由张伯伦的“关税同盟”实现，而霍布森的“保卫”任务，则可交由张伯伦的“军事同盟”完成。

霍布森设想“理智的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希里式的，以道德教化与散播宪政民主制度为幌子的干涉主义。在这种为了“全世界文明的安全与进步”的干涉主义中，几乎可以看到今天美国干涉主义话语的翻版。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霍布森都不认为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国际主义”秩序有何不妥。甚至在一战之后，霍布森虽然认识到只有“强大的白人国家”参与的国际协调机制，有可能会沦为一种“帝国主义协作”。但是他也承认，离开了“文明国家”的监护，落后文明无法发展出社会意识与民族自觉。缺少文明国家的监护不但会减缓世界文明化进程，更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在经历了数次修订补充之后，霍布森在其后期的帝国主义论述中表示，“自由是发展最根本的条件”。实际上，霍布森一战之后形成的由文明国家主导建立“国际主义”与“国际政府”理想在当时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帝国主义内部的左翼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共谋。

1902年末，本杰明·基德就南非“原住民问题”发表的一组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讨论布尔战争之后南非经济问题时，基德认为南非的“原住民问题”就是一个劳动力问题。在他看来，黑人的生产方式为农业，许多部落成员仍在非洲的腹地保有大量自有土地。并且由于部落仍然保留一夫多妻制且由女性从事体力劳动的习俗，因此部落男性成员实际上便成为了“南非现存唯一的奴隶主” 阶级。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加之南非“白人国家”普遍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使得非洲黑人男性原住民前往白人工矿务工的意愿很低。南非已经成为一片“白人的土地”。非洲黑人的“合适位置，就是白人不会与之竞争的热带地区”。热带的土地，才是黑人的“自然栖居地”。因此，基德支持英国殖民政府针对黑人推行的高额茅屋税与丁税。但是，他同时强调，所有“为了打破南非原住民聚居地社会体系，迫使黑人流散至白人聚居地，促使黑人接受与白人一样的谋生方式，减少有地黑人数量”的政策，必须为了“国家未来所有人的利益”而从长计议。保障南非未来经济繁荣的前提有三。其中最根本的，是要确保南非成为一个“白人的国家”；其次，要“大量资本投入”矿业发展，促进高额回报；最后，“在现阶段的发展中，要保护国家免受垄断的危害”。基德认为，特别是对海运、铁路等基础运输行业的垄断，是南非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额的生活成本，也是阻碍白人移民南非的关键壁垒。为此，基德甚至认为黑人港口劳工适当的工会化，也能对提高南非本地经济竞争力，减少垄断有积极作用。只有达成了“可持续”的经济繁荣之后，“南非联邦”才能作为“有力的竞争者”，进入到“伟大的英语自治国家国际社会”之中。 

在这个逻辑上，排外甚至成为了解决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的万灵药。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外国劳工，都能成为排外的对象。而这一论述的基础同样建立在明确的种族主义世界观至上。因此，当时甚至有论述认为，南非真正的“原住民问题”在于，南非殖民地与英国其他定居殖民地不同，“原住民在于白人文明接触之后没有死绝”，相反“有色人种在南非反倒不断增加”，造成了南非白人大大少于有色人种人口的状况。所以，原住民问题的真正矛盾在于，如何在一个有色人种主体的地区，完成“文明化”进程，建设一个“白人的国家”。

结 语

辨识帝国主义发展论述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它背后意图维持的不均衡格局。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前提上的不均衡世界格局，不但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与全球劳动分工的合法性论述的逻辑基础，也构成了“本土—外部”这一地理分隔观念的认识论前提。在全球劳动分工以及“本土—外部”这种内外观的作用下，垄断资本主义才得以在与其几乎同时崛起的工人阶级与大众民主浪潮的挑战下，最大程度地稳定“本土”潜在的巨大社会矛盾。

种族主义在塑造全球发展不均衡格局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这种不均衡格局表现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系统性劳动价值剥削。自由主义的帝国叙述将自身的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色彩掩盖在诸如“发展”“文明”“进步”等普遍观念背后。实际上，无论在张伯伦、罗德斯等人的帝国主义态度中，还是在伯克乃至基德、霍布森具有福利自由主义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到那种以等级制为前提、以种族为界限的文明发展观。这种自由主义文明观具有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从西方中心的历史经验中，将“发展”“自由”“解放”“平等”等人类基本权利的获得过程，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启示与家长式指导的结果，同时否定革命在反殖民、反霸权过程中的根本作用。

这种不均衡格局迄今为止仍然基本沿着种族界限展开。全球经济格局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序格局，来自19世纪资本主义“中心”的“白人的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依旧垄断了绝大部分利润。生产力落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持续被锁定在全球生产链的底端。即便是少数那些被新自由主义视为“经济奇迹”的，在欧美“西方”之外的国家，绝大多数也仍旧无法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地位与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地位。理解这一不均衡格局，重新认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分的关系，突破自由帝国主义叙述，理解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压迫者的现代化与发展经验，这将是我们认识今天中国，想象平等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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