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思｜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历史经验

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无论是在建国方案、制度设计还是在政权形态、组织形式上，都呈现出直接移植和套用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色彩。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历史拐点上突然地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落地推进，既得益于苏维埃外来组织蓝本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之间的磨合与互塑，又得益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接续党建国家战略框架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新制度”与“旧山河”、“新学生”与“旧力量”、“新政权”与“旧书生”三对关系的调适中，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痕。

作者简介

梁君思，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目  次

一、“新制度”与“旧山河”的张力：政权建设的接续探索

二、“新学生”与“旧力量”的统合：政权建设的艰难推进

三、“新政权”与“旧书生”的距离：政权建设的时代印痕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曾活动于中央苏区历史地理空间，并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在思想、行动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并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文、技术、军事类知识分子。作为介于五四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之间的特殊样态，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界轮廓呈现出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高度重叠的特征。但政治精英“政治人”的第一身份，并不构成其身份谱系的全部。在力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政治人，不得不凭借其知识人、社会人的身份支援推进其政治理想。与身处现代都市空间且聚集于学校、学会、报刊等知识传播机构的同时代民国知识人不同，身处乡村差序格局且聚集于党、政、军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高度介入政治生活的特征。与以政界、商界、军界、报界、学界等业缘网络为纽带并试图在国民党政治体系下寻求多样化选择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不同，以地缘、血缘、学缘、业缘等权势网络为辅助并试图在共产党政治体系下再造政党、再造国家、再造社会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并未像国统区知识分子那样呈现出对南京政权的对抗与解构，而是呈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统合与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接续了党建国家的战略框架，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核心的基本制度框架。毛泽东指出：“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创制的政权形态，“相较于晚清和国民政府，苏维埃政权以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手段，将治理性透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经济与军事动员的手段，表现出来。这种统治政略的贯彻，甚至让它的政治宿敌——南京政权——都不得不为之折服。”在将苏维埃外来组织蓝本强力嵌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兼具知识人、社会人、政治人多重身份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以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关系为主线，立足“新制度”与“旧山河”间的张力、“新学生”与“旧力量”间的统合、“新政权”与“旧书生”间的距离三对关系六重面相的互嵌互塑，分析和考察这一特殊群体在特定场域建设特定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从新的视角、变量、路径为理解和解释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提供一种可能。

一、“新制度”与“旧山河”的张力：

政权建设的接续探索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走上了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辛亥革命虽开启了“改朝换制”的转换，但其在推翻“旧制度”时并未形成再造“旧山河”的支撑性力量。在旧制度业已打破、新制度尚未形成之际，各方力量竞相发声并试图主导现代化进程。国家整体性危机造成的社会分散化，加剧了旧山河的支离破碎。民初乱局表明，缺乏政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并不能有效整合分散化社会并成为主导国家转型的支撑性中轴。孙中山反思多年革命挫折之教训，决定效仿苏俄办党建军经验，走以党领政、以党治军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国共合作开创了革命新局面，给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但国共合作破裂，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设想。鉴于此前没有建政的直接经验，移植苏联苏维埃政权模式成为紧要关头之唯一选择。政权建设不再是革命之后的结果，而是革命本身的过程构建。革命斗争与政权建设相结合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势必遭遇“新制度”与“旧山河”的巨大张力。

（一）在理论源流上接续苏联党建国家的战略框架

大一统帝国体系全面崩解后，新制度的探索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风尚的巨大变化。虽然新旧制度更替触及诸多变量，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远比制度体系的新陈代谢复杂。任何一种试图与旧传统相决裂的尝试，都会遭遇到跨越制度革命、超越政权结构且反复出现的顽疾。虽然新政权或克服或缓解或遮蔽了一些旧政权难以承受的矛盾；但作为复数的矛盾并不以新旧政权的更迭而全部消失，矛盾对立面的转换亦是纵横叠加，一些旧政权难以克服的顽疾，或改头换面以新的样态出现，或权势迁移悄然置换为新的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既要应对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权势网络的对抗、反弹、侵袭与挤压，也要应对旧政权崩解时无法弥合的鸿沟，还要应对这一完全异质于乡土中国外来组织蓝本自身的内在张力。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十多块革命根据地走向统一规制。以全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为分界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大致突显出两种类型。一是地方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被打散，其主体力量被挤压出城市空间。大量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借助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权势网络声望积蓄革命力量。例如，赣西基层政权大多在知识分子手中，“这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地位最高，又大多是共产党党员”；赣西南政权的“干部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的地方“成分完全是知识分子”。二是外来知识分子。外来知识分子虽不熟悉乡里且不具备乡村社会声望，但却因其政治理论优势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体系中占据较高权威。随着赣南闽西成为革命中心，大量外来知识分子通过组织派遣、军事转战、干部调动等方式进入苏区并占据重要岗位，具有社会人身份优势的地方知识分子逐步让位于具有政治人身份优势的外来知识分子。随着“新制度”与“旧山河”的张力日益紧张，站在全国革命、世界革命向度观瞻革命战略的外来知识精英越来越坚决地、彻底地、纯粹地推进苏维埃政权建设。当然，日益脱离地方实际且追求纯之又纯的政权建设，也造成了其社会基础薄弱和回旋余地极为狭窄。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新陈代谢推动了多重变量的有机化合，揭示了党建国家首次尝试的可能空间。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内生于乡村社会地方知识分子与来自城市空间外来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势迁移，助力了乡村社会结构与政党组织层级的有机整合，推动了政党植根于乡土中国。在政权与社会关系上，苏维埃政权突破了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的局面，首次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并形成了中央—省—县—区—乡五级政权层级，实现了政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建构的有机统合。在政党与政权关系上，无论是苏区初创时在基层党政机关占据大多数的地方知识分子，还是全国政权组织层级展开后占据重要地位的外来知识分子，都有机统合于党建国家的逻辑之下。作为一个政党—国家—社会高度耦合的军事战斗体，苏维埃体制的强度和效能是国民党政府所无法比拟的。

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借助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维系高层武人关系和基层政治统治却被其所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推动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不但未被传统社会权势网络所吞噬，反而在再造乡村社会过程中接续了苏联党建国家的战略框架。中央苏区时期政党—国家—社会的高度耦合，并不是先天长成的，亦不是后天设计成的，而是诸多合力作用下生成的结果。从“历时”维度看，苏联党建国家的战略框架是近代中国探索建国方案的选择结果，大革命失败后，政党组织社会力量、建设现代国家的内生性需要没有变。从“共时”比较看，国民党背离了苏联党建国家的战略框架，并在军权膨胀中陷入军阀混战与派系纷争的政治漩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则是在接续苏联党建国家战略框架下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和本土化转换，并为中国特色党建现代国家战略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在革命实践上接续中国以党领政的道路选择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更替的循环，开启了现代国家成长的政治逻辑。但革命后的国家成长，并未按既定轨道前进。事实表明，缺乏政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和缺乏威权的多党竞争无法支撑中国的现代转型。欧战爆发及国家危局，使国人对资产阶级道路可行性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有识之士看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解放之路。作为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孙中山决定放弃英美政党模式，借鉴苏俄经验，建立强有力的苏俄式政党创制国家。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以党领政的道路选择开始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并在国民革命中呈现出显著的政制优势。

国民党的“清党”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模式被迫中断。为应对危机，“八七会议”指出：苏维埃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的唯一方式”。虽然此时“中国革命之最适宜的政权形式，只有苏维埃制度”，但苏维埃模式的中国实践绝非中国共产党有步骤、有计划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生死存亡之际迅速走上苏维埃道路并付诸实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道路选择、空间转换、制度实践、政权建设中起到的发动机、基本盘、黏合剂、压舱石作用。无论是地方知识分子的基层探索，还是外来知识分子的顶层设计，苏维埃制度的中国实践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能动性密不可分。

与中国共产党接续国民革命时期以党领政革命实践的道路选择不同，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走上了军人持权、武力伸张、以军领政国家建设道路。当然，任何一个大规模深层次激进化政治事件的缘起、过程、影响背后，都有超越政治争斗本身更为深层的社会势力基础和文化权力网络。国共两党尖锐对峙下借助武力和暴力符号的较量，使得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一度疏离。无论是国民党政府对知识界的文化专制，抑或是“左”倾路线下苏维埃工农专政的纯粹性、彻底化、清一色诉求，国共两党都呈现出对知识分子的结构性挤压。同时，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道路选择的观点分歧日益凸显。例如，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建设思路，坚持“以宪政为国家建设目标”，认为“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对宪政运动持冷漠态度，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因而“非宪政化民主制”更为适合。虽然在国家建设道路选择上存在诸多差异，虽然知识分子不断分流分化并尝试以各自不同的路径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谋求社会位置，但是新制度与旧山河之间的张力没有变，中国政党力量整合分散社会的内在需求在深化发展，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前进方向在经历质的飞跃。

（三）在主从结构上接续国家成长以文制武的政治传统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科举废除后，被阻断了政治晋升之路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合群的方式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谋求新的位置，继而形成了多种具有权势网络意义的共同体。他们或借助宗族关系意在争夺权势、或依托知识生产传播志在唤醒中国、或加入政治联盟尝试谋求晋升之阶。其中，血缘、地缘、学缘、业缘构成了知识分子合群的主要纽带，学会、学校、报刊成为彰显知识人本色的话语空间。在诸多合群方式的叠加呈现、交织影响中，合群半径超越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纽带和能动空间超越学会、学校、报刊辐射范围的政党组织，开始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体系下谋求社会位置的重要选择。

辛亥鼎革后的军阀混战和四分五裂表明，缺乏社会主体力量支撑的民主共和实践根本无法展开。为应对军人占据社会中心却缺乏现代性导向的不足，孙中山反思多年革命挫折，决定效仿苏俄办党建军经验，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模式，建构了以文人制裁武人、以党权压制军权的基本格局。清王朝崩解后，国家权力散落民间，分散化社会的国家建设，需要有一个能够将分散化社会整合起来的支撑性力量。因此，以政党为中轴将分散化社会整合为有机整体和以政党领政领军创造国家的内在一体化，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条件和现实基础决定的。但凭借军权崛起的蒋介石却违背“遗教”，将孙中山奠定的“以党治军”“以党治国”法理序列篡改为“以军治党”“以军治国”。党权在与军权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的事实，使得南京政权沦落为时人诟病的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当然，国民党的失败并非以文制武政治逻辑的失败，而是违背这一逻辑的失败。

与国民党始终无法将分散化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乃至于国民党自身都无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遭遇尴尬不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多次遭逢生死危机而不散的关键，便在于将党锻造为整体并在以文治武的政治逻辑下将党政军锻造为有机战斗体。军事斗争是20世纪20、30年代各方政治力量竞相发声的重要前提，党高度重视争取、团结和选拔、培养军事知识分子。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既源自共产党对以党治军、以文制武政治逻辑的接续与坚守，也源自国民党对法理序列的背离。一是国民党军权独大带来的派系纷争及地方军事势力的各自为政。在熊式辉以江西人和政学系要员身份主赣以前，江西处于宁、汉、粤三方中间，国民党政权受客籍军人、地方豪绅牵绊掣肘。二是国民党党权旁落带来的治理困境及地方党务政务的梗阻瘫痪。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活动时，国民党基层政权放任自流，声称“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三是国民党政权异变带来的声望减损及基层民众的怨声载道。“清党”使土豪劣绅、地痞讼棍趁机混入基层政权，知识精英离去与党痞、党棍、党混子猛增，使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1927年既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激烈争夺的拐点，又是一个知识分子遭逢巨变下再次分化的节点。原本集社会声望、政治权威、知识权力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梯次脱嵌为社会人、政治人、知识人。一部分社会人特质凸显的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并以传统社会权势网络为掩护孕育革命力量，一部分政治人特质凸显的知识分子转战于割据边界并在试图在军事较量中探索革命新道路，一部分知识人特质凸显的知识分子活跃于国统区并试图在文化战线或隐蔽战线上寻求突破。从总体上来看，知识人、社会人、政治人三重身份的脱嵌与互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统合“新制度”与“旧山河”之张力的主要向度，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聚集及其新陈代谢初步实现了“社会人”与“政治人”特质的化合，而“知识人”特质的介入则彰显于其后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之中。

二、“新学生”与“旧力量”的统合：

政权建设的艰难推进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方政治力量挟其主义竞相争夺民众信仰的时代。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直到北伐前后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互称“大学同学”，青年团员互称“中学同学”。从出生时间、教育经历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辈”。与“老师辈”的学贯中西不同，“学生辈”知识结构中传统思想资源底色大大减弱了。正是因为与旧社会旧思想的弱关系，才打开了革命信仰跃迁的缺口，使新学生成为打碎旧制度、对抗旧势力、改造旧山河的“反叛”力量。作为一种外来组织蓝本，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强力嵌入传统乡村社会时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历史上没有的东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在“收复”失地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权势网络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一反弹与复归既彰显出苏维埃政权存续期间所遭遇旧力量的强势挤压，又揭示出“新学生”所遭遇传统与现代两股力量的撕裂之苦。

（一）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权势乡绅的较量与统合

作为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更替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时间上接续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并为其后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处理积累了经验，在空间上构成了理解同时代民国知识人的独特样板并与当时聚集于城市空间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知识环流。与城市结构及其文化变迁不同，乡村社会结构及其权势网络的新旧更替需要更久的周期。地处偏僻山区、远离城市的赣南闽西乡村，传统乡绅势力颇为强大。因此，对传统权势乡绅展开的统合、分化、瓦解、汲取与较量构成了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下沉中国社会急需应对的重要议题。

从基层上看，20世纪20、3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权势网络的吞噬。国民革命推动了国民党下沉中国社会，但刚刚掌握县政权的国民党，仍要依靠乡绅发号施令，行使统治权。国民党分共造成了严重的基层瘫痪，地主乡绅通过加入国民党融入政权，成为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因此，传统乡绅在乡村乃至县政等基层场域中的权力地位仍然稳固。时人曾深刻反思：国民党“清党”使得土豪劣绅改头换面趁机“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借词陷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赣南绅权力量如是强大，以致“民国以来，任上犹县长者，虽不敢谓尽属坏人，但一经与土豪劣绅结合，即不坏者亦坏”。从形式上来看，基层政权是国民党与乡绅地主的联合统治；从实质上来看，却是权势乡绅依托军阀武装维系乡村统治的地方权力体系。显然，作为农村社会结构核心的乡绅政治，已然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向不相合拍。

与国民党基层政权缺乏行政效率、缺乏动员能力且深陷传统政治争斗漩涡的尴尬不同，中国共产党应对权势乡绅的方案颇具成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知识分子借助乡绅权势网络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牵绊和掣肘，迅速激活其在传统权势网络中的“社会人”身份并以此弥补中国共产党的刚性组织网络被打散后的危急局面。与国民党试图借力传统乡绅权势网络反被其所累明显不同，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借力传统权势网络掩护革命力量的过程中不但未被吞噬反而找到了新学生与旧力量结合的最佳平衡点。在农村社会旧制中，与乡绅政治紧密联系的一项社会结构是宗族制度。苏维埃革命发生的地区，皆为宗法制度兴盛之区。这种错综复杂的乡村权势结构和宗族关系网络，在苏区初创时期有效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一些乡绅家庭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和办公机关。1931年全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权势乡绅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方案。一是打击反动乡绅以唤醒阶级意识。攻杀劣迹昭著和民愤较大的反动乡绅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使然，也是破除旧制、扩大影响、动员群众之需要。二是团结开明绅士以助力政权建设。苏区政权建设急需知识干部，对开明绅士政治立场、阶级身份的“判定”与“拿捏”，一度成为苏区工农干部颇感棘手的问题。

（二）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张力与统合  

皇权和官僚体系的周期性腐败，必然以官逼民反的运动实现改朝换代。但单向度官逼民反的农民革命，却无法实现改朝换制的使命。在传统中国政治体系抗争行动中，存在着士大夫政治批判与农民社会运动两股力量。孙中山虽然意识到改朝换制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但未将两大革命与农民革命有机结合。因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始终存在着现实基础缺乏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力量被挤压出城市后，反而促发了重启农民革命的契机。因此，统合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构成了农民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有机结合的逻辑前提。

从政治学的分类上来说，苏维埃政体是一个参与型政体。工农联盟的设置，确立了工农大众在参与国家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和动力作用。通过各种参与形式进入苏维埃政权体系的工农大众，在接受阶级意识和民主知识过程中，逐步打开了以往封闭的视野，改变了工农大众素来与政治、权力绝缘的历史。其中，工人群众是地位最高的，革命前后生活变化最大；农民群众是人数最多的，阶级划分难度系数最大；知识分子是最为复杂的，生存境遇更是千差万别。建政前，归乡“新学生”借助乡村社会尊师重教传统，激活“知识人”身份并以此补足“政治人”身份薄弱的短板。由于“农民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发迹，故农民群众对于‘老师’（该县对知识分子的尊称）有很大的信仰”。建政后，“乡村的政权大多移于新学生之手”，区委以上机构干部“学生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几”，而且“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与同时代民国知识人的城市化路线不同，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乡村的逆向奔赴使其找到了知识生产、革命传播、群众动员与信仰建构的最佳结合点。

乡村的社会现状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固然是苏维埃建设的重要因素，但介于中央决策层与民众最基层之间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在紧要关头扮演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角色，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中介和中坚。苏维埃政权建设并不是渐进改进的新旧更替，而是以暴力方式砸碎旧制度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新政权的革命性突变。从区乡到县政、从特区到省政，呈现出自下而上、多点并进、小异大同的特征。1931年全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维埃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制度性特征进一步明晰。随着大批理论水平高、政治资历老的职业革命家和留苏、留法、留德新学生进入苏区，文本上与现实中苏维埃政权探索的互动进一步加速。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政治力量有限且在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对峙下并不占据优势，因而苏维埃政权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铸造成整合性的军事战斗体。然而，诞生于分散化社会且借助传统权势网络再度崛起的中国共产党，既无法单纯依靠政党力量整合分散化社会，又拒绝被传统权势网络所吞噬，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打碎传统社会旧力量的勾连互嵌并重建乡村社会。组织化的政党中轴、军事化的使命任务、有机化的政权整合，奠定了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党群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方向。

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探索与实验，苏维埃政权建设揭开了以新制度改造旧社会的大幕，也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产生了直接影响。时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回忆：“匪区民众教育的确较普遍发达……赤匪占据数载而能维持者，悉在组织民众之作用发挥尽致。”军事的持续胜利以及理论研究、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的全面推进，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知识传播、信仰建构、社会动员中实现了新的化合。诚如时人所言：“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今则知之。”

（三）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旧有思想结构的对峙与统合

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与其他“主义”竞相发声重点演变为内部不同路向之争。国共关系破裂之前，两党“主义”虽有分歧，但双方都有弥合主义距离之努力；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思想兵分两路，形成了两大主义的对峙。国共关系破裂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政治精英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理论研究者；之后，两种身份的重叠逐步脱嵌，并演变为革命家与研究者两种类型的兵分两路。与“老师辈”革命者先清理思想资源、再投身革命斗争的行动轨迹不同，“学生辈”革命者大多是先投身革命运动、再进行思想革命。在新思想层出不穷、旧思想沉渣泛起的时代，极易被新思想所捕获的“新学生”成为打碎旧思想、旧制度、旧秩序、旧惯习的先锋力量。与农民知识来源于长辈的私相传授和个人的日常经验不同，新学生知识渠道、情感体验与理论反思的复杂性，使得新旧思想的对峙与统合，不仅会表现为不同观点人格化个体之间的外在冲突，也会表现为同一个体不同思想资源之间的内在张力。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复杂性定位，既与其阶级归属的摇摆性模糊性有关，又与其多重身份的隐蔽性叠加性密切相关。

一方面，知识分子定位的旧理论旧判断，已然无法适应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创党时期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定位的新探索，是在初步运用马克思学说基础上展开的。李大钊认为：“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邓中夏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出于阶级分析的隐忧，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被收买”且“分化最为剧烈”。但是，对知识分子身份和意识的警惕，都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相对包容的政策下退居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两种主义的尖锐对峙强势挤压了知识分子的摇摆空间，其群体结构与政治立场迅速分化。作为在平铺化、分散化中国社会承担支撑性力量的政党组织，势必生成强政党逻辑。无论是从国民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来看，还是从共产党淘汰与之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来看，都呈现出政党逻辑的强势挤压。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需要革命者的是非两分甚至单色透明，对知识分子思想、行为“整齐划一”的诉求成为政党发展逻辑的必然。大革命失败后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失联”“脱党”甚至“叛党”，以及部分党外知识分子未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立场一致甚至采取对立立场的政治选择，推动了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判定。虽然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不要笼统地反对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但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仍然存在，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且缺乏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的旧思想旧框架，已然无法适应苏维埃政权的新发展。思想的超越性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特质。如果没有思想的超越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就不可能产生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思想的超越性，成长于旧制度下的士大夫就难以演化为背离其旧制度的知识分子。一般而言，旧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旧经济基础及旧政治立场。正是基于制度导向与思想倾向之间的距离，以及先天经济基础与后天政治立场的背离，才使思想超越成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最为紧要的特征。陈奇涵在回忆苏区革命领导群体时指出：“这些人都是拥有封建地主地位或地主家庭出身受过中等教育的。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当然，“富农地主知识分子许多不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和靖卫团工作而来参加革命”的现象并非个例。农村地区是一个以宗族、乡党为权势网络的血缘、地缘社会，地方知识分子大多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熟知乡情，声望较高，了解地方政治态势、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外来知识分子虽在地缘、亲缘上优势不大，但因其职务、身份、见识和阅历，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和权威，并在苏维埃政权走向统一规制上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也存在不足。一是思想准备不足。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有不顾当地实际、照搬上级指示、造成巨大损失的外来知识分子；有不顾整体布局、考虑地方利益、沉溺分散主义的地方知识分子。由于身份构成、行为方式、权力来源的差异，肩负上层使命外来知识分子与体现基层诉求地方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二是理论创新不足。知识分子在填补政权与民众鸿沟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受制于机械模仿苏联模式，因此在新旧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统合中缺乏理论创新及渐进改进的勇气，对苏维埃模式的照搬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关系上缺乏回旋余地，并始终束缚在“旧的苏维埃式或国会式打圈圈”。

三、“新政权”与“旧书生”的距离：

政权建设的时代印痕

作为一种强力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组织蓝本，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实践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尚具有“旧书生”特质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仍与新生革命政权的要求存在相当距离。其实，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初，毛泽东便已然指出革命知识分子“旧书生”特质的局限。他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指出：“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但历史的吊诡，便在于相似剧情的循环上演。中央苏区时期，那些思想上试图超越传统权势网络的“新学生”却又不得不借助传统社会权势网络“旧书生”身份的掩护助力革命。在新政权与旧制度、旧力量的对抗、调适、磨合中，“旧书生”特质的局限再次敞露。由于思想的隐蔽性和身份的重叠性，思想革命远比政治革命要复杂，看似摧枯拉朽的政治力量往往改变的只是表面。虽然以新青年、新学生为主要构成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已然在代际更替中实现了思想的超越；虽然毛泽东在其后总结苏区经验时反复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治国、治党、治军；”但思想的超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仍然深受旧书生惯习及他者视域的牵绊与掣肘。这使得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张力的统合尚存在一定距离。

（一）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场”造成的“众声喧哗”

作为一个颇具离散化特征的集合体，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地域来源、出生年代、家庭环境、教育经历、知识结构、行动轨迹、生存际遇、性格习惯乃至于心理结构千差万别，因而分歧争议在所难免。有的争议局限于工作层面的思想分歧、观点争鸣和理论探讨。黄克诚曾回忆：“我同军政治委员贺昌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有的分歧则异化为政治批判、权势打压、组织惩办、人身攻击乃至肉体消灭。部分干部“大搞唯成分论……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搞乱了干部队伍”。从远景来看，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内普遍存在着对知识分子怀疑、排斥的态度，这一趋向在干部队伍工人化的“左”倾路线下进一步被放大；从近景来看，作为苏维埃革命中客观涌现出来的现实力量，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地位在苏区政权干部缺乏的情势下也被放大。“旧书生”特质便在干部队伍工人化纯洁诉求与苏维埃政权急需知识干部的矛盾中得以撕裂性呈现。

首先，知识分子“在场”极易造成所谓中农富农“窃取”苏维埃政权。富农、中农“窃取”苏区政权有三种情况：“党或红军要有一个政权机关来办筹款运输交通等，嫌贫农在本地没有活动能力，所以暂时利用富农来办事”；“各地党部多半是知识分子主持，朝内有人好做官，政权遂落在富农手上”；“群众不大会识字，不大会说普通话，不能不请一个比较漂亮的人来作军师，因此政权的中心就转变了”。无论是依托“社会人”身份掩护革命火种的地方知识分子，还是依托“政治人”身份规制苏区政权的外来知识分子，抑或是在干部队伍工人化诉求下以秘书、账房、军师等“知识人”身份反复出现的富农知识分子，都表明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旧书生”与中农、富农“经济人”身份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极易遭遇到敌对化对待的尴尬。

其次，知识分子“在场”极易造成苏维埃政府的“衙门化”倾向。张国焘曾经尖锐地指出：“苏维埃虽然设立起来了……不大像群众革命政权机关。这些群众在我们党在苏维埃内工作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不知政权是什么，只知学国民党政权的样式衙门化”，“有些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机关中简直没有革命气味，更谈不上做共产党员”。作为一种国家建设模式，具有平铺化特征且权力距离较短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重心下移，但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结构化、科层化的趋势。作为国家成长的重要阶段，结构化、科层化本就是无法规避的环节。由于肩负制度化整合使命的知识分子往往走在前列，这使其旧书生弊病的敞露与科层人特质的呈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知识分子“在场”极易造成政见分歧乃至“反水”叛变。在激流勇进的革命风暴中，具有政治权威的上层知识精英、贯彻组织意图的中层外来知识干部、熟悉乡里的地方知识分子之间的立场差异、观点分歧在正误相杂的政权探索中极易异化为政治批判、权势打压、组织惩办、人身攻击甚至是肉体消灭。在敌我较量“白热化”趋向日渐加剧的复杂环境下，个别知识分子的“反水”叛变在暴露其与苏维埃政权期待之间差距的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政策“左”倾。方志纯回忆道：“1932年12月，省保卫局从资溪撤到泰宁。保卫局长邓发，以后搬到建宁时换陈长清(后叛变)。当时肃反过左，杀了很多人，有很多好同志也杀了，太可惜！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成分不好或知识分子杀得更快。”在真敌人与假想敌的众声喧哗中，具有旧书生特质的知识分子极易被裹挟卷入。作为屡次跃出整齐划一的同路人，“左”倾错误进一步恶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二）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缺席”造成的“隔空对话”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场”所敞露的问题，并未因其离场“缺席”而有所改善，反而将苏维埃政权的局限推向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展开的国家雏形，苏维埃工农政权所能实现的社会整合范围和政治动员程度是有其限度的。虽然苏区政权砸碎了传统乡村社会错综复杂的权势网络并通过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方式重塑了具有封建宗法色彩的分散化社会；但在激发工农群众阶级意识和推进阶级划分清晰化的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对苏维埃这一尚未长成国家形态的理解也有其限度。随着那些熟悉乡里“旧书生”的离场和部分照搬教条“政治人”的出场，“清一色”苏区政权的战略构想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缺席”加剧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干部缺口。虽然中央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过去党的负责机关的指导人多系知识分子，因而不问工作的积极，工作的能力与是否坚决执行党的新政策，去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但大量知识分子仍被挤压出干部队伍。例如，经过1932年初肃反的闽浙赣苏区，“全省的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中特别是秘书文书中）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面对“唯成分论”盛行及知识干部缺乏造成的干部恐慌，毛泽东批评道：对待干部不能“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出身坏……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但是，追求纯之又纯的趋向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进一步被加剧。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缺席”加剧了苏维埃政权运行的梗阻。知识干部的缺乏，造成了苏区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空对话”。“有许多地方的政府，往往因负责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了解问题太差……对于上级的命令和文件，多半不能了解，也就不能执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固然许多地方政府的负责人，纯系工农成分，文化程度低下，缺乏充分的工作能力……无论对任何问题，均以‘我是工农，我也不晓’来搪塞。”这种隔膜在工农干部试图以命令主义坚决、彻底执行政令安排时进一步加剧。“群众怕苏维埃，厌恶苏维埃，成为普遍的事实。”一系列事实表明，文化程度对估计干部革命坚定性时没有很大关系，但“对于政治的发展和工作能力的进步则有很大的关系”。

（三）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成长”造成的“正误相杂”

与国民党政权的结构性内耗相比，苏维埃政权在整合分散化社会、再造党政军关系、建立现代化国家等方面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仅仅依靠工农两个阶级联盟革命的思想视野限制了苏维埃政权模式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空间，使其因过于纯粹而难以走出狭隘小圈子。因此，成长于尚未展开政权形态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势必会遭遇到正误相杂的频繁变易与随意干预。虽有第一身份“政治人”的统领，但文化惯习的分野远比籍贯来源、知识结构乃至身份归属上的差异要复杂得多，深刻印记在思维模式、性格特征乃至心理结构中的“旧书生”特质使其显得格格不入。

一是因人而“异”。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于个体性差异的互塑互动之中。作为一个极具离散化特质且在苏维埃革命中客观涌现出来的主体性力量，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命个体构成的。由于籍贯属地、出生年代、家庭环境、教育经历、知识结构、行为模式、人际网络、社会资源等诸多变量排列组合下生成的生命特质各不相同，因此个体性构成了厘清其群体贡献的重要单位。苏区初创时期，由于性格特征差异及行为处事风格不同所导致的群体隔阂、观点冲突、思想张力、立场分歧便已然呈现。例如，江华曾回忆：在临时中央迁入瑞金之前，“毛泽东同志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任弼时回忆道：自己“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脾气大、有时杀偏风等；而项英，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二是因势而“争”。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于特殊性类型的新陈代谢之中。作为一个极具合群化特质且在党政军机构中占据影响的支撑性力量，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由各具特色的亚类型构成的。无论是各类型内部自觉或不自觉的抱团互助，或是他者眼中刻意或非刻意的区隔标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类型更替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知识基础、革命经历的差异以及革命形势判定、政治观瞻考量的不同，类型之间难免存在观点分歧。随着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出场及“左”倾组织声势的扩大，政治精英的权势迁移迅速出现。例如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后遭遇排挤，他对贺子珍说：“上有尚方宝剑，下有迎合之辞，从会议一开始，我就处于挨批的地位。我是懒得争辩，我问心无愧，工作上当然有过失，但绝不是中央八月指示信中所言。”

三是因制而“歧”。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于阶级分析视野之下特定的角色空间之中。作为一个极具穿透化特质且在科层化组织中整合分散社会的能动性力量，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充分调动其差异化身份资源助力苏维埃革命。“身份”反映的是在社会网络中的客观关系以及身处某个结构且被位置体验内外张力所规定的个体；“角色”更多地意味着主观色彩，即通过对自己所处的位置、节点、网络能动地发挥正向或负向作用，但客观权力关系规定下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能动空间极为有限。因此，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局限，与苏维埃政权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其引介、运用苏俄模式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内在张力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张力与制度张力的“人格化”呈现加以区分。

结 语

现代国家成长与知识分子成长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地呈现于历史舞台的。在与分散化社会有机化统合的互动中，现代政党国家建设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步获得了新的成长逻辑，这便构成了两者分合起落的关键。作为现代化倡导者且与早期政党组织模式“共生”的知识分子，在整合社会力量、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到“新制度”与“旧山河”之间巨大的张力；作为具有知识人、社会人、政治人多重身份特质的知识分子，在调动身份资源、实现思想跃迁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到“新学生”与“旧力量”之间艰难的统合；作为集个体性、特殊性、普遍性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在将外来的且颇具现代化特质的苏维埃政权结构强力嵌入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的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到“新政权”与“旧书生”之间特定的距离。因此，深入分析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之间张力的统合及其距离，既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变量、路径为理解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又有利于深刻揭示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国家成长中所接续的历史逻辑、所面对的现实基点及可能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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